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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殷墟妇好墓出土人像和红山文化人像的对比分析，总结出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人像受到了红山文化时期人像造型特征、使用传统等方面的强烈影响。此外，妇好墓还出土有受红山文化风格影响的圆雕蜷体玉龙和明确属于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所以，商代文明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及商文化的起源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有密切传承关系。红山文化时期，原始宗教信仰发达，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观念发展成熟，这两者均为商代祭祀活动的主要对象。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表明， 商王朝缔造者的祖先可能源自西辽河流域。也正因如此，我们认为形成于距今5300-5000年的红山文明，应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城，位于河南 省安阳市西北郊。1976年，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对殷墟妇好 墓（M5）进行了发掘。该墓埋在一座 商代房址之下，未遭破坏，墓主人为商 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庙号“辛”， 卒于武丁时期。该墓出土各类随葬品十 分丰富，共计1928件，其中铜器468件 （未计小铜泡）、玉器755件（未计少 量残片和有孔小圆片）、石器63件、 宝石制品47件、陶器11件、骨器564 件（未计残损严重的笄头）、象牙器5 件、蚌器15件。此外，还有红螺2件、 阿拉伯绶贝1件、货贝6820余个。

妇好墓出土的玉石人像资料，对研 究商代人的发式、服饰以及礼仪姿态均 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人像造型具有鲜明 的时代风格，而某些方面如冠的形态、 人物坐姿等均能在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文 化中找到传承的依据。

一、妇好墓出土玉石人像分析

妇好墓共出土玉石人像标本15件。 其中，玉人13件、石人2件。玉人之中，又包括圆雕人像及人头像5件，浮雕人像及人面7件，人兽合体头像1件。

以上的15件人像标本中，根据雕 琢工艺的不同，分为圆雕人像和浮雕人像两种。圆雕人像共8件，又可分为 整身雕像和头部雕像两类。整身雕像5 件，分别为M5︰371、M5︰372、M5︰ 375、M5︰376、M5︰377（图1）。 头部雕像3件，分别为M5︰534、M5︰ 374、M5︰577（图2）。圆雕人像特征具有较强的写实性，着重表现人物的发饰、服饰以及面部表情、人体姿势等。 浮雕人像共7件，也可分为整身雕像和头部雕像两类（图3）。整身雕像6件，分别为M5︰373、M5︰ 518、M5︰987、M5︰470、M5︰959、M5︰357。头部雕像1件，为M5︰576。浮雕人像特征具有一定的抽象性，着重表现出冠和 人体蜷缩的姿态，用特定纹饰表示人体的特定部位或衣纹。

图1 妇好墓玉石圆雕整身人像

图2 妇好墓玉石圆雕头部像

妇好墓出土的整身人像中，根据姿态的不同，可分为坐姿、跪姿和站姿三种姿态。以M5︰371的姿势为例，发掘报告 写作“跪坐”。“坐”“跪”在古代实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姿 态。坐姿小腿着地，臀部压在脚后跟上，是坐具出现之前较为 主要的、正式的休憩的姿态。《说文》：“坐，止也”。跪姿 亦为小腿着地，但臀部与双脚却是分离的，跪是礼仪性动作， 多表示对宗教、祖先、天地、君王、父母等的虔诚、惧怕、尊 敬等心理。《说文》：“跪，拜也”。另外，有的文章中把这 一类姿态称为“跽坐”，“跽”与“跪”类似，跪姿将起，耸 身直腰，谓之“跽”。妇好墓中出土玉石人像中，属于坐姿的共5件，分别为M5︰371、M5︰372、M5︰375、M5︰376、 M5︰377。这些人像均弯腿曲膝，小腿着地，上身略向前倾或直立，头略向下低，神态安详。属于跪姿的共4件，均为片状浮 雕人像，分别为M5︰518、M5︰987、M5︰470、M5︰357。 这些人像均双腿弯曲，膝部向前，臀与脚呈分离状态，双手曲 于胸前。除标本M5︰357掌部自然张开，掌心向外，其余3件均 攥拳于胸前，表现出祭拜的礼仪姿态。属于站姿的仅有1件，为 M5︰373，阴阳合体，一面为男性，另一面为女性。男性直身 耸肩，双手放在胯间，膝盖略内屈，胳膊和腿上以细线刻划出 肌肉，雕琢手法细腻（图3）。女性的形象与男性近似，但眉较 细弯，双手置于腹部，有阴部的刻划。

