翁同龢在世時的士林評價爲什麼那麼差？

滿面憂國憂民，滿口假仁假義。
滿腹多忌多疑，滿身無才無識。

這是一段在甲午戰爭後流行於京師士林的人物風評。所指的人物是誰？今天的國人如果僅僅從教科書上了解那段歷史的話，可能會大跌眼鏡。這風評說的是兩朝帝師翁同龢。

在今日曆史教科書中，翁同龢可是一個形象高大的政治家，他是兩朝帝師，是清流領袖，是主戰派，堅決反對投降，是維新人士的有力支持者。

這些說法從字面上來看，沒有什麼大問題。但評價歷史人物，遠不是非黑即白的臉譜化那麼簡單。後世許多人評價從甲午之戰到戊戌變法，總認爲主戰派是正義的，主和派是懦弱的；帝黨是維新的，後黨是守舊的。而翁同龢站是光緒皇帝的老師，帝黨中堅，自然也代表正義。

歷史評價往往各取所需，以政治立場來取捨。而在當世時，時人對一個重要人物，更着重於他的人品，他的功過。

簡而言之，翁同龢是甲午之戰的重要推手。他如此做並非愛國，而是因爲翁氏家族和李鴻章的私怨。據說是早年李鴻章在曾國藩幕府時，因爲翁同龢之兄翁同書任安徽巡撫時，錯用苗沛霖，而擬稿參劾，翁同書幾乎喪命。他希望通過對日之戰來消耗李鴻章的北洋水師。如果清廷贏了，他是主站第一大臣；如果輸了，李鴻章的政治勢力自然受到打擊。

胡思敬《國聞備乘》有《名流誤國》條，詳述了翁同龢促成了“甲午浪戰”

甲午之戰由翁同龢一人主之。
同龢舊傅德宗，德宗親政後，以軍機大臣兼毓慶宮行走，嘗蒙獨對，不同值諸大臣不盡聞其謀。通州張謇、瑞安黃紹箕、萍鄉文廷式等皆名士，梯緣出其門下，日夜磨礪以須，思以功名自見。及東事發，鹹起言兵。
是時鴻章爲北洋大臣，海陸兵權盡在其手，自以海軍弱、器械單，不敢開邊釁，孝欽以舊勳倚之。謇等僅恃同龢之力，不能敵也。於是廷式等結志銳密通宮闈，使珍妃進言於上，且獻奪嫡之謀。妃日夜慫恿，上爲所動，兵禍遂開。
既而屢戰不勝，敵逼榆關，孝欽大恐，召同龢切責，令即日馳赴天津詣鴻章問策。同見鴻章，即詢北洋兵艦。鴻章怒目相視，半晌無一語，徐掉頭曰：“師傅總理度支，平時請款輒駁詰，臨事而問兵艦，兵艦果可恃乎？”
同龢曰：“計臣以撙節爲盡職，事誠急，何不復請？”
鴻章曰：“政府疑我跋扈，臺諫參我貪婪，我再嘵嘵不已，今日尚有李鴻章乎？”
同龢語塞，歸乃不敢言戰。後卒派鴻章東渡，以二百兆議和。自是黨禍漸興，杖珍妃、謫志銳、罷長麟，汪鳴鑾、同龢亦得罪去，謇及廷式皆棄官而逃，不敢混跡輦下。德宗勢日孤而氣日激，康、梁乘之，而戊戌之難作矣。

翁同龢的門生王伯恭在《蜷廬隨筆》中的記述佐證了胡思敬之說。

是時張季直（注：即張謇）新狀元及第，言於常熟，以日本蕞爾小國，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創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韙之，力主戰。合肥奏言不可輕開釁端，奉旨切責。
餘復自天津旋京，往見常熟，力諫主戰之非，蓋常熟亦我之座主，向承獎借者也。乃常熟不以爲然，且笑吾書生膽小。
餘謂臨事而懼，古有明訓，豈可放膽嘗試。且器械陣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爾從事。常熟言合肥治軍數十年，屢平大憝，今北洋海陸兩軍，如火如荼，豈不堪一戰耶？
餘謂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戰百勝，今確知己不如彼，安可望勝？常熟言吾正欲試其良楛，以爲整頓地也。餘見其意不可回，遂亦不復與語，興辭而出。

