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孟頫和鮮于樞，無疑應該是元代最傑出的書家中的兩位。而趙氏三十多歲時爲鮮于樞書其父《鮮于府君（光祖）墓誌》，不僅爲其早年書法，尤其是小楷碑版的典型力作，更是研究鮮于樞家世生平，乃至趙氏與鮮于樞交誼的重要文獻。且現知僅有二件原拓存世：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以下簡稱“北大本”）拓雖較早，惜有殘缺；故上海圖書館所藏（以下簡稱“上圖本”），遂成唯一全本。前者曾經縮小影印，收入文物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曆代金石拓本菁華》，後者也作爲“翰墨瑰寶：上海圖書館藏珍本碑帖叢刊”第二輯五種之一，2012年6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原色精印。

北大本《鮮于府君墓誌》

上圖本《鮮于府君墓誌》

正如近世學者柯昌泗在其《語石異同評》(《語石·語石異同評》，中華書局1994年4月）中指出的那樣：“宋元碑於文史之用最鉅”，由元代著名文人周砥撰文的《鮮于府君墓誌》，因記鮮于樞家族世系及其曾祖、祖父事略，更詳鮮于樞之父鮮于光祖（子初）生平行跡，而極爲有關研究者所注目，屢加引述。更重要的是，該志後附刻盛彪題記中，有“太常公既志鮮于府君之墓，未及卜兆而公卒。後十七年，當大德戊戌，府君之嗣樞，始得吉於錢塘縣西次孤山之原……其嗣樞年五十有三”諸語，由此，鮮于樞的確切生年爲南宋淳祐六年（1246），終得推定，從而解決了鮮于樞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基礎問題。

趙孟頫年輕時與鮮于樞初識之下，即一見傾心，結下友誼，並至終身。趙氏《松雪齋文集》中多有關涉兩人交往之篇什，其中《哀鮮于伯幾》長詩所述，似最詳備：

生別有再逢，死別終古隔。君死已五年，追痛猶一日。我生大江南，君長淮水北。憶昨聞令名，官舍始相識。我方二十餘，君發黑如漆。契合無間言，一見同宿昔。春遊每挐舟，夜坐常促席……奇文既同賞，疑義或共析……刻意學古書，池水欲盡黑。書記往來間，彼此各有得。我時學鍾法，寫君先墓石。江南君所樂，地氣苦下溼。安知從事衫，竟卒奉常職。至今屏障間，不忍睹遺墨。淒涼方井路，松竹蔭真宅。乾坤清氣少，人物世罕覿。緋袍儼畫像，對之淚沾臆。宇宙一何悠，悲酸豈終極。

因此，鮮于樞以父親墓銘書丹這樣的要事，鄭重請託，決非僅僅因爲趙氏擅書；而趙孟頫時雖年輕，卻以精楷小字盡心報命，也正緣於非同尋常的情誼。故清代王良常（澍）跋語中稱其“文外有筆，字中有韻，爲吳興楷書之冠”，洵爲真賞知音。而趙氏一生中，除爲鮮于樞父親書寫墓誌之外，又曾爲書法史上與鮮于樞齊名的另一元代書家康裏巙巙之父撰寫神道碑銘，亦可謂難得佳話。

趙氏三十六歲（1289）所書《姜夔蘭亭考》卷後自題中，已有“予自少小，愛作小字；邇來宦遊，無復有意茲事”之語，知其早在少年時代，就喜歡寫小楷。則其所用之功，當尤勤且深。五十六歲（1309）時重題此卷，又憶及二十年前其“爲郎兵曹”，即《鮮于府君墓誌》前題銜“奉訓大夫兵部郎中”時作書的用功趣向：“餘往時作小楷，規模鍾元常、蕭子云。”今觀其三十四歲（1287）所跋《孝女曹娥誄》、傳王羲之《大道帖》，以及三十六歲（1289）題錢選《八花圖》卷，乃至三十八歲（1291）所書小楷《過秦論》諸跡，皆楚楚有致，古趣盎然。而作爲“我時學鍾法，寫君先墓石”的《鮮于府君墓誌》，小楷規整，氣息典雅，多有魏晉遺韻，也正是其當時浸淫傳統的用心之作。雖然這類書跡與其後來中、晚年風格成熟的典型“趙字”相比，尚未完全形成所謂自家面目，但卻自然清新、生機時見，正如《畫禪室隨筆》卷一所收董其昌《跋趙子昂書過秦論》中指出的那樣：“吳興此書，學《黃庭內景經》，時年三十八歲，最爲善者機也。成名以後，隤然自放，亦小有習氣。於是贗書亂之，鈍滯吳興不少矣。”而據趙氏同時代的袁桷所記：“承旨公作小楷，着紙如飛，每謂歐、褚而下不足論”，則更可見趙氏的功力和自信，故當年鮮于樞就一言論定：“子昂篆、正、行、顛草，俱爲當代第一；小楷又爲子昂諸書第一。”

