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可以：一個詩人，內心就該燃燒不熄的火焰｜新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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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界奧斯卡”

我尊重批評家獨特的視角與觀點，優秀批評家的闡釋呈現作品的豐富紋理與深層思想，給讀者引路，對作者也不無啓發。

所謂道德，本來就是多棱鏡，不同角度折射不同的光芒，連上帝也沒有能力做出單一的評判結論，更何況有侷限的作者。

與《誘惑的天賦——盛可以論》一文商榷

恐怕有十年不曾見面了。時間無形。手指頭行走在鍵盤上的日子毫無詩意。感激你多年來的關注和批評，尤其是對我的近作，做了比較全面的梳理與獨特的闡釋。大量閱讀是一件辛苦的事。想到這個，就頗感內疚，覺得浪費了別人的精力，像請了朋友來家喫飯，可廚藝發揮欠佳，總有些遺憾，於是想着挪到客廳坐一坐，喝杯清淡茶，嘮點消食嗑。很大程度上，我覺得你是瞭解我個性的，事實並非如此。我尊重批評家獨特的視角與觀點，優秀批評家的闡釋呈現作品的豐富紋理與深層思想，給讀者引路，對作者也不無啓發。

“開篇戲謔的基調使整個文本與莊重牴牾，無法承擔歷史的重量……沉重的歷史像冰塊一樣融化在情慾的火爐中”，你認爲《野蠻生長》的敘事基調不夠莊重，感受到了情慾的火爐，這使我有些迷惑。在《野蠻生長》中，所謂情慾的火爐，並不存在，如果有，也從來沒有燃燒，是一個冷爐，和一種假意的烤火。人物的生存焦慮蓋過了情慾，生存的壓力使人失去情慾，我也並未打算渲染情慾。 “我”——小寒是個次要人物，因爲二哥神祕死亡，對社會失望，麻痹自我，文中對她並未做任何情慾描寫，只交待了她的性格背景——我現在倒是後悔，寫得過於節制，有意砍掉了性描寫，不然會更好看，還能沖淡悲劇性與沉重感。

關於莊重，我不認爲莊重，就要一是一，二是二。我不認爲王小波就不莊重，王朔就不莊重，我也不認爲《洛麗塔》就不莊重，《金瓶梅》就不莊重。有的莊重是件外衣，有的莊重在於內核，有的莊重內外合一，有的莊重是緊身衣。內外合一的莊重，像《權力與榮耀》，像《德語課》，像《安娜·卡列尼娜》，像《變形記》，不勝枚舉；緊身衣的莊重，就是些僞莊重，僞情懷，僞善，僞真。

戲謔、幽默、有趣，正是我追求的文學風格，我從未打算正襟危坐、涕淚橫流的訴苦，更不會滿腔仇恨與敵對——即便如此，很多讀者讀完《野蠻生長》，依然感到內心不堪重負，不少人讀完這本書，整個心情都毀了——我也爲這種破壞而感到內疚。

“作者試圖書寫那段歷史，估計是從《聊齋志異》中尋找敘事資源。”你猜想了《沒有炊煙的村莊》靈感來處。關於敘事資源，要說影響，並非《聊齋》，而是來自我生長的那片水鄉。記憶中，村裏的男人大多靠捕魚補貼家用，這種情形在我的《捕魚者說》等作品中都有過描述。白天捕魚的，沒什麼傳奇，捕夜魚的，纔有離奇的經歷。有個四十多歲的漁夫，喜歡跟我父親結伴，步行十幾公里，到了大河邊才分道揚鏣，各自找一段水域撒網，約好凌晨碰頭再一起回家。事實上，寫下小說標題時，沒有想過會魔幻，魚人是忽然出現的。魚人出現時，瞬間開悟，解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如何與生活真實拉開距離，創造另一個真實。

鄉下總有些神祕的、無法解釋的現象。印象中這個漁夫特別健談，把夜裏的遭遇說得神祕而驚悚。他說有一天晚上，撒網累了，坐在河邊抽菸，朦朧中有個什麼活物，踩着他的背，跳進水中，也許是水獺——我在寫作時想起這件事。童年記憶植入生命，深藏不露，可能在某一個瞬間浮現。人魚的影響，也可能來自兒時的電影《追魚》，好像是戲曲，記得最後電閃雷鳴，劈開了墳墓，美人魚從墳墓裏飄出來——也可能是跳進墳墓——只記得美人魚波光粼粼的外衣和紅紅的臉，我媽說她是一條鯉魚精。

小時的露天電影都是在家門口看的。我對兩部片子的印象極爲深刻，一部是《追魚》，另一部是《一江春水向東流》：片尾在海邊，媽媽要死，謊稱肚子餓了，讓小孩去買餅，小孩買了餅回來，媽媽跳了海，只剩下一朵花（也許是絲巾）浮在水中——我跟着哭得要死。另外，在我的鄉村家族中，確實發生過將女嬰丟到河裏的事情，在《野蠻生長》中寫有這一情節。露天電影、民間語言、漁夫的故事，諸如此類，種種關聯，魚人形象在心中潛藏了幾十年，偶然現身，也是必然。

