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學角度看，“顏值”——外形的價值——確實是有的，對顏值的研究謂之“美貌經濟學”。這一研究的突出樣本，就是時裝模特，他們展現在大衆面前最爲直觀的就是美貌。阿什利·米爾斯的著作，深入解析時裝模特行業的方方面面，探究時尚潮流背後的社會學意義。

本文原發表於《讀書》雜誌2019年10期，原題《時裝模特、審美勞動和超經濟邏輯》。

顏值，源自日語“顏面偏差值”，字面意思是指外形的價值。這意味着在消費社會，外形與其他商品一樣可以被估價及流通。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經濟學家丹尼爾 ·哈默米肖（Daniel Hamermesh）便開始關注勞動力市場中外形特徵與僱傭收入的關係。他在《美貌買單：爲何有魅力的人更加成功》（Beauty Pays: Why Attractive People Are More Successful）一書中指出，比起相貌平平的同行，外形出衆的員工更容易獲得高收入和晉升機會。哈默米肖將這一類研究命名爲美貌經濟學（pulchronomics），它說明好的外表的確能夠換來不菲的物質回報，相應地，人們爲美化形象進行種種改善與投資，也可以被認作是一種理性的行爲。但是，量化美貌的標準是什麼？這個標準由誰來制定？除了長相，身體是否也存在一定的市場價值？哈默米肖研究的職業領域並不強調外形，那麼，在一些幾乎完全由外形展示構成的行業，比如說演藝界，一種被廣泛追捧的外形究竟是如何製造出來的？

Beauty Pays: Why Attractive People Are More Successful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在肯定美貌溢價現象的前提下，美國社會學者阿什利·米爾斯（Ashley Mears）試圖在更廣闊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做出具體回應。她的《美麗的標價：模特行業的規則》（下引此書只注頁碼）一書，正是以時裝模特這一頗具神祕色彩的羣體爲研究對象，在質疑美貌的中性立場的同時，着力重現時尚行業錯綜複雜的生產運作機制。

時裝模特擁有先天的外形優勢，可謂是造物主的寵兒，他們身着當季最流行的服飾、完美地出現在潮流雜誌和各種推廣當中，在普通消費者看來，模特就是時尚的化身，這是一份讓人豔羨的職業。可惜事實並非如此。米爾斯一針見血地指出，贏家通喫纔是模特行業的通則：“時尚界只有極少數的人主宰最高等級，得到金錢與看得到的榮譽。”長期盤踞收入榜首的超級模特吉賽爾·邦辰（Gisele Bunchen）是大贏家，備受設計師喜愛的凱特·莫絲（Kate Moss）是幸運的，中國模特劉雯躋身世界超模之列，也是可喜的 —但除此之外，絕大多數模特的勞動付出與回報極不對等。

由於工作的不確定因素太多，有不少模特到最後只能宣告破產，這與人們想象中的光鮮與奢靡實在是格格不入。更關鍵的地方在於，大量模特的低收入狀況與外形是否出衆並無直接關係，這種局面應更多歸咎於他們的地位：時裝模特身處行業層級制的底層。在米爾斯整理並勾勒出的時尚文化市場生產機制裏面，模特身價不是一人說了算，而是由星探、經紀人、助理、造型師、攝影師、雜誌編輯、設計師等共同決定。至於這套機制的穩定運行，則有賴於對慣例、規則、客戶要求的共同維護以及小道消息的迅速傳播——“無形的社會世界一直運作在時尚背後，努力將文化價值加諸‘外表’之上。”也就是說，經濟學假設美貌與收入之間有普遍性的正向關聯；但涉及某些身體展示類職業時，這種聯繫卻被“不爲人知”地切斷了。米爾斯之所以能對時裝模特做出如此精準且獨到的剖析，與她曾是模特、後受訓於社會學的經歷有關。以學者身份“潛入”模特世界，米爾斯的實踐可以說是非常難得的。

1、“模特教授”身份與雙重研究視角

自青少年時期開始，米爾斯便在課餘時間兼職做模特。一直到二十三歲，當她決心離開這個青春飯行業、開啓新的學術生活之際，一名星探卻極力遊說她回到模特行業，並且反覆許諾一定會讓她出人頭地。出於對性別政治的研究志趣，米爾斯最終與紐約和倫敦兩家中等規模的模特經紀公司簽約。自此，她前後參加了“五屆時裝週，上百次面試，幾十種模特工作——走秀、雜誌棚拍和戶外拍攝、產品目錄拍攝、位於紐約第七大道的服裝展示室的試衣”等，甚至爲一線品牌走秀，足跡遍佈美國、日本、英法等歐洲國家。本書的田野資料，正是源自作者兩年半時間的親身實踐與參與觀察。在獲得紐約大學的社會學博士學位之後，她進入波士頓大學社會學系執教。因爲身兼模特與學者的雙重身份，米爾斯也被《紐約時報》稱爲“模特教授”。

