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由知識實驗室舉辦的“共生課堂”學術論壇在上海中心開講，作家王蒙、病毒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聞玉梅、北大前校長林建華、國防大學少將朱成虎等10名各領域頂尖學者齊聚一堂，與觀衆分享他們的所見所感。

知識實驗室介紹，共生課堂是未來共生型組織的縮影，期望打破學科邊界邀請跨學科學者聯袂主講，分享可持續發展的真知識；打破學商邊界，首創共生合作機構模式，探討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家王蒙在現場講解《紅樓夢》

作爲作家，王蒙有着文學家的激情；作爲一名學者，所以有着社會學家的冷靜，由此交織品評出的《紅樓夢》一直有着可意會而難說清的悲喜共鳴。在這期的共生課堂現場，他以《紅樓夢裏的石頭》爲題，爲更多人走進“紅樓”打開了一扇全新的大門。

《紅樓夢》最早的名稱叫《石頭記》，題名已經說明了石頭的重要性。首先，這是來自女媧補天故事中的那一塊無才補天的“多餘的石頭”。王蒙認爲，這與一個世紀之後俄羅斯文學當中出現的“多餘的人”有所呼應，那是對俄羅斯現狀不滿，但卻陷於空談、嘆息浪費生命的一羣人。

“對於賈寶玉來說，他哀嘆自己也是‘多餘的’，被大家稱作‘富貴閒人’，聽起來有錢有閒，卻不知背後無事可做的那種多餘感。賈寶玉很反感別人對他說多唸書，提及修齊治平、爭取功名、光宗耀祖。他每每聽到便大發脾氣，因爲這使他倍感‘無才’，內心十分痛苦。”

王蒙說：“《紅樓夢》裏的石頭也是一種自然的存在，有着物件的冷漠。而石頭本身，也有着石頭的凡心、好心與了心、大荒心、無稽心、青埂（情根）心。中華文化對玉是褒獎的，而含玉而生給寶玉和黛玉帶來了無限的痛苦，這塊玉最終也成了二人悲劇愛情的紀念物。”

聞玉梅

2018年11月，84歲的聞玉梅榮獲中國免疫學會終身成就獎。已是耄耋之年的聞玉梅老師在共生課堂的講臺上不僅展現了傑出的學術素養，同時也身體力行地回答了一名合格科學家應當具備的社會責任感。

“免疫就是免除疾病。它是生物體跟外界做鬥爭的一個產物，”聞玉梅介紹，“我們身體有兩種免疫，一種是固有免疫，也就是天然免疫，由進化而來。皮膚的脂肪酸、眼淚、唾液、淋巴結、白細胞、血清等都術語自然免疫系統。另一種是獲得性免疫，包括抗生素、靶向治療等方式。免疫也是有指揮系統，神經內分泌跟免疫也有關係，免疫是全身的。”

“跟病菌的鬥爭，其實也可以分成陣地戰和反恐戰。持久地對付慢性感染，就相當於反恐。針對持續性感染的主要治療方式是切斷經濟與武器來源。但是對於慢性感染的治療要注意針對性，別誤傷自己。儘量保持動態平衡，儘量不搞全面戰爭，要用一切的手段，保護自己的身體健康，保護自己身體的平衡，使它保持和平。而信心是最重要治好疾病的來源。”

林建華談高校精神

教育，是大衆都非常關心的話題。“北大從來不止是一所學校，她是人們心中的圖騰，”北大前校長林建華說，一流的大學不是追求數量，更需要的是一種品格、一種精神，而這是需要管理來錘鍊的。學者和學生纔是大學的真正核心。

中國高等教育的變化，多源於資源和規模的驅動。林建華認爲，目前中國高等教育還未能提供足夠的學術和人才支撐，未能滿足社會公衆多樣化教育的需求，未能達到教育資源均衡、實現教育公平。大學的治理，需要大學的品格和精神。大學的核心是人，是學者和學生。聚集最優秀的學者，讓其充分發揮潛力；另外要釋放每個人的潛力，發揮其創造力。

“如果大學是一個齒輪箱，那它的每一個齒輪都是主動輪。一方面要有良好的學術氛圍，營造良好的環境和學科的佈局，讓每一個人的潛力都能夠充分地發揮出來。同時要有共同的使命和共同的願景，要有一個精神文化和共同的價值導向，要有制度來保證大學中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基層組織都是協調的，”林建華說。

今天的世界格局到底是什麼？國防大學少將朱成虎概括道，就是一超主導，多強制衡。中國一定要成爲一極，大國崛起，經濟固然重要，但風雲變化的國際環境下，國防和國防教育同樣重要。