現存《鮮于府君墓誌》原拓二本中，上圖本曾爲清代著名碑版收藏家陸恭松下清齋舊物，故陸氏婿潘世璜之子遵祁所錄《須靜齋雲煙過眼錄》中有記：“松雪《鮮于府君墓誌》，小楷書石刻，後有王良常跋。”後歸著名金石鑑藏大家沈韻初，傳至其子筱韻（毓慶），又轉入葉昌熾之手，葉氏《語石》中曰：“元石至精之品有兩本：一爲宋仲溫《七姬權厝志》，一爲趙承旨《鮮于府君志》，皆希世珍也……《鮮于志》舊爲沈韻初孝廉所藏，其子筱韻來修士相見禮，以此爲贄，遂歸餘五百經幢館。”而具體時間，則葉氏《緣督廬日記》（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10月影印手稿本）有記：丁酉（光緒二十三年，1897）“六月十七日，觀漢石經殘字、舊拓磚塔銘、趙子昂鮮于伯機墓誌，皆沈韻初舊藏，小韻攜來，銘心絕品也”，“七月廿九日，沈肖韻來……願列門牆，以鮮于伯機墓誌爲贄。”雖然葉氏《奇觚廎詩集》卷下《題沈筱韻遺像》一詩開篇，又謂：“沈生沈生昔吾友，燕市來遊歲辛丑。登堂貽我青琅玕，金薤靈文世稀有（筱韻脩士相見禮，以趙承旨所書《鮮于府君銘》爲贄，舊拓孤本也）”，但據該集此詩編年，這已是癸丑（1913）年間的憶舊之說，今檢《緣督廬日記》，辛丑（光緒二十七年，1901）三月間，確有沈肖韻到京來訪並多有過往諸記，然皆未及拜師贄見之事，則葉氏後來詩中所憶，恐不如其當年日記所載準確。

葉氏得此，至爲寶愛，光緒二十八年壬寅（1902）其由京官出爲甘肅學政，即隨身攜往。晚清書畫收藏名家裴伯謙曾撰《河海崑崙錄》四卷，系其於光緒三十一年乙巳（1905）三月二十七日至次年丙午（1906）四月八日，由廣州遣戍新疆時一路所記，該書卷二乙巳十二月初七日記其道經甘肅，在葉氏任所獲見《鮮于府君墓誌》之情形頗詳：

初七日，晴，較冷。甘肅學政葉君昌熾借《落水蘭亭》，託君禹約餘一晤，談隴右金石。午後往。出示所得松雪書《鮮于府君碑》並敦煌千佛洞書經畫像……元《鮮于府君墓誌》，松雪五、六分小楷，略兼行意，《樂毅》十之六，《黃庭》十之四，與餘藏《趙府君阡表》墨跡相同而字較大、行較疏，正力追鍾、王時作，高於《閒邪公》數倍，明以來書家極稱之。惜石亡，世不多見。提學出示一冊，前有梁山舟楷書題簽，山舟書墓誌多用其意。後有王良常小楷一跋，稱爲松雪盛年經意之筆，並言松雪小楷《過秦論》三篇黃絹墨跡，爲其友人張叔佩所藏，因欲壽母，求售於人。以爲可惜，力阻云云。提學言此帖系沈韻初舊物，歿後其子出售，得之。生平收碑片數千種，惟此帖爲篋中之冠。

而葉氏《緣督廬日記》該年中，亦可見相關之記：“十二月初二日，劉君瑜來，未見。從裴伯謙處索得趙子固《落水蘭亭》真本……伯謙在嶺南以四千金得之。許留案頭，摩挲一日。”“十二月初七日，劉君瑜偕裴伯謙來，攜示趙松雪十札墨跡。亦出《鮮于府君墓誌》同賞，並以酒泉所得敦煌千佛洞唐寫經卷子，請其鑑定。亟嘆爲真唐經生筆。惟佛像三幀，皆不許可。長談至暮始別。”

葉氏之後，此本《鮮于府君墓誌》如何最終入藏上海圖書館，目前似未見明確記載。上世紀五十年代古典文學出版社所刊潘景鄭先生《著硯樓書跋》中，有其庚辰（1940年）六月八日所撰《五百經幢館碑目稿本》一跋，文中述及：

