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著名導演蔡楚生在《人民日報》發表影評——“反侵略的英雄《薩拉丁》——祝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電影周”。（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是1958年2月埃及與敘利亞聯合成立的國家，中文簡稱“阿聯”；1961年敘利亞退出阿聯，開羅方面仍堅持這一國名，直到1971年）蔡楚生在文中稱讚：“薩拉丁（一一三八——一一九三），是抵抗十字軍侵略的英雄，是埃及安鬱比王朝的建立者。他爲人精明強悍，善於用兵和具有政治才能和機智……今天，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者，正在全世界做盡壞事，它的魔爪不斷在伸向亞非兩大洲……比當年十字軍更殘暴、更兇惡，也更可恨，因此在重溫歷史的舊事時，儘管時代發展了，人民的認識不同了，鬥爭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樣了，但在反侵略的這一意義上，英雄薩拉丁的鬥爭精神仍是有積極意義的。”

可見，蔡楚生“以古喻今”，給700多年前的薩拉丁賦予了當代的反侵略意義，否則在60年代的中國大陸，也難以如此稱頌一位“封建王公”。就這部電影（得到了阿聯政府的大力支持）本身來講，也確實是以古喻今，通過薩拉丁這個符號來指代阿拉伯世界的反殖民和反侵略運動。即便是它的導演優素福·沙欣( )也承認這部電影並不追求史實上的真實。而在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宣傳中，薩拉丁所抗擊的十字軍，也被用來比附當時的“西方帝國主義”（在阿語中， 原指殖民主義，但在當時經常被中國和美國對譯成“帝國主義”/imperialism。）當然，在納賽爾總統的頻繁演講中，中世紀的侵略者不僅有來自西方的“十字軍”，還有東方的“韃靼人”，即旭烈兀麾下的蒙古人。

電影《薩拉丁》的海報。這部電影的全名是《勝利者:薩拉丁》，而阿語“勝利者”恰恰是就是阿聯總統賈邁爾·阿卜杜勒·納賽爾名字中的“納賽爾”。這一雙關意涵已被學者們廣泛注意。當然，製片方這麼做也有一定的歷史依據。薩拉丁曾以“勝王”作爲自己的尊號，爲此還冒犯了當時哈里發納賽爾·裏·丁的名諱。

抵抗“十字軍”

納賽爾之所以被廣泛視作戰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領袖，不僅因爲他是埃及一隅的領導人，更在於他在整個阿拉伯世界的領袖地位。當然，在他掌權的16年間（1954-1970），納賽爾在阿拉伯世界總是遭遇着各種勢力的挑戰，無力操控其他阿拉伯國家的事務。但總體而言，他在阿拉伯世界的聲望是無人能及的，因此他可以憑藉自己的人望和號召力，對其他阿拉伯國家施加強大的政治影響力。再加上當時埃及（阿聯）相對強大的國力，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是無人能及的。納賽爾在阿拉伯世界的人望，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他竭力表達的泛阿拉伯情懷，即對“阿拉伯民族”、“阿拉伯祖國”的認同和關懷，超越既有的主權和邊界。而紀念（或建構）中世紀阿拉伯人對“十字軍”的抵抗史，就反映了他的這種泛阿拉伯情懷。（“泛阿拉伯”、“阿拉伯主義”等字樣來源於西方，而在納賽爾的公開話語中， 一詞與英語世界的“pan-Arabism”較爲對應）

十字軍在當時的阿文資料中，通常被稱爲“弗朗茲人”（ ）

在抵抗十字軍的“阿拉伯”英雄裏，納賽爾推崇的不僅有薩拉丁，還有薩拉丁的老主公，贊吉王朝的蘇丹——努爾·丁（ ）。不管歷史上的努爾·丁在晚年與薩拉丁之間有何過節與猜忌，納賽爾向大衆講述的，只是他們抵抗十字軍時所彰顯的阿拉伯民族主義。

1958年3月20日，也就是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剛好成立了一個月的時候，納賽爾在開羅的共和國廣場向公衆追溯着埃敘聯合的歷史先例：

十字軍從巴勒斯坦向埃及進犯，抵達東部省、比勒拜斯和開羅附近。此時埃及軍隊孤軍奮戰……阿拉伯民族必須再次通過團結取得勝利。敘利亞和埃及的合作及聯合是粉碎十字軍侵略的唯一方法，也是貫徹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唯一方法。所以，此時的敘利亞蘇丹努爾·丁·馬哈茂德向埃及派軍，與埃及一起反擊十字軍。團結一致的埃及軍隊和敘利亞軍隊粉碎了十字軍的進犯，將他們從開羅附近趕到巴勒斯坦邊境。