阿什利·米爾斯（Ashley Mears）

阿什利·米爾斯（Ashley Mears）

《美麗的標價》研究的是時尚行業，這一面向豐富了自芝加哥學派以來，美國社會學更重視邊緣族羣的學科傳統。模特雖稱不上精英階層，但他們既是連接慾望與消費的重要中介，同時也具備與演員、歌手、名人或者偶像類似的“造夢”功能。作者的用意不只是在於揭露時尚界的黑暗面或者潛規則，而是在解開迷思的同時，通過從上而下梳理行業架構的方式，指出模特是一種新型的勞動力，以及他們的外形資本受到諸多因素的牽制。因此，該書在章節安排方面，除了前兩部分從市場體系角度進行整體介紹之外，研究的主體部分不僅對時尚圈的審美話語與行業規範進行了深入解讀，也從族裔、性別政治、商業與藝術的分野等多重角度補充闡釋模特在這一行的不同境遇。可以說，賦予模特的優越感抹去了個體大量的勞動付出，其中非白人和男性羣體不得不面臨更多歧視和剝削。

當米爾斯再度踏入時尚界，學者身份要求她既要思考田野調研中常見的倫理議題，更要決定以何種方式寫作。前者要獲得“內部人”的視角，且不說在海量的實地考察中“掙扎”“彷徨”是再常見不過的感受；後者——也就是自我民族誌的寫作方式——則讓問題難上加難：“我”如何分辨模特/生活和學者/專業之間的分野？關於對研究對象，同時也是“我”的“共情的理解”，又應該如何將箇中滋味展現給讀者？比如，米爾斯要謊稱自己十八歲、調整三圍數據，要日復一日地承受面試和試裝工作中常見的忽視、拒絕甚至羞辱。即便如此，在某些時刻，她卻打算延遲甚至放棄學業，做一名真正的全職模特。米爾斯道出了模特的外形、情緒和性格均面臨不同程度的審視與規訓，在我們熟知的人力、技術、知識等勞動生產力要素之外，“美”也構成了服務業經濟中新興要素之一。

2、審美勞動：好的外形與個性缺一不可

“美”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契機，離不開服務業的急速擴張，特別是品牌化、差異化經營的時代背景。“審美勞動”這一概念由英國社會學家克里斯·沃赫斯特（Chris Warhurst）、丹尼斯·尼克森（Dennis Nickson）、安妮·維茨（Anne Witz）三人（又稱“斯克萊德學派”）於二〇〇一年率先提出。在對某些英國服務和零售業的招聘廣告觀察過程中，他們總結出，這些廣告不約而同地要求應聘者具備“時髦”“新潮”“外向”“頗具魅力”“能言善道、形貌俱佳”等特質，簡言之，就是要“看上去滿意、聽起來恰好”，是相對於“硬實力”的反面存在。審美勞動遍佈零售、餐飲、酒店等服務行業，這些行業僱用外形與個性俱佳的年輕人，既能夠像“行走的招牌”一樣宣傳品牌特色，又能爲普通大衆提供中產階級的生活範式。

模特可以說是最能直觀體現這一類審美勞動的特質，這份工作需要一個高度物化的完美外形，因爲客戶僱用他們的終極目的，在於展示和銷售商品，讓大衆接受並踐行符合其利益的價值觀。爲了符合職業要求，模特們需要不斷地健身、節食、減肥來應對面試、試衣和時裝週，女模特必須儘可能地年輕、瘦削，男模要展現堅實的肌肉線條，而少數族裔模特要克服更多的難題，比如說膚色不能太深，五官、骨架包括氣質都要儘量接近白人模特標準。這份工作的另一特殊地方在於，其他工作的獲得需要長期的能力訓練，例如取得文憑、獎項、資格認證等，纔有可能贏得工作機會，工作內容大體上是長期而穩定的；但模特工作正好相反：大部分模特屬於“靠天喫飯”，有時候工作機會說來就來，個體幾乎沒有自主權或知情權，失去工作也找不到緣由。因此，另一位研究時裝模特的社會學者威斯辛格（Elizabeth Wissinger）認爲，模特們必須時刻“在線”，包括私人時間、拍攝狀態以及社交媒體層面等，直至它成爲一種生活方式。這是一種時刻履行的義務。

《情緒管理的探索》（The Managed Heart：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 阿莉·霍赫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著