图3 妇好墓玉石浮雕人像

关于此件阴阳玉人的文 化价值、内涵与寓意等问题有专门的研究文章，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在此不做赘述。妇好墓出土的玉石人像表现出的发饰较为多样，分有冠和 无冠两种。有冠的共6件，分别为M5︰371、M5︰376、M5︰ 518、M5︰987、M5︰470、M5︰357。M5︰371、M5︰376为 圆雕人像，冠的形状比较清楚，其余4件为浮雕人像，只表现出冠的轮廓。M5︰371，戴圆箍形冠，冠前连有卷筒状饰。头顶露发丝，梳长辫一条，辫根在右耳后侧，往上盘至头顶，由 头顶绕至左耳后侧，又由左耳侧伸向右耳，辫梢与辫根相接。 M5︰376，戴一较宽的圆箍形冠。头发向后梳，贴垂于脑后，在右耳后侧梳成辫，向上盘至头顶，经左耳后侧，再至右耳 后，辫梢压在辫根下。无冠的共8件，分别为M5︰372、M5︰ 375、M5︰377、M5︰373、M5︰534、M5︰374、M5︰577、 M5︰576。其中，M5︰373、M5︰576为浮雕人像，只刻划出 发髻的轮廓，发髻位于头顶左、右两侧，髻角向外，左右对称，或为插入的笄状装饰物。其余的均为圆雕人像，发饰较为 清楚。可分为有辫和无辫两种。有辫者仅1例，为M5︰372，头发向上梳起，在头顶中心梳小辫一条，垂于脑后，辫上似缚有发 绳。其余均无辫，有垂髻和头顶短发两种。垂髻者以M5︰377为 例，脑后有下垂的发髻，发髻之上有半圆形的“发饰”。头顶短 发者以M5︰375、M5︰534为例，顶留短发一周，发丝较粗。

妇好墓出土的圆雕整身玉石人像中表现出衣纹的共4件，分别为M5︰371、M5︰372、M5︰375、M5︰376。M5︰371，身着衣，交领垂于胸，长袖至腕，袖口较窄，腰束宽带，带上有“米”字形纹样。衣下缘似及足踝。衣上施云纹和目形纹，右侧下缘有蛇形纹。腹前悬长条形“蔽膝”，下缘至膝部。似穿方头鞋。M5︰372，刻划有衣纹，圆领，窄袖，袖口至手腕部。 胸前为兽面纹，后背为云纹，两侧为头部相对的蛇纹，共4条，分别刻划在四肢侧面，左、右对称分布，赤足。M5︰375，身部着衣，长袖窄口，衣襟不明显，后领 较高，衣下缘及臀部。背后衣服上雕刻有云纹，似着鞋。M5︰376，衣纹不明显，只在腹部悬长条形“蔽膝”，下缘至膝部。

以上人像中，根据造型或人物的发饰、服饰及姿态的不同，其使用功能也有差异。具体可分为祭祀类和装饰类两种。祭祀类人像以M5︰371为例，坐姿，身部着衣，腰左侧佩一柄状装饰，上端作卷云形，下端弯曲呈蛇头形。柄一面饰节状纹和云纹，与衣纹不连。此件玉人腰后的柄状装饰，较为奇特。发掘报告推测其可能为表示武器或具有某种含义的器物。根据对商代出土器物中类似造型器物的考察，这种所谓的柄状装饰应为龙纹的简化或代表某种飞 翔的含义。妇好墓出土绿松石人鸟合体像（M5︰377），或亦表达人能够像鸟一样飞翔的意愿。四川省成都市金沙遗址出土的1件青铜龙首浮雕（2001CQJC︰506）（图4），龙首张口露齿，上颚前端有两个并列的倒勾形牙齿，其后为一个两侧相向、勾尖外卷的“牙齿”，与妇好墓M5︰371人像腰后的柄状装饰物极为相似。铜龙首脑后的勾角，与红山文化“C”形玉龙脑后的勾角相同，均应为表现飞翔的羽翼。另外，在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葬发现的玉器中（图5），也有类似的造型。如人首鸟身玉珮（M27︰120-3），头顶装饰有S形勾角，身后及尾部的羽翼均与妇好墓玉人的柄状装饰物类似；回卷形冠凤鸟 （M28︰73-A），脑后有卷云状勾角，尾部羽翼亦与妇好墓玉人的柄状装饰物类似。叶家山西周墓地还出土1件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M65︰146），应为抽象的玉龙造型，器体左上部为简化的龙头，其蘑菇形装饰角与妇好墓出土玉龙头部蘑菇形角极为相似，其上有钻孔示目，身体向内卷曲。妇好墓出土的装饰 类人像以M5︰518、M5︰470为例，片状浮雕。下端呈三角形榫状，上有圆孔，可用于插嵌。

