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可以：一个诗人，内心就该燃烧不熄的火焰｜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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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书界奥斯卡”

我尊重批评家独特的视角与观点，优秀批评家的阐释呈现作品的丰富纹理与深层思想，给读者引路，对作者也不无启发。

所谓道德，本来就是多棱镜，不同角度折射不同的光芒，连上帝也没有能力做出单一的评判结论，更何况有局限的作者。

与《诱惑的天赋——盛可以论》一文商榷

恐怕有十年不曾见面了。时间无形。手指头行走在键盘上的日子毫无诗意。感激你多年来的关注和批评，尤其是对我的近作，做了比较全面的梳理与独特的阐释。大量阅读是一件辛苦的事。想到这个，就颇感内疚，觉得浪费了别人的精力，像请了朋友来家吃饭，可厨艺发挥欠佳，总有些遗憾，于是想着挪到客厅坐一坐，喝杯清淡茶，唠点消食嗑。很大程度上，我觉得你是了解我个性的，事实并非如此。我尊重批评家独特的视角与观点，优秀批评家的阐释呈现作品的丰富纹理与深层思想，给读者引路，对作者也不无启发。

“开篇戏谑的基调使整个文本与庄重抵牾，无法承担历史的重量……沉重的历史像冰块一样融化在情欲的火炉中”，你认为《野蛮生长》的叙事基调不够庄重，感受到了情欲的火炉，这使我有些迷惑。在《野蛮生长》中，所谓情欲的火炉，并不存在，如果有，也从来没有燃烧，是一个冷炉，和一种假意的烤火。人物的生存焦虑盖过了情欲，生存的压力使人失去情欲，我也并未打算渲染情欲。 “我”——小寒是个次要人物，因为二哥神秘死亡，对社会失望，麻痹自我，文中对她并未做任何情欲描写，只交待了她的性格背景——我现在倒是后悔，写得过于节制，有意砍掉了性描写，不然会更好看，还能冲淡悲剧性与沉重感。

关于庄重，我不认为庄重，就要一是一，二是二。我不认为王小波就不庄重，王朔就不庄重，我也不认为《洛丽塔》就不庄重，《金瓶梅》就不庄重。有的庄重是件外衣，有的庄重在于内核，有的庄重内外合一，有的庄重是紧身衣。内外合一的庄重，像《权力与荣耀》，像《德语课》，像《安娜·卡列尼娜》，像《变形记》，不胜枚举；紧身衣的庄重，就是些伪庄重，伪情怀，伪善，伪真。

戏谑、幽默、有趣，正是我追求的文学风格，我从未打算正襟危坐、涕泪横流的诉苦，更不会满腔仇恨与敌对——即便如此，很多读者读完《野蛮生长》，依然感到内心不堪重负，不少人读完这本书，整个心情都毁了——我也为这种破坏而感到内疚。

“作者试图书写那段历史，估计是从《聊斋志异》中寻找叙事资源。”你猜想了《没有炊烟的村庄》灵感来处。关于叙事资源，要说影响，并非《聊斋》，而是来自我生长的那片水乡。记忆中，村里的男人大多靠捕鱼补贴家用，这种情形在我的《捕鱼者说》等作品中都有过描述。白天捕鱼的，没什么传奇，捕夜鱼的，才有离奇的经历。有个四十多岁的渔夫，喜欢跟我父亲结伴，步行十几公里，到了大河边才分道扬鏣，各自找一段水域撒网，约好凌晨碰头再一起回家。事实上，写下小说标题时，没有想过会魔幻，鱼人是忽然出现的。鱼人出现时，瞬间开悟，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与生活真实拉开距离，创造另一个真实。

乡下总有些神秘的、无法解释的现象。印象中这个渔夫特别健谈，把夜里的遭遇说得神秘而惊悚。他说有一天晚上，撒网累了，坐在河边抽烟，朦胧中有个什么活物，踩着他的背，跳进水中，也许是水獭——我在写作时想起这件事。童年记忆植入生命，深藏不露，可能在某一个瞬间浮现。人鱼的影响，也可能来自儿时的电影《追鱼》，好像是戏曲，记得最后电闪雷鸣，劈开了坟墓，美人鱼从坟墓里飘出来——也可能是跳进坟墓——只记得美人鱼波光粼粼的外衣和红红的脸，我妈说她是一条鲤鱼精。

小时的露天电影都是在家门口看的。我对两部片子的印象极为深刻，一部是《追鱼》，另一部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片尾在海边，妈妈要死，谎称肚子饿了，让小孩去买饼，小孩买了饼回来，妈妈跳了海，只剩下一朵花（也许是丝巾）浮在水中——我跟着哭得要死。另外，在我的乡村家族中，确实发生过将女婴丢到河里的事情，在《野蛮生长》中写有这一情节。露天电影、民间语言、渔夫的故事，诸如此类，种种关联，鱼人形象在心中潜藏了几十年，偶然现身，也是必然。