右鄉先輩葉鞠裳先生《五百經幢館碑目稿》五冊，分地系碑，都三千六百八十一種，而五百經幢不與焉……據先生日記，晚年以五百經幢歸諸劉氏嘉業堂，而碑刻石墨，則以三千金歸諸劉氏聚學軒。比孫君伯淵得劉氏石墨七千餘通，葉藏亦在其中。因從伯淵假讀其目，所藏石墨，以題名造像爲夥，分地系目，凡八十餘處。就餘藏篋勘之，得其十之二三……內資州簡州石刻十種，及江夏洪山寺建塔石刻十二種，猶是先文勤公舊物。今吾家舊藏，已如雲煙，予殫心蒐羅，二十年來，已逾萬石之數；乃先生所藏，可補篋中未有者，又不下二千種。恨餘綿薄，不能舉而有之，展翫斯目，徒令人增望洋之感而已。

此跋之後，又有潘先生補記：“按葉氏藏篋，旋向伯淵購得，並聚學軒所藏，都萬數千種，近已悉數捐諸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矣。”只是葉氏當年向劉氏聚學軒出讓所藏碑拓時，不僅已將五百經幢分開另售，且類似《鮮于府君墓誌》這樣的精品，好像也不在其中，刊佈於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所編《歷史文獻》第十九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2月）的《緣督廬遺札（下）》（夏穎整理）中，有葉氏當年將所售碑版裝箱打包後託曹元忠轉交劉氏一札，謂：“寒舍藏碑大小九笥，前日遣奴子歸併，疊爲四板箱、一皮箱，又一包大於牛腰，共六大件，特專車送呈。聞聚翁出遊，俟其歸時，敬祈轉爲檢交。偏勞至極，心感無既。此累累者訪求三十年之久……弟所以棄如敝屣者，其中苦衷當亦聚翁之所鑑及，無待弟之贅言。崦嵫已迫，心願早了一日是一日，務祈鼎言轉達，不勝感荷。”與《緣督廬日記》丙辰（1916年）六月十一日所記，基本一致。而札後附言，則爲日記未及：“再，舊拓精本、剪裱有題跋之本，言明不在內，重分亦承聚翁慨允賜還，將來編目之時，尚須拜求分神代爲留出。以隴石爲多，有多至二十餘分者。趙乾生藏石亦有三四分。先此奉告。”又今存上海圖書館並著錄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葉鞠裳先生手寫五百經幢館碑目初稿》中，亦未見《鮮于府君墓誌》。不過此“碑目初稿”雖有“潘景鄭收藏印”朱文長方印及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上海圖書館館藏諸記，但卻多有與潘跋所述不相符者：首先只是未釘稿一疊，並未分裝五冊；其次是著錄格式並非“分地系碑”，而是雜列碑刻名目，每條下各注其所在地名；再者目中不僅多錄經幢，且碑刻、造像、墓誌、畫像、題名等均也有不少，應該不是潘先生所跋之本。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同時又著錄另一種南京圖書館藏《五百經幢館碑目》稿本，已影印收入2017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圖書館藏稀見書目書志叢刊》，經檢閱，其爲方格寫本，共分五冊，分地系目，以造像題名居多，間附少數經幢等，但未見潘先生題跋及收藏印記，惟第一冊前另有一紙，爲統計“繆氏所無葉藏所有之數（查至唐末止）”，計由漢、晉直至隋、唐，“共一千一百十八種”。據《緣督廬日記》所記，葉氏當年出售碑拓，曾應買家要求編制目錄，則此本亦可能即當時用以檢核點交者。今通檢全目，仍無《鮮于府君墓誌》。