图4 金沙遗址出土青铜龙首浮雕

图5 叶家山西周墓葬出土玉器

二、妇好墓人像与红山文化人像关系探讨

红山文化是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的一支新 石器时代文化，距今约6500-5000年。红山文化有发达的史前艺术，人物造像水平高超。红山文化人像主要发现于牛河梁、草帽山、那斯台、兴隆沟等遗址。有陶塑、泥塑、玉雕、石雕等材质。红山文化人像所表现出的诸多因素，如发饰、姿态、功能等方面对分析妇好墓出土人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红山文化人像中发饰较为清楚的可分为有冠和无冠两种。有冠的3件（图6），分别为兴隆沟遗址陶人像、草帽山遗址 石人像、牛河梁遗址女神头像。兴隆沟遗址出土的1件整身陶塑人像，泥质红陶，局部施黑彩。陶人头部戴冠，冠顶正中有一圆孔，长发挽起，从圆孔中穿过，并用条带状饰物捆扎，形成横向的发髻。在额顶正中还有一个与发髻平行的长条状饰物，酷似“帽正”。草帽山遗址出土的1件石雕人头像，系用红色细砂岩雕琢而成。头部有冠，面部写实，双目紧闭，口呈闭合状，神态安详，身体部分残缺，仅存颈、胸部上端。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内出土1件女神头像（N1JIB︰3），头顶以上部位略残，额顶有箍饰，鬓角部位有竖行的系带。无冠的3件，1件为 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大型墓葬M4出土的玉人像，圆雕，头顶呈圆弧状。另外2件为那斯台遗址采集的石雕人像，该遗址共采集到两件石雕人像，为了便于区分描述，分别称之为那斯台遗址石人像A、那斯台遗址石人像B。石人像A，头顶部从眉弓开始沿前额向上有一微渐隆起的凸脊，至头顶正中形成两个立起的乳钉状小突，似为发髻。石人像B，头部刻划较为夸张，头顶部有三层“相轮”形装饰，似为戴冠或为盘状的发髻（图7）。

图6 红山文化出土人像

图7 牛河梁、那斯台遗址出土人像

红山文化人像表现出的姿态可分为坐姿、蹲姿和站姿三种。坐姿像共2件，1件为兴隆沟遗址陶人，双腿弯曲，双脚相对，盘腿而坐。双臂自然下垂，臂肘弯曲，双手交叠，右手在上， 搭放在双脚上。这种姿态类似后世的跏趺，属于席地而坐，应是一种古老的坐姿。另外1件为那斯台遗址石人像B，双臂弯曲，放置胸前，双手作合掌状，束腰，双腿弯曲，小腿着地，臀部紧贴脚后，属于跽坐，与妇好墓出土的跽坐人像的坐姿相同，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跽坐人像实例。蹲姿人像有1件，为那斯台遗址石人像A，两臂弯曲，捧于腹前。 两腿弯曲呈蹲踞状，臀部以下留有琢磨未尽的石材原状。站姿人像有1件，为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M4出土的玉人，圆雕，裸体，体形圆厚，整体形态作祈祷状。人体外轮廓线用片切割技术加工，并在颈、腰、踝等关键部位着力打磨，将人体分成头、躯干、腿、足四个部分，各部分转角圆缓，打磨光滑。五官、上肢等细部用阴线雕刻，双手曲于胸前，手指微张，线条宽短而简约。整体造型优美，神态威仪。

