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张弛 编辑|崔世海

中国的城市化，正呈现方向相反的两种趋向：大城市在不断扩张，而小城市则不断在收缩。在大城市扩张的喧嚣声中，一些小城市则呈现人口缩减的“逆城市化”现象。

东北边陲的地级市鹤岗，近日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这里竟然有1.6万元即可拿下46平方米二手房的“白菜价”楼盘。虽然后来证实，这些房子多为毛坯棚改房，不能代表鹤岗全市水准，但在全国范围内，鹤岗市中心均价2000元/平方米的房价也处于洼地。当地租房网站上，不少帖子都是“只要出取暖费，房子免费住”。

一个偏远的四线小城，房价低人们并不感到奇怪，但低到这个程度，还是大大超出许多人的心理预期。因此，楼市“白菜价”的议论一时四起。《证券时报》发表评论称，如果鹤岗楼市出现“白菜价”，只是一个偶然现象，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是第一个被发现的“蚁穴”，后面还跟着更多的“蚁穴”。

“我们一直在说扩张的城市、增长的经济、逐步增长的人口，那‘收缩型’城市是不是中国城市化的另外一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龙瀛的观点，正日益引发业界的共鸣。他率领的研究团队，在2013年至2016年间利用卫星影像监测了中国3300多个城市的夜色灯火，发现其中28%的城市灯光已日趋黯淡。

龙瀛估计，中国可能有938个城市正在萎缩，数目居各国之冠。他称，中国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将让外界进一步了解，情况是否进一步恶化。

被忽略的“收缩型”城市

中国国家发改委4月8日出台《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这份文件中有两个媒体焦点，除了正式明确“大城市全面放开落户限制”，还首次提及“收缩型中小城市”。

过去差不多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城市化一直是笃定的发展趋势。随着世界几大经济圈的崛起，人口缩减和“逆城市化”正成为一些国家和众多城市正面临的严峻的问题，截至目前还未有好的解决方案。

以前些年被广泛报道的底特律为代表，美国中西部“锈带”已经大量出现废弃的房屋和社区。前不久有一则新闻称，日本全国5000多户家庭单位（住址），有接近20%是废弃的状态。就连位于东京都的大田区，也出现了临街住宅被废弃的现象。

而一些学者的研究证实，中国也不例外。同样做“收缩城市”研究的首经贸大学副教授吴康发表文章称：2007-2016年间，中国有84座城市出现了“收缩”，这些城市都经历了连续3年或者3年以上的常住人口减少。而同一个时间段，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从不到3万平方公里，增加到5.4万平方公里。

吴康曾绘制过一幅地图，一个黑点代表一个“收缩城市”。地图上，东北地区的黑点已经连成线状。但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区域经济整体塌陷的地带，即便是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也有黑点成片出现。

“资源是有限的，一些城市的繁荣，必会带来另外一些城市的没落。”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上，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李迅雷表示。他呼吁，以人的自由流动为前提，来打破区域间的壁垒，消除种种行政体制约束，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进行及时修正，从而推动都市圈的发展。

“因为行政区划壁垒问题，各大城市都是在一定的行政区域里面，依据自身的发展来定位，缺乏系统整体思维，这很容易导致‘虹吸效应’”，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上，北京师范大学都市圈研究中心主任刘学敏表示，中国的很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没有带动周边地区，反而是在损害周边的利益。

刘学敏做资源枯竭城市调研时，去了河南灵宝和河北承德的一些矿区，发现由于城市内敛发展的缘故，那些地方已经越来越塌陷。他认为，未来城市的发展，需要一种系统和创新的都市圈思维。“中国已经进入到都市圈时代，我们要确立一种都市圈的思维，看问题要从都市圈的视角上分析问题”。

都市圈内外加剧分化

“三线城市全面放开落户，二线城市全部取消落户限制，一线城市大幅增加落户规模”。此次中国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行政指令要求地方政府放松户口控制。

至此，针对三类不同级别城市，中国已经有了三种户籍制度。有评论指，此番中国户籍制度空前放松，不仅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最重一击，也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思路彻底翻篇，传统的城镇化已然后劲不济，未来必须转换发展路径。

过去，以“土地城镇化”为核心的城市化建设，一直是既能够拿钱、也能够出政绩的事，政府通过圈地实现城市外观上的升级，通过卖地充实财政收入，在人口和就业正增长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一个完美闭环。

