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尋槍》時的陸川還是一個新晉導演的話，那麼在《可可西里》中，做爲編劇兼導演的他已經日漸成熟起來，並使電影印上了極其強烈的個人色彩。

影片在2004年也獲得了第41屆臺北金馬影展最佳影片、最佳攝影以及第2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亞洲電影等衆多獎項。

李澤厚評價《可可西里》是中國電影美學的革命；中國哲學家趙汀陽在影評 《可可西里的最後一槍》裏將《可可西里》的品質歸結爲真實且有力量；美國的哲學名家羅蒂也稱其爲十年來看過最好看的電影，爲其充滿力量感的真實所震動。

《可可西里》是根據真實故事改編而成。1985年以前，可可西里生活着大約100萬隻高原動物藏羚羊，不過隨着藏羚羊絨的價格暴漲，可可西里爆發了對藏羚羊的血腥屠殺。

大規模的屠殺藏羚羊▲

從1993年起，可可西里周邊地區的藏族人和漢族人在隊長索南達傑的領導下，組成了一支名爲“野犛牛”的巡山保護隊，隊員們志願進入可可西里，冒着生命的危險進行着反盜獵的行動。前後五年多的時間中，兩任隊長索南達傑和扎巴多傑都先後犧牲在了可可西里。

索南達傑▲

二十幾個平凡的人，走着一條不爲人知的朝聖之路，卻堪比虔誠匍匐向前的信徒們。他們對於生命本身的理解也許遠遠比平常人更加的透徹，所以纔會走上那一條明知可能不會回頭的道路。

扎巴多傑▲

陸川在得到了這個故事素材之後深受感動，決心把故事拍攝成電影。在拍攝此片的時候，他前前後後在可可西里呆了兩年的時間。期間他多次跟隨可可西里當地的巡邏隊員進入無人區，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最後又經過了反反覆覆八次的劇本修改，才終於可以開拍。

2003年8月影片正式開拍，陸川率領一百多人進入了可可西里無人區，拍攝過程全部都在海拔3800米以上，其中爲了達到真實的效果，劇組還在可可西里高原的最高峯布格達爾峯6200米處取景拍攝。

電影拍攝過程異常的艱辛。因爲條件艱苦，很多人員出現了強烈的高反，還有肺部感染、心臟病發作的情況出現，電影拍到最後，劇組從開始的一百多人變成了最後只剩六十多人。原定計劃三個月拍攝完成，最後因爲進行異常緩慢而超期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在拍攝的過程中，來探班的美方合作者艾利克斯還因爲車禍去世，爲此陸川情緒失控而嚎啕大哭。

影片講述了記者尕玉進入可可西里，和巡山隊的隊員們爲了保護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和生態環境，與藏羚羊的盜獵份子頑強抗爭甚至不惜犧牲性命的故事。尕玉本來是個警察，爲了調查藏羚羊被獵殺的情況，他假扮記者來到了氣候寒冷，空氣稀薄且含氧量極低的無人區可可西里。

在這個人類生存的“禁區”，尕玉目睹了一幕幕人性的貪婪和人類與環境的狂暴衝突。首先是藏羚羊保護站的巡山隊員被盜獵人槍殺，然後他見到了更加悲慘的場面，高原上留下的那些只剩嶙峋的藏羚羊白骨。巡山隊員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中追捕兇手，隨時都面臨着生死的考驗。巡邏隊只有三輛巡邏車二十多個人，卻要面對成千上萬的盜獵分子。盜獵分子從四面八方而來，可以說巡邏隊員面對的就是像大海一樣的敵人。

印象深刻的畫面是，巡山隊的隊員們每一次見面和分開都會相互熱烈的擁抱和祝福，彷彿每一次的見面都會是最後一次一樣。簡短的“保重”兩個字蘊含了一種深深地祝願，他們希望自己的戰友們都能平安，都能活着再次見面。

電影以天葬開始再以天葬結束，這儼然是一部關注死亡的片子，也是一部見證死亡的作品。消失在天葬臺上的人們，從此和雄鷹在一起，從此也和可可西里永遠的在一起。

藏族人對於死亡的理解比一般人都要透徹一些，他們從小便在宗教信仰中學習如何面對死亡。正因爲這樣，他們其實更加的敬畏生命，更加的信奉衆生平等。因此會幫助我們去理解他們爲什麼會不惜自己的性命而要去保護藏羚羊的生命了。在大自然的面前生命都是平等的，沒有高貴和低賤之分，只有善良和邪惡之別。

畫面中純淨的雪山、白雲和藍天之下，卻是一場場骯髒而血腥的交易。這個離天堂最近的地方，殺戮和死亡卻如此的真實，生命這樣的蒼白脆弱。可可西里，也許僅僅只是一個代名詞而已。它可能更像人內心之中那些隱藏的最原始的毫無察覺就會被點燃的惡。在無人管束的荒蠻之地，人性的兇猛更加讓人感到恐懼。

陸川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說，“可可西里不相信眼淚。大家對於哭泣者沒有同情，大家覺得你在哭，你就是很低級。但實際上確實有人在真正的哭泣，但是因爲太多人在虛假的哭泣，所以它被中和了，變得毫無價值了。”聽上去似乎有些悲觀，但後來他又說到，“一個理想主義者一定是會像羊一樣被‘人’幹掉的，人都會死的，早晚都是一槍，但我們還是要挺着子彈繼續迎上去。我總覺得，當理想主義者越來越多的時候，這個國家就會變成一個理想的國度。”

也許，當索南達傑隊長在他所堅持的世界之中迎着槍向前的時候，陸川也看到了自己的模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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