红山文化人像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以祭祀功能为主，因 出土状况的不同，个体之间亦有差异。兴隆沟遗址陶人出土于 一座红山文化晚期的房址内，年代约在距今5300-5000年，属 于红山文化时期生者供奉在室内的先祖形象。牛河梁遗址女神 头像出土于女神庙址内，其与兴隆沟遗址陶人同属红山文化晚 期，是供奉在庙内的神像。二者的不同之处是前者出自红山文化聚落的房址内，后者则出土于红山文化埋葬和祭祀区内的庙址内。牛河梁遗址玉人出土于第十六地点大型墓葬M4，位于墓主左侧盆骨外侧，人像的背面在颈部的两侧及颈后对钻3孔，呈三通状。根据刘国祥先生的研究结果，该墓葬主人应为红山文化晚 期出现的“独尊一人”式的王者。郭大顺先生认为这是巫者的形象。草帽山遗址石雕人像，出自红山文化晚期的积石冢内，同样具有祭祀功能。那斯台遗址采集的2件石人像，明确出自红山文化晚期聚落内部，应是红山文化时期供奉的先祖的形象。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红山文化人像对妇好墓人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红山文化束发戴冠的传统对妇好墓人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兴隆沟陶人头发盘起，并用绳索捆扎，戴发冠。妇好墓出土人像中亦有将头发盘 起、戴冠并发现有用绳索捆扎发辫的， 足见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第二，红山文化人像表现的姿态对妇好墓人像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那斯台遗址石人像B，同妇好墓人像的坐姿大体相同，均属跽坐，所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双手合十，捧于胸前，后者大多双手放置在膝盖上。第三，红山文化人像具有的祭祀功能在妇好墓人像中亦有发现。妇好墓玉人M5︰371，坐姿，腰后佩戴有代表飞翔意义的羽翼状装饰 物，其功能来源明显受到红山文化的影响。

红山文化对妇好墓产生的影响，还表现在妇好墓出土了典 型的红山文化玉器或受到红山文化风格影响的玉器。

妇好墓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包括1件勾云形器和2件勾形 器。勾云形玉器M5︰948，发掘报告写作椭长形饰，该件勾云形器同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发现的1件勾云形器较为相似。根据刘国祥先生《红山文化研究》中对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的类型划分结果，该件符合D型的特征，具有典型的红山文化风格。

妇好墓出土的玉勾形器，共2件，形制略有不同。M5︰964，前段较直，有薄榫，其上有圆孔；后段呈弧形略下弯，似勾状，中部较宽，有一条竖直浅槽。长9.1、后段宽1.9、厚0.5厘米。M5︰1120，形似刀柄，前端有三角形榫，其上有一圆孔，一端残缺；后端略下弯。两面各刻与器身近似的阴线，前端刻三道阴线。器身一侧近柄端处亦有一孔。长7.3、厚0.4厘米。这两件玉勾形器同红山文化那斯台遗址出土的1件玉勾形器造型相同（图8）。

图8 妇好墓与那斯台遗址、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勾形器

妇好墓中出土的受到红山文化玉器风格影响的玉器主要为圆雕蜷体玉龙，其造型同红山文化玉猪龙近似，二者的区别在于妇好墓玉龙表面阴刻商代典型的装饰性图案（图9）。

图9 红山文化与妇好墓出土玉龙

三、结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人像受到了红山文化人像雕造、使用传统的强烈影响。红山文化时期，原始宗教信仰发达，祖先崇拜、龙崇拜发展成熟，这两者同为商代祭祀活动的主要对象。

现有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表明，在红山文化晚期晚段，即距今5300-5000年，红山文化发展进入到初级文明社会。其主要标志为：“一是以建筑、 玉雕、陶塑为代表的高等级技术能力的出现；二是等级制度确立，玉礼制系统形成，特权阶层出现，独尊一人式的王权确 立；三是公共信仰和祭祀礼仪系统成熟，以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龙图腾崇拜最具代表性。红山文明所揭示出的社会管理体系是神权和王权的统一。以种植粟、黍为主导的成熟的旱作农业体系和发达的渔猎经济传统助推了红山文明的诞生。” 而商代社会则是具备了权衡进入文明社会的三个要素：青铜器、 城市和文字，已属于中华文明发展和演进的成熟期。

在种植粟、黍，雕琢和使用蜷体玉龙上，红山文化与商文化是相同的；耐人寻味的是，商代小麦、水稻已经广泛种植， 而商王却主食黍米，以粟（小米）祭祀，这一传统源自何方？ 这无疑是探讨先商文化，准确说是商王朝缔造者祖先来源的重要线索。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表明，商王朝缔造者祖先应源自西辽河流域，也正因如此，我们认为形成于距今5300-5000年的红山文明，应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本文为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综合研究”（项目批准号：16BKG003）、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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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博物院》2018年05期

责任编辑：杨尚禹

审核：郝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