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冠肺炎疫情日趋严重，“钻石公主”号感染者超700人，日本本土感染者人数也已超300。为了应对疫情，日本已采取了学校停课的措施，要求企业实施错峰上下班、员工居家办公，北海道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着疫情的严峻挑战，两国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也有很多合作，但无论是整体策略还是具体措施，两国又都有很多不同。人们把两国的防疫措施进行对比，有人认为日本的防疫措施更为得当，而中国的管控过“硬”，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做法更为稳妥，而日本的防疫过“松”。实际上，中日两国防疫策略不同，是因为两国面临的疫情发展状况完全不同，不能简单对比两种策略孰优孰劣。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的暴发是“突如其来”的。人们开始对这种疾病缺乏了解，直到后面确定这种新型肺炎是由冠状病毒感染引起后，这种肺炎才被定名为“新冠肺炎”。当时，湖北医疗结构和公共卫生管理机构都措手不及，用于防护和治疗的器材、设备都准备不足，有些医务人员因防护不足感染。

疫情在中国暴发迅速，又恰逢春节假期，加大了防控的困难。由于春节放假，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大都停工，物流企业的运力也大打折扣，在疫情爆发之初，中国的防护用具生产企业受制于员工休假、原材料供应不足，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恢复产能。春节放假还让城市地区的食品、日用品和防护用品销售都受到影响，部分地区“口罩荒”加剧了民众的焦虑情绪。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采取了封锁疫情严重地区交通、居民小区封闭式管理等措施。这类措施为医疗和科研机构掌握更多病毒信息、调运急需的医疗物资争取了时间，最大限度减少居民外出，也是在疫情突然爆发时减少感染人数的有效办法。中国还实施了医疗物资集中调配，在企业短期内无法完全恢复产能的情况下，这样做可以将有限的物资集中到最急需的地方。中国初期采取强力防控措施是现实所需，这些措施的“紧”和“硬”或许让人们一时难以适应，但作为应急之策，却有效的控制了疫情。

中国的防控措施起于应急，重点在“防扩散”和对武汉等地感染者进行集中救治。相比中国，日本有更充裕的时间进行防疫准备，在救治感染者方面，压力也远小于中国。日本虽也是这次疫情的“重灾区”，但疫情暴发后，中国及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通报信息，让日本可以充分了解这种病毒，并根据本国情况制定应对方案。感染者人数开始快速增加时，日本已有准备，防疫措施逐步加强，中国也向日本提供了检测试剂盒，日本可以更好实施排查和病毒传播路径分析。日本企业没有像中国企业一样受到休假影响，疫情对日本生产、运输的影响也比在中国小得多，因此日本可以及时扩充产能。日本也曾一度口罩缺货，但很快就将口罩产量提升到每周一亿个的水平。为了强化北海道地区的防疫能力，日本政府决定向北海道居民发放400万个口罩，就是得益于日本口罩产能的迅速提升。

日本民众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做防疫准备，对新冠病毒的了解也比较充分，因而能够有条不紊的实施“自主防护”。民众个人防护能力较强，也让日本政府和企业可以减少“硬性”防控措施的使用。日本选择更多依靠民众和企业“自主防护”的策略，一方面是因为民众对新冠病毒有了较多了解，防护物资储备也较为充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少防疫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但是，日本的防疫也不是完全依靠民众自觉，在一些重点领域，日本政府也实施了比较积极的措施，比如要求全国中小学停课、强化入境管制等。

中国和日本有很多相同的防疫措施，比如学校停课，要求企业错峰上下班或让员工居家办公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减少人员聚集。中国和日本还都在全力扩充医疗防护物资产能，并加速新冠肺炎治疗药物和疫苗的研发，以提升防控疫情的能力。疫情在韩国、伊朗、意大利等国爆发，加剧了新冠肺炎在全球流行的风险，中国和日本都需要将更多精力放在“防输入”上，两国也因此都加强了对疫情严重地区入境人员的排查。

中国的很多防疫措施都是因应急而起，随着防控措施效果逐步显现和医疗防护物资产能的恢复，中国的防控策略也在逐步转向“常态化”。为了降低人们就医时的交叉感染风险，中国的一些医院临时取消了部分门诊，这种措施虽有必要，但也给患者造成不便。为了解决疫情造成的看病难问题，中国医院采取了网上问诊等新诊疗方法，还有些医院恢复了门诊。企业产能恢复，北京等城市的防护用品市场供应日渐充足，商场、药店、加油站都开始出售口罩，口罩供应不足问题化解后，中国的复工复产进程也能进一步提速。

中国并不是“一紧到底”，而是随着防疫态势而逐步调整策略，日本也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佛系”，而是条理清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和日本有很多合作和相互借鉴之处，两国防疫策略各有侧重，但防控重点都是阻断传播，尽量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运转的影响，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新冠肺炎已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日中两国更需各展所长，积极合作，共同遏制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