“吾正欲試其良楛，以爲整頓地也。”就是借刀殺人之術。借國事而報私仇，這樣做無論如何稱不上忠臣吧？

翁同龢能青雲直上，固然和自己的文章之纔有關，更與其門第昌隆相關。其父親翁心存也曾是帝師，是大學士，門生故吏遍天下。當治國理政，文章之才並不是最重要的。翁同龢一輩子呆在中樞做官，教導小皇帝，歷任各部侍郎和尚書，卻沒有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那樣帶兵打仗、任一方封疆大吏的經驗。他腦子活，會來事，卻心胸狹隘，嫉賢妒能。

官場公認這位翁師傅“好延攬，而必求爲己用，廣接納而不能容異己”。對嶄露頭角的官場新秀和才華出衆的年輕人，他一副禮賢下士的面目，延攬爲自己所用。如對同鄉張謇是這樣的，對力主變法、名聲甚著的康有爲、梁啓超亦是如此。甲午戰敗後，很難說他真心贊成變法，只是當時變法維新已成共識，各方所爭論的是如何變。翁同龢以慣用的手法，籠絡這一浪潮中的士林領袖，搶佔話語權和人事權。說來說去，就是爲了鞏固自己的權力。

如果說翁同龢給李鴻章使絆子，是因爲兩家有宿怨，還可以理解。甲午戰敗，李鴻章替整個帝國背鍋，因之失勢，一意主戰的翁同龢仍然身居中樞，炙手可熱，而對政壇上影響越來越大的另一位大吏張之洞打壓排擠，足可見其人品。

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中法因越南的控制權而爆發戰爭，這場戰爭是鴉片之戰後清朝軍隊少有的一次佳績，可在報銷軍費時，主政戶部的翁同龢處處刁難。隨着張之洞聲望日高，有讓其入軍機之議，翁同龢擔心張之洞進了軍機，削弱自己的權力，大力阻撓。張之洞的《廣雅堂詩集》中有一首《送同年翁仲淵殿撰從尊甫藥房先生出塞》。藥房先生即翁同書，被曾國藩參劾後，本來判了斬監侯（死緩），後來改爲流放伊犁；翁仲淵即翁曾源，翁同書次子，翁同龢之侄，同治二年中狀元，這一科的第三名即探花是張之洞。可見兩家交情匪淺。在輯錄詩集時，翁、張已經交惡，張之洞在此詩下自注：

藥房先生在詔獄時，餘兩次入獄省視之。錄此詩，以見餘與翁氏分誼不淺。後來叔平相國（注：翁同龢字叔平）一意傾陷，僅免於死，不亞奇章之於贊皇，此等孽緣，不可解也。

這等於一個大佬公開吐槽另一個大佬，張的幕府勸他將這段刪去，以免引起風波。張之洞堅持己見，將這段註釋保留，可見其心中之憤怒。

翁氏作爲，可以說辜負了太后，也辜負了皇帝。所謂“後黨”“帝黨”，原來並不涇渭分明，慈禧太后對翁氏父子是相當信任的，否則怎麼把親兒子和嗣子同治帝、光緒帝都交給他教導？作爲帝師和大臣，他本應該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極力彌合母子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對年輕氣盛的皇帝進行勸導，而不是相反。

若沒有甲申易樞——1884年（光緒十年）4月8日，慈禧發佈懿旨，將以恭親王奕訢爲首的軍機處大臣全班罷免的事件，恭親王仍然在中樞主持大政，翁同龢的勢力起不來，很可能就沒有甲午之禍。對翁同龢這個人，恭親王看得清清楚楚。馬勇先生於《戊戌政變的臺前幕後》一書中寫道，恭親王臨死前對來探視的太后和皇上叮囑要提防翁師傅。

對於翁同龢，恭親王根據自己多年共事與瞭解，以爲他不僅一味誇張，力主開戰，一錯再錯，以致十數年之教育、數千萬之海軍（注：應該指數千萬兩銀子打造的海軍），覆於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將國家從甲午戰前的坦途引領到現在如此危險境地，列強乘此機會大有瓜分中國之勢，德據膠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龍，法貰廣州灣，此後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謂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者，都是翁同龢誤導之過。至於翁同龢的人品，恭親王也相當瞧不起，他告訴皇上和皇太后，此人“居心叵測，並及怙權”，如果不對他進行防制，將來一旦他與康有爲等人聯手，必將禍及大清王朝。

恭親王的遺言，以及其他大臣的進諫，加上光緒帝本人的認識，終於讓皇帝做出決定，驅逐翁師傅。1898年6月15日，變法剛剛拉開序幕，是日爲翁同龢的68歲生日，皇帝對他下了一道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