當然，納賽爾在追溯（或建構）埃敘聯合的歷史先例時，不但要感懷敘利亞對埃及的援助，還要強調埃及對敘利亞乃至其他阿拉伯地區的援助。雖然歷史上的薩拉丁出生和成長於今天的伊拉克北部及敘利亞一帶，在埃及立足後又常年東征，而納賽爾則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埃及人，兩者的情況可謂大相徑庭。但這不妨礙納賽爾把薩拉丁當例證，說明埃及對阿拉伯世界的貢獻。所以，納賽爾在讚美了努爾·丁之後，又轉向了薩拉丁：

十字軍被趕出開羅的二十年後，又再次從巴勒斯坦進犯敘利亞。十字軍，或者說歐洲殖民軍在十字軍的旗號下佔領了巴勒斯坦……十字軍第一次進犯埃及時，敘利亞和埃及團結起來，敘利亞軍隊來到埃及，趕走了他們……而面對敘利亞遭受的侵略，敘利亞和埃及立即在薩拉丁的領導下又一次團結起來。埃及軍隊幫助敘利亞的阿拉伯人。薩拉丁在哈丁之役打敗了十字軍。這次援助並不僅僅是對敘利亞，埃及和敘利亞軍隊還解放了巴勒斯坦和聖城，把十字軍從巴勒斯坦趕走。

可見，納賽爾對於薩拉丁的稱頌已經超過了埃敘聯合的範疇，擴散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另一敏感地區——巴勒斯坦。而光復巴勒斯坦一事，對於納賽爾那個時代的阿拉伯人來講，更是極具現實意義。所以，電影《勝利者：薩拉丁》的主線便是薩拉丁收復耶路撒冷（古都斯），以及保衛耶路撒冷。

值得注意的是，納賽爾通過歷史比附所傳達的泛阿拉伯情懷，不但超越埃及、敘利亞、巴勒斯坦這樣的地區範圍，還超越了宗教信仰，這同樣體現在對十字軍的抵抗史上。今天，提到十字軍戰爭，很多人就會想到這是伊斯蘭世界與基督教世界的戰爭，充斥着宗教敵對情緒。但在阿聯（埃及）的宣傳中，抵抗十字軍可不是穆斯林與基督徒的宗教戰爭，而是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與基督徒並肩作戰，對歐洲殖民者的反侵略戰爭。《勝利者：薩拉丁》的導演沙欣就是一位基督徒，而在他拍的這部電影中，就充分展現了民族認同對宗教情懷的超越。例如，據有的學者（Omar Sayfo）統計，片中的“阿拉伯人”一詞出現了75次，而“穆斯林”一詞只出現了不到7次，且多爲十字軍所提及。而在納賽爾在1958年的幾次演講中就說過：“歐洲殖民者試圖以十字軍的基督徒身份掩蓋他們的真面目……但阿拉伯的基督徒沒有被十字軍的旗號所矇蔽”；“阿拉伯東部地區的基督徒與伊斯蘭軍隊並肩抵抗十字軍，進而彰顯了（阿拉伯）統一的意義”；“當殖民主義者以十字軍戰爭侵略阿拉伯國家時，阿拉伯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一起捍衛他們的土地，捍衛他們的阿拉伯主義。”

在電影《勝利者：薩拉丁》中，薩拉丁及穆斯林將領向軍中的阿拉伯基督徒“爾撒”（這個角色堪稱片中的“男二號”）祝賀聖誕節。但也必須注意的是，納賽爾展現的民族主義情懷固然有濃厚的世俗主義色彩，但絕不意味着他是反宗教的。對此，著名學者法瓦齊·喬治斯（Fawaz A. Gerges）在今年出版的新著Making the Arab World: Nasser, Qutb, and the Clash that Shaped the Middle East中，就提到了納賽爾對伊斯蘭教的敬畏，以及對宗教資源的運用。

但納賽爾的泛阿拉伯情懷好像並沒有因爲其世俗色彩而在西方世界博得什麼稱讚。相反，這種泛阿拉伯情懷往往因爲對中東既有國家主權和邊界的超越乃至凌駕，在杜勒斯、尼克松等人的眼中，成了推行地區霸權的“野心”。雖然納賽爾對美國的態度較爲謹慎，有所保留，但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敵對言行，難免不會觸碰到美國的利益。再加上開羅在50年代中期奉行的親蘇政策，艾森豪威爾等人曾一度擔心納賽爾自作聰明，以爲能利用蘇聯實現自己的“野心”，卻可能因爲自己的“輕信”、“不理性”，反被蘇聯利用，淪爲他們向中東滲透的工具。所以，美國政府的決策者在1955-1958年的某些時候，就會透過“冷戰棱鏡”（the Cold War Prism）看待納賽爾的“泛阿拉伯主義”。但在這個問題上，或許《紐約時報》的特約記者卡拉瑟斯(Osgood Caruthers)更富預見性。他在1958年8月的文章中認爲，納賽爾雖然拿蘇聯的錢，但終究不是一路人；納賽爾可以收任何人的錢，但誰若妨礙他的雄心壯志，也會翻臉無情。果然，蘇聯因爲自己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擴張”觸犯了納賽爾的泛阿拉伯情懷，就被這位準盟友比附成了當年蹂躪巴格達的“韃靼人”（蒙古人）。