但现在，只靠卖地推进的“土地城镇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至于原因，业界专家倾向认为，中国虽然城镇化率已达59.58%，但并没有同步完成“人口城镇化”。“截至2018年，中国户籍城镇化率只有43.37%，相比‘土地城镇化’差了16.21个点”，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上，中国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徐宪平透露。

对中国城镇化进程停滞的担忧，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上一次针对这个问题的大规模争论，还是在2013年，也是中国旧版城镇化规划面世之时。当时争议的一个焦点，就是围绕“人”的城镇化。发改委的结论称，有些地方“过度依赖土地支持的城镇化的持续能力不强，或者说已经不可持续”。

按照发改委的解释，城镇化发展所有的问题中最核心的一点，是“人口城镇化”远远滞后于“土地城镇化”。2013年，全国名义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2%，而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大量的常住人口居而不融，成为转型内需型经济结构要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面临着户籍改革和土地改革两块难啃的骨头。

问题虽然找到了，但在此后几年的实践中，当初改革设想的大部分举措并没有落实，备受关注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差距，甚至有持续加大的迹象。为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在今年“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上疾呼，“防止城镇化提前进入停滞期”。

某种意义上，这才是此次新出台文件对户籍改革、放宽落户做出更大力度要求的根本原因。所以，新版文件中关于落户政策的放宽，绝对不是“以房地产发展促户籍改革”的传统思路。因为户籍松绑背后，有比房地产行业遇到困难、或者地方土地财政难以持续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遇阻放缓。而这，一度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

这对中国城市发展格局也将产生重大影响。户籍松绑，意味着区域间人口的自由流动将成为趋势，这势必进一步产生“极化”的效应：人口加速向大城市迁移，形成大都市圈。而离中心城市距离过远的边缘城市，将难逃“收缩”的宿命。

“造城热”须降温

人口流失虽是城市收缩最直观、最主要的特征，但在中国“收缩城市”的形成，不能忽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持续数十年城镇化而兴起的“遍地造城热”。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以上的新城（新区）超过3500个，其中，12个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规划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而要达到这些新城（新区）的预期规划目标，总共需要住进去34亿人口。

那么，到哪里去找这么多的人呢？中国国家卫计委曾有预测资料，称全国人口约在2029年达到峰值，为14.5亿人。这一数据，还不到新城新区所需人口的一半。

2016年“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34亿”消息曝光后，舆论哗然，这可容纳地球一半的人口，谁来住？学者也炮轰，这不切实际的规划，相关领导责任不可放过。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本来就有按捺不住的土地开发冲动，以城镇化为名大肆规划扩建新城、新区，不仅意味着看得到的政绩，在一定程度上还意味着增加地方升格的机会，官位也可能从“镇党委书记、镇长”变成“县委书记、县长”，再变成“市委书记、市长”。学者炮轰归炮轰，在这种强大的诱惑之下，“造城热”丝毫未有降温迹象。

不过，在龙瀛及其团队看来，“收缩”城市的出现，也并非坏事。

龙瀛认为，关键是每一个收缩城市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规划，追求精明收缩。量的收缩，不代表质也收缩，相反，收缩的规划，应该更关注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城市的空间品质。

此次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首次出现“收缩型中小城市”的提法，强调这些城市要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

不过，对于习惯了“摊大饼”式发展逻辑的地方主政者来说，这将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这意味着，过去经营城市的种种经验和手段，都将彻底失效，面临人口持续流失的局面，城市又该如何经营？

毕竟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城市化才刚刚到来，理解城市收缩显得更加不易。更糟糕的情况是，“城市规划官员大多假设中国的城镇都会无限期扩张，并以此勾勒未来发展蓝图。”龙瀛说。他们曾调查过60多个地方的城市发展规划，发现多数规划背离现实，其推出的基础建设方案和工商住宅发展项目，也与人口趋势背离。调查还显示，近90%官员表示遭受压力，必须用乐观预期来擘划城市发展愿景。

龙瀛警告，若不妥为因应，美国后工业城镇的衰败情景恐将在中国出现。他说，尽管中国和美国城市萎缩情况在许多层面不尽相同，但美国“铁锈带”的衰败景象，或许会成为若干中国城市未来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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