朱成虎

朱成虎說：“中國目前還不是一極。通過發展來縮小與美國的差距，讓中國成爲一極是比較現實的目標，而其他國家或區域不太可能成爲一極。而中國之大國崛起必須經過六個坎：第一，因主動權不在手中而導致的安全困境；第二，必須得到美國的認可；第三，祖國的統一大業還有待完成，這成爲美國遏制中國的一張牌；第四，人民幣國際化還沒有達成；第五，需要發展高端製造業；最後，一個國家的崛起需要強大的軍事實力後盾，因此每個人都應該關心國防，國防是國家的頭等大事。”

17次進入北極地區，花費10年期間探訪北極圈145個人文生態區，極地“行者”王建男則帶着他的旅行記錄來到了共生課堂的講臺。爲衆人描繪了一場人與自然間共生共榮的圖景。

北極人文觀察家王建男

“北極，有因紐特人，近親涅涅茨人，還有楚科奇人。他們與萬物亦神亦友：與馴鹿共生共存，衣食住行全依賴它；爲確保麝香牛的繁衍，他們只捕食不斷追逐後體能最弱的那隻；三文魚迴流時期，爲尊重生命的延續，他們不會濫捕亂殺；他們只以一根小矛、一艘小船捕鯨，爲死去的鯨魚祈禱，再同所有住民分享；指路石下的食物、冷庫裏的鹿肉從沒有人想要獨吞。”

王建男說，現代文明無從知道他們如何準確預測座頭鯨的數量，也無從知道他們捕鯨的手法如何不失傳，但卻在以各種方式，使得這種文明正逐步消失。強制定居、現代交通、寄宿學校……他們不再能夠狩獵，垃圾食品使他們失去原有的體能與健康，他們逐漸丟失了自己的語言，導致年輕人無所適從而自殺率增長。“天造萬物，各從其類，各行其道，各得其所。要和諧共生，必須道法自然，敬畏大自然。”

“上海人”抑或“鄉下人”？復旦大學教授於海在共生課堂告訴你這座“魔都”的前世今生。今天的魔都，或許發生了巨大變化，但依然承襲了過往的魔性，連接着中國本土與世界，包容着歷史與當下，時刻蘊藏着挑戰與機遇。

如何以上海話解釋上海精神？於海認爲有幾個詞一定要提到。“首先，上海‘市口好’，上海處在遠東航運的焦點位置和大西洋歐洲與美洲之間的正中位置，地理上的事實創立了上海。其次，是‘路數’。‘路數’的定義是合理性、專業性、善意但有距離、講規矩而獨立、溫和但不失冒險精神。上海人擠公交的舉動體現了其善意；“文革”期間上海工廠的高開工率、低受損率體現了專業性、守紀律；而時任黨委書記鄭榮發與田子坊的建立，則直接體現了上海人的冒險精神。再到‘模子’，講究做人做事要有擔當，要像樣；個人頭上‘一爿天’；人人都要‘扎臺型’。上海人懷舊，所以總愛說‘老底子’，而正是過去創造了未來。

於海

於海說：“因此‘鄉下人’也不盡是歧視，反而是督促，因爲上海人也都是原本的‘鄉下人’。追求卓越和獨一無二是上海骨子裏帶來的。只要上海一如既往的海納百川，上海的傳奇必將繼續。”

2018年5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BiMBA商學院院長陳春花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了《管理整體論及七個原理》文章引起學界和企業界的雙重轟動。在艱難的數字化生存時代，她再次爲企業管理實踐者獻上新的組織管理邏輯。

當今世界不容許獨善其身，與萬物共生纔是生存之道。組織今天遭遇的挑戰是什麼？如何應對這些挑戰？

陳春花認爲目前有三大巨大變化：第一，市場深度關聯而表面無序；第二，不再有註定成功的金科玉律；第三，新挑戰無法預知。

陳春花

“如今，績效由組織外部因素決定，其核心不再是分享而是協同，組織面臨的挑戰也有所變化，這就是提出共生型組織的原因，由一個網絡來陪同做價值創造。共生型組織中的各成員互爲主體，協同效果，組織整體多利、柔韌靈活。共生型組織要求認知上的突破，打破邊界，員工的邊界、顧客的邊界，找到自己不可替代的價值。找到這個價值之後，專注其上，‘慢就是快’。”

陳春花認爲，共生型組織有四重境界：共生信仰、顧客主義、技術穿透、“無我”領導。而堅持共生，需要我們將傳統競爭思維拿掉，將價值的分離重新整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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