北大本雖自“適李擇善銘曰”至“又命其友餘”共六面約三百三十字不知何時缺失，由清代沈梧抄補，然因椎拓較早而文字泐損仍有少於上圖本者，其中最重要的是：上圖本第五開中“君諱光祖，字子初”之“祖”字已泐，而北大本（第八開）則完好；第八開中“拂衣而去”之“去”字剪失，“次淮安，卒於舟中”一句“淮”字和“於”字之間石花僅佔一字之位，則“安”“卒”二字必失其一，而北大本（第十二開）“去”字未失，“安”“卒”二字全，且不損。此外，上圖本第四開（北大本第五、第六開）中“高祖爲始金初”之“爲”字、“門人多第而己獨不第”之“獨”字，第六開（北大本第八開）中“盡颳去險縱之習”之“盡”字，以及第九開（北大本第十三開）中“與宋張忠定公”之“定”字等皆漫漶，而北大本均存。除此之外，北大本後又有沈琴齋、唐翰題、沈梧、劉鐵雲諸家題跋，多具研究價值。如抄補者沈梧題跋中，就拈出據該志後盛彪題記，可推知鮮于樞確切生年；又如由唐翰題三則題跋及所引相關文獻中，知此志原石曾“在保定一士人家”，而唐氏於同治五年丙寅（1866）從沈琴齋處獲此不全之拓後四年（庚午，1870），又“得見全文拓本於湖州鈕君蘭畹所”，“以索值過昂置之，後爲川沙沈韻初中翰購去。每一展讀，愴然久之”。再據唐跋記其所見全文拓本中“君諱光祖”之“祖”字已漫漶等特徵，則應當即爲今上海圖書館藏本。凡此種種，似皆可備一聞，且能證吳湖帆先生跋其自藏《金拓蜀先主廟碑足本》中所言：“唐鷦安與先外祖沈公韻初爲金石至交，故鹹、同間凡古碑舊拓，大江以南，不歸沈氏，即入唐氏。餘所收數十種中，兩家曾經收貯者，殆過半矣。”

國圖本《伊闕佛龕碑》沈志達題跋（局部）

北大本《鮮于府君墓誌》沈琴齋題跋

張廷濟跋沈志達舊藏《集王羲之書聖教序》

張廷濟跋沈志達舊藏《靈巖寺碑》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曆代金石拓本菁華》書後所附“圖版說明”中“鮮于光祖墓誌”條下，謂北大本曾經沈樹鏞（韻初）收藏，此不知何據；又謂該本後抄錄周士甫題記並自跋之“琴齋”即沈樹鏞，則誤。此“琴齋”即唐翰題跋語中所稱“沈琴齋學博”者，當爲道（光）、鹹（豐）間江蘇吳江人沈志達，國家圖書館藏何氏清森閣舊物唐褚遂良《伊闕佛龕碑》後，有其楷書長跋，署“咸豐五年七月初十日歐齋學人沈志達並書”，鈐朱文“志達”“歐齋”、白文“沈氏圖書”三印。比照北大本《鮮于府君墓誌》後沈琴齋題跋，字跡相同，當出自一手。另友人仲威先生《善本碑帖過眼錄》（文物出版社2013年7月）中著錄今在上海圖書館的顧文彬藏本《集王羲之書三藏聖教序》後，亦有咸豐五年六月立秋日歐齋學人楷書題跋，並附原件圖版，不僅字跡與國家圖書館藏《伊闕佛龕碑》及北大本《鮮于府君墓誌》後沈氏所題一致，且其所鈐朱文“歐齋”、白文“沈氏圖書”二印，也與前述沈氏跋《伊闕佛龕碑》所用三印中的後二方，完全相同。而上圖顧文彬舊藏《集王羲之書三藏聖教序》後沈氏題跋首行右下的“琴齋審定”朱文方印，又正是北大本《鮮于府君墓誌》後沈琴齋錄周士甫題記下所鈐之印。顧文彬藏本《集王羲之書三藏聖教序》後，另有金石學名家張廷濟爲沈氏所題一跋，款曰：“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八月十三日，吳江蘆墟沈兄琴齋先生屬書，嘉興竹田裏七十八歲老者張廷濟叔未甫。”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曆代金石拓本菁華》中所收《靈巖寺碑》後張廷濟“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八月十三日爲吳江蘆墟琴齋沈兄先生書”之跋，竟又在同年同月同日，故二者格式、用紙也幾乎一樣，而張氏此二跋中署款後鈐印，除“眉壽老人”一印前者用白文方印、後者爲朱文長方印之外，另一“嘉興張廷濟叔未甫”白文方印，也完全相同。

北大本《鮮于府君墓誌》後，又有晚清喜收金石碑拓的抱殘守缺齋主人劉鐵雲（鶚）題跋二則，除評說其所見趙（孟頫）書墨跡、拓本之外，其中一則並記“光緒乙巳（1905）年二月初八日歸抱殘守缺齋，價三十五元”，與《抱殘守缺齋日記》（中西書局2018年6月影印手稿本）中“乙巳日記”二月初八日所記“周謹生送《鮮于子初墓誌》來，合《杜順和尚記》爲五十元也”，正屬一事。後劉氏被清廷遣戍新疆，宣統元年（1909）卒於戍所，藏品盡散，此本又爲其友人、也是兒女親家的羅振玉所得。作爲近世收羅金石碑拓極富的研究者，羅氏曾列此《鮮于光祖墓誌》於其《墓誌徵存目錄》之中，以備訪求。今由北大本內“上虞羅氏”“叔言集古”二印，知其最終亦得遂願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