“韃靼人”——與納賽爾反目的蘇聯

1958年12月22日，納賽爾在慶祝蘇伊士運河戰爭勝利兩週年的講話中說道：

當我們（阿拉伯人）分成好幾個國家時，就會屈服於大國的控制。在薩拉丁的時代，阿拉伯民族主義（ ）勝利了；而當韃靼人（ ）吞噬巴格達，抵達敘利亞時，團結一致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能夠打敗韃靼人。

這並不是納賽爾第一次提到韃靼人對阿拉伯世界的侵略，但可能是第一次以“韃靼人”比附蘇聯。在這次演講中，猶太復國主義、“反動派”（ ）、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仍是納賽爾的聲討對象，但在此基礎上，他又多了對敘利亞共產黨的攻擊。納賽爾指責敘利亞反對阿拉伯統一和阿拉伯民族主義。雖然納賽爾沒有明確指責蘇聯，但結合當時的局勢，很難說他口中的“韃靼人”不是在影射蘇聯。敘共雖然不能混同於蘇聯、蘇共，但卻受到後者的支持。當初埃及與敘利亞之所以合併，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納賽爾與復興黨爲了遏制敘共。而在伊拉克新生的共和國，總理卡塞姆不但發展與蘇聯的關係，還依靠伊拉克共產黨，排擠親納賽爾勢力，拒絕加入阿聯。伊拉克的局勢讓開羅對莫斯科充滿了敵意，也反向推動了其與華盛頓關係的改善。所以，納賽爾在這次演講中否認了蘇聯在蘇伊士運河中對埃及的援助，表示當初英法不是畏懼蘇聯的警告，而是根本不敢真正與阿拉伯民族主義爲敵。而且，“韃靼人吞噬巴格達”的歷史意象，又很容易影射到蘇聯勢力在伊拉克的急劇增長。

而到了1959年2月，納賽爾與赫魯曉夫已經開始因爲伊拉克問題而互相指責，阿聯與蘇聯的矛盾公開化。3月，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蘇爾爆發了反政府暴動，遭到伊共武裝的鎮壓。無論摩蘇爾暴動的背後是否有阿聯的策劃和參與，但至少得到了納賽爾的極大肯定，被他稱頌爲“伊拉克革命”。13日，在大馬士革爲“伊拉克革命烈士”（ ）舉辦的葬禮結束後，納賽爾發表了講話：

同胞們( )，自旭烈兀（ ）征服巴格達，韃靼人佔領伊拉克的數百年來，你們在沙姆（ ），在這片美麗的土地上，與伊拉克的兄弟們並肩作戰，將阿拉伯民族主義帶回到伊拉克。

同胞兄弟們，……歷史在今天重演，阿拉伯民族主義在伊拉克受到了威脅，共產主義者覺得他們能從巴格達挺進我們的共和國。但在安拉的幫助下，他們必敗無疑。阿拉伯的共和國將高舉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旗幟，而這面旗幟也將長期飄揚在在伊拉克，就像當初擊敗旭烈兀和韃靼人那樣。

兩天後，納賽爾又在大馬士革發表講話，表達了相似內容：

伊拉克人民和阿拉伯人堅持他們的民族主義，對抗那些強橫的大國，他們曾擊敗最強大的軍隊，阿拉伯民族主義得以延續。他們曾打敗了佔領巴格達的韃靼人，今天他們也將打敗新的投降主義、赤色專制及恐怖統治。同胞兄弟們，何懼他共產主義代理人，何懼他伊拉克的卡塞姆（注： 一詞在阿語的原意是“分割物”、“分割者”，在此不只是伊拉克總理的名字，也帶有雙關意義，意指阿拉伯民族的分裂者）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旗幟會在大馬士革長久飄揚，也會在巴格達如此。願安拉助你們成功。

敘共、伊共乃至親共的卡塞姆雖然是“共產主義代理人”，但畢竟也是阿拉伯人，不可能是“韃靼人”的影射對象。但他們背後的外國支持者——蘇聯，卻符合“韃靼人”的外族身份。更何況，納賽爾在當月還明確指責蘇聯試圖在中東建立“紅色的新月地帶”。所以，“韃靼人”就是對蘇聯的影射。