特别想聊一下《死亡赋格》。这部作品修改不下两百遍，设置了写作的难度，寻找自我突破。我赞同你关于 “思想的短板”的评价，我也清醒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一直努力完善与调整知识结构，甚至连调整都谈不上，而是从零开始，突破无知。承认自己没思想不容易——人贵有自知之明，但你对此书的轻快描述：“很快抛下历史的血雨腥风躲进了 ‘桃花源’，流连于卿卿我我的温柔之境，一切沉重的事物烟消云散。”我有点困惑，因为沉重的事物并未烟消云散，尤其是后半部分，进入 “天鹅谷”，更是乌云密布。当然，前半部分更没有卿卿我我的东西。我非但不善于写 “卿卿我我的温柔之境”，还极为厌恶这种书写。年轻时的写作里头就没有这种东西，中年后更不可能有。所以，桃花源真不是 “卿卿我我的温柔之境”。

我写作的分水岭，是《道德颂》到《死亡赋格》的转折，正如你说的： “试图让叙事的毛细血管往历史、现实和权力之维伸展，显示了作家突破小我，进入历史的努力。” 《道德颂》也算呕心沥血，自认为值得为之多谈几句。

你写道： “吊诡的是，伴随着作家生活状态的稳定，受过教育的旨邑（《道德颂》主人公）反而丧失了钱小红的独立性，离女性的独立精神更远了。”我倒是认为旨邑恰恰体现的是不同形式的独立与强大， “小说堂而皇之地使用形而上的标题《道德颂》，颇为反讽的是再度回到爱情与现实婚姻的陈旧冲突……”

采用反讽是我喜欢的文学手法，比如我的《福地》《喜盈门》，都是反讽标题，《道德颂》同样如此。但是，反讽的是标题，不是内容。小说并非真的歌颂道德，唱赞歌，恰恰是与 “道德颂”的本义背道而驰。这本书的写作观，正如扉页所引用的尼采语录： “世上没有道德现象这个东西，只有对现象的道德解释。”所谓道德，本来就是多棱镜，不同角度折射不同的光芒，连上帝也没有能力做出单一的评判结论，更何况被小说局限的作者，索性避开。

你说这部作品 “专注于描摹争风吃醋的心理韵致，对道德、责任以及灵的层面涉入甚少……歌颂直觉是由于清醒地意识到理性和规约的存在。”第一句说得很对，没错，《道德颂》就是彻头彻尾地描写心理韵致，韵致基调是灰色的，但绝非你说的“怨妇的幽暗之境”——旨邑从头至尾是个清醒冷静的智者，她像个幽灵，冷观自己并无情剖析。当然，我可能过于固执。作者在喜欢的主人公身上，通常会适度地投射自己的精神影子，我想这不是胡诌。一个不相信爱情的人，写不出真正的爱情；一个毫无幽怨特征的作者，也不太可能设置一个幽怨的主角——尤其是当作者像厌恶自怜一般厌恶幽怨。我试图作一番精神上的探索，努力沉下去，在精神与灵魂深处游走，男人、婚姻、爱情、挣扎，都不过是根绳索或道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具体的人或事件，凌空遐想不及物，不着人间烟火，恐怕做不来。至于原碧写博客，放小脚照片吸引粉丝，是 “掉入男权主义的陷阱”，我也没意识到这里有陷阱，我想呈现女性的多样，原碧是个真实可信的人物，她代表了社会中的某一类型。

《道德颂》之后，我心里彻底抗拒书写两性主题，觉得所有的思考，所有的探索，都在这部作品中瓦解完了，或者说把原来的作者瓦解掉了，执意脱胎换骨。我性格多为冷硬，柔软与温情对待动物与孩子毫无保留，对待成年的小说人物，从不施舍，冰冷无情，甚至刻薄。

不管《死亡赋格》写得好与坏，于我个人意义重大，我很高兴写出内心的东西。有不少人跟你一样，认为这部作品是 “走出国门受 ‘全球化’刺激”的结果。几年前，有个朋友专门跟我说不要迎合西方之类的话，这里头有八竿子打不着的逻辑。《死亡赋格》于2008年动笔，2011年写完，给过一些出版人，在等待中反复修改，直到2013年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出版。最初写这部作品时，我跟陈希我交流过，当时取名《乌托邦》，他认为这名字好。我也相继跟几位作家朋友谈论过这部作品，那时尚没有一篇作品译成外语，身在汉语桃花源，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2012年才出版第一本英文版《北妹》。所谓 “迎合西方”的论调，无疑高估了我的智商。我的想法和西方概念毫无关系，完全听任于血液的涌动。

海明威说，已完成的作品，是一头死去的狮子——我的作品，也许是一头死去的小鹿，那并不影响它是基于真诚的表达。其实大可不必费这番唇舌，只是借此标记出创作年表。

现今有一种论调或气氛，不是很好：但凡涉及一点敏感的写作，带有批判色彩的，于现实社会痛感较重的，容易被视为 “迎合西方”，或企图引起西方关注，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揣测。倘若一个国家的作家，都是温驯的，聪明机警，于世俗游刃有余；如果温驯才是一个作家的品格，如果把字写在方框里才是写作的操守，鲁迅、纳博科夫、索尔仁尼琴、福楼拜等作家突破框架的创造，就没有特别意义。士兵是天生要冲锋陷阵的，而一个医生，比起扛枪上前线，他更好的价值，是在后方医治伤员。这个世界上有医生一样的作家，也有战士一样的作家。不管是战斗的，思辨的，隐遁的，还是抛开社会背景纯写人性的作家，都不应该获得嘲讽，嘲讽只配留给阿谀之流、谄媚之徒。一个小说家，首先就该是个诗人；一个诗人，内心就该燃烧不熄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