諷刺的是，有時一名模特成爲“當季流行”的新星不是因爲好的外形，而是拜個性所賜，真正的考驗在於保持積極、外向、友好的個性，在頻頻遭遇無人告知理由的落選和失敗的時刻，尤其要“謹慎地避免情緒捲入”“積極應對拒絕”（159頁）。情感的職業化管理至關重要，這在後工業化社會似乎已成爲一種普遍的生存技能。社會學家阿莉·霍赫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情緒管理的探索》（The Managed Heart：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中發現，航空公司把乘務員的“微笑”當作服務產品的一部分納入管理，操控並規訓乘務員的情感表達；乘務員是情感勞動者，通過情感勞動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並在情感勞動中失去了自我。可以說，情感可能被控制或自我演化、自我壓迫成勞動過程的一部分。關於好的個性，米爾斯是這樣總結的：理想的模特可以隨時應徵和表達正確情緒；樂於工作；天性樂觀努力、無憂無慮。換句話說，模特的外形、個性，甚至真實的情感，都需要共同協作來承擔這份工作對他們無情的徵用。

3、超經濟邏輯：名望勝於金錢

外形與個性，只是模特工作的第一步，贏得業內地位與聲望，進而拿下廣告代言纔是終極目標。事實上，時尚行業與其他成熟的文化工業一樣，符號價值比商業價值重要得多。米爾斯在書中反覆提到，模特行業的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差距過大，以至於無法估計該行業收入的平均值。還有更關鍵的一點，金錢與名望不可兼得，獲取名望在諸多意義上都勝過純粹的金錢所得。雖然電影行業會區分藝術和商業類別，音樂也有古典、獨立和流行的分野，這或多或少帶點孤芳自賞的意味，但模特行業不同，名望是睥睨一切的存在。

劉雯

這種帶有古典餘韻的等級觀念，正是基於時尚行業由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形成的：商業圈和媒體圈。如下表所示，商業圈的好處在於能獲取長期穩定的經濟收入，客戶對模特外形、個性與年齡沒有過度要求，但這一選擇相當於斷送了在模特行業可能獲得的地位與聲望。而有名望的媒體圈模特卻可以跨界或轉戰商業圈繼續職業道路。前面提到的劉雯，正是在二〇〇九年前後包攬了各大著名時尚雜誌的封面，並創下亞裔模特單季走秀場數的最高紀錄（七十四場），同時成爲第一個登上“維多利亞的祕密時尚秀”舞臺的中國模特，她成爲時裝帝國難以複製的奇蹟。絕大多數模特依然要做出選擇，究竟是相信經紀人誇下的海口，還是選擇踏實拍攝商品目錄？

米爾斯斷言，商業圈沒有太多成功的懸念，因爲賭注幾乎都押在了媒體模特身上。從星探發掘到簽約經紀公司，再到推銷給客戶羣——他們有面試導演、造型師、雜誌編輯、設計師、攝影師等，這個估值羣體正是以經紀人爲媒介，由他們聯繫麾下模特和客戶，並共享“對時尚的熱忱和對於前衛外形的尊重”（221頁）、對服飾設計傳統的服從、超經濟邏輯等觀念來生產當季流行的“外形”。經紀人不需要高學歷，也沒有一個明確的估價體系指導，全靠人際關係和營銷手段，其中不乏哄擡模特身價等炒作手段。這種方式的弊端在於，他們所依賴的正式與非正式的信息共享機制，導致某種時尚的流行不過是一種相對封閉的圈內人競爭與合作的結果，與真正的價值判斷無關。

《美麗的標價：模特行業的規則》，阿什利·米爾斯著，張皓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

米爾斯的研究對於探討當代中國流行文化中一些“未命名”的社會議題具有啓發性。如今，名目繁多的美容項目在日常生活中逐漸普及，男性化妝不再罕見，娛樂行業更是產生了一種新的分工，叫作偶像，他們的工作與模特非常相似——不要求具備天賦或者專業技能，而是需要符合時尚潮流的外形，以及在社交媒體上盡責“營業”，表現友善、積極的個性拉近與粉絲的距離。在不少媒體報道的渲染下，偶像僅靠“外形”便能輕易獲取商業代言、演出機會甚至高額薪酬，但是，甚少有討論涉及解釋某一類外形緣何被標榜、被推崇，進而引發所謂“帶貨”現象，而偶像本身爲此付出的隱形勞動，也並未得到足夠的關注。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引入勞動社會學中的“審美勞動”概念，對分析本土語境下文化生產者網絡的構成、理解中國勞動力市場中“美”的表徵、“美”的功用，將會帶來新的、積極的啓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