1960年納賽爾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與艾森豪威爾會談（這是他唯一一次與在任的美國總統會談），被普遍視爲美國與阿聯的和解的標誌性事件。但他在這次紐約之行中，也與赫魯曉夫進行了會晤。奉行“積極中立”的納賽爾需要在美國與蘇聯之間保持平衡，更何況只有蘇聯才能給他提供現代化的武器；而赫魯曉夫也清楚蘇聯在中東需要維繫與納賽爾的友誼。當然，雙方在地區問題上的芥蒂和矛盾此時還遠遠沒有解決。即便在1963年伊拉克卡塞姆政權被複興黨推翻後，在納賽爾的公開講話裏，“共產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猶太復國主義一樣，都是阿拉伯統一的敵人。

如果說納賽爾回憶韃靼人對敘利亞（沙姆地區）的侵略史，還只是說明他從捍衛國家主權、獨立的層面，抵制蘇聯對阿聯內政的干預，那追溯旭烈兀對巴格達的蹂躪，則說明納賽爾對蘇聯的牴觸已經超越國界，蔓延到第三國，體現了域內大國在地區事務上對域外大國的排斥。

此外，“韃靼人”被用來映射蘇聯後，“十字軍”作爲“西方帝國主義”的歷史淵源也依然頻繁出現在納賽爾的演講中，並一度與“韃靼人”並置，訴說着阿拉伯人的反侵略傳統，也說明納賽爾抵制一切域外大國對阿拉伯世界的控制。對此，法瓦齊·喬治斯認爲納賽爾爲了維護自己（或“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領導地位，以“對抗大國”（conflict with the major powers）的思維看待自己與赫魯曉夫的紛爭。對於納賽爾而言，蘇聯與英美都是一丘之貉。

當然，這樣的排斥和抵制也容易被人看做是域內國家試圖主導地區事務的野心。所以，納賽爾在鐵幕西側被貼上“希特勒”的標籤後，其“擴張主義”又被另一側所指責。這樣的看法即便在阿拉伯世界內部也不乏其人。例如，1961年9月靠政變上臺的敘利亞人，就通過指責“埃及帝國主義”，來爲自己脫離阿聯的舉動正名。

1963年2月22日，納賽爾接待伊拉克齋月革命代表。所謂“齋月革命”，即當月8日凌晨，復興黨在巴格達發動軍事政變，處死親蘇親共的總理卡塞姆，以強力手段清洗伊共對此，阿聯方面予以熱情稱讚。曾任阿聯駐伊拉克大使的艾敏·胡維迪（ ）回憶，在巴格達政變的當天早上，本來平靜的開羅街道，因爲廣播了伊拉克政變一事，而驟然沸騰，市民們自願走上大街，紛紛慶祝。如果胡維迪的回憶屬實（哪怕是部分屬實），就說明納賽爾在伊拉克問題上對蘇聯的排斥，是具有民望的。

但無論納賽爾的本意如何，他對域外大國的排斥，恰恰爲他贏得了巨大民望，增加了他在阿拉伯世界的領導地位。無論是十字軍還是韃靼人，在納賽爾的講話中都是兇殘而強大的敵人。而將這樣的意象比附到現實的國際政治中，折射了阿拉伯人在世界強國面前的敏感與緊張，以及由此而催生的排外情緒。自一戰結束以來，阿拉伯人的主要排外對象就是“西方帝國主義”及其支持的猶太復國主義，所以納賽爾在政治上的反西方言行，極大地迎合了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義情緒；而對蘇聯的公開指責，對親蘇勢力的打壓，則駁斥了西方、阿拉伯君主國以及宗教界對他委身共產主義、無神論的指控。同時，他又以自己對鐵幕一側的抵制爲籌碼，換取另一側的支持。所以，納賽爾利用大家的現代化進程爭取了寶貴資源，也增強了埃及（阿聯）在阿拉伯世界的領袖地位。

但當時的阿拉伯世界在實力上已經遠遠落後於西方和蘇聯，與薩拉丁時代的輝煌不可同日而語。而反覆倡導阿拉伯統一和團結的納賽爾，非但不能調動其他阿拉伯國家和地區的人力和資源，還要應付應接不暇的阿拉伯內部紛爭。所以，僅靠埃及（阿聯）一隅的資源並不足以有效地對抗世界強國。從60年代中期以來，隨着美國與阿聯關係的持續惡化，納賽爾只能容忍勃列日涅夫對復興黨（與納賽爾的關係緊張）的支持，以換取蘇聯的援助。而第三次中東戰爭的慘敗，又迫使納賽爾在鐵幕兩邊委曲求全，以應對以色列的威脅。在這樣的窘境下，納賽爾雖然爲還能維繫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但對本國事務已然應接不暇，不得不收縮對地區事務的投入，遑論再造先賢們拯救“阿拉伯民族（烏瑪）”（ ）的豐功偉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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