特別想聊一下《死亡賦格》。這部作品修改不下兩百遍，設置了寫作的難度，尋找自我突破。我贊同你關於 “思想的短板”的評價，我也清醒意識到這個問題，並一直努力完善與調整知識結構，甚至連調整都談不上，而是從零開始，突破無知。承認自己沒思想不容易——人貴有自知之明，但你對此書的輕快描述：“很快拋下歷史的血雨腥風躲進了 ‘桃花源’，流連於卿卿我我的溫柔之境，一切沉重的事物煙消雲散。”我有點困惑，因爲沉重的事物並未煙消雲散，尤其是後半部分，進入 “天鵝谷”，更是烏雲密佈。當然，前半部分更沒有卿卿我我的東西。我非但不善於寫 “卿卿我我的溫柔之境”，還極爲厭惡這種書寫。年輕時的寫作裏頭就沒有這種東西，中年後更不可能有。所以，桃花源真不是 “卿卿我我的溫柔之境”。

我寫作的分水嶺，是《道德頌》到《死亡賦格》的轉折，正如你說的： “試圖讓敘事的毛細血管往歷史、現實和權力之維伸展，顯示了作家突破小我，進入歷史的努力。” 《道德頌》也算嘔心瀝血，自認爲值得爲之多談幾句。

你寫道： “弔詭的是，伴隨着作家生活狀態的穩定，受過教育的旨邑（《道德頌》主人公）反而喪失了錢小紅的獨立性，離女性的獨立精神更遠了。”我倒是認爲旨邑恰恰體現的是不同形式的獨立與強大， “小說堂而皇之地使用形而上的標題《道德頌》，頗爲反諷的是再度回到愛情與現實婚姻的陳舊衝突……”

採用反諷是我喜歡的文學手法，比如我的《福地》《喜盈門》，都是反諷標題，《道德頌》同樣如此。但是，反諷的是標題，不是內容。小說並非真的歌頌道德，唱讚歌，恰恰是與 “道德頌”的本義背道而馳。這本書的寫作觀，正如扉頁所引用的尼采語錄： “世上沒有道德現象這個東西，只有對現象的道德解釋。”所謂道德，本來就是多棱鏡，不同角度折射不同的光芒，連上帝也沒有能力做出單一的評判結論，更何況被小說侷限的作者，索性避開。

你說這部作品 “專注於描摹爭風喫醋的心理韻致，對道德、責任以及靈的層面涉入甚少……歌頌直覺是由於清醒地意識到理性和規約的存在。”第一句說得很對，沒錯，《道德頌》就是徹頭徹尾地描寫心理韻致，韻致基調是灰色的，但絕非你說的“怨婦的幽暗之境”——旨邑從頭至尾是個清醒冷靜的智者，她像個幽靈，冷觀自己並無情剖析。當然，我可能過於固執。作者在喜歡的主人公身上，通常會適度地投射自己的精神影子，我想這不是胡謅。一個不相信愛情的人，寫不出真正的愛情；一個毫無幽怨特徵的作者，也不太可能設置一個幽怨的主角——尤其是當作者像厭惡自憐一般厭惡幽怨。我試圖作一番精神上的探索，努力沉下去，在精神與靈魂深處遊走，男人、婚姻、愛情、掙扎，都不過是根繩索或道具。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具體的人或事件，凌空遐想不及物，不着人間煙火，恐怕做不來。至於原碧寫博客，放小腳照片吸引粉絲，是 “掉入男權主義的陷阱”，我也沒意識到這裏有陷阱，我想呈現女性的多樣，原碧是個真實可信的人物，她代表了社會中的某一類型。

《道德頌》之後，我心裏徹底抗拒書寫兩性主題，覺得所有的思考，所有的探索，都在這部作品中瓦解完了，或者說把原來的作者瓦解掉了，執意脫胎換骨。我性格多爲冷硬，柔軟與溫情對待動物與孩子毫無保留，對待成年的小說人物，從不施捨，冰冷無情，甚至刻薄。

不管《死亡賦格》寫得好與壞，於我個人意義重大，我很高興寫出內心的東西。有不少人跟你一樣，認爲這部作品是 “走出國門受 ‘全球化’刺激”的結果。幾年前，有個朋友專門跟我說不要迎合西方之類的話，這裏頭有八竿子打不着的邏輯。《死亡賦格》於2008年動筆，2011年寫完，給過一些出版人，在等待中反覆修改，直到2013年在中國臺灣和香港出版。最初寫這部作品時，我跟陳希我交流過，當時取名《烏托邦》，他認爲這名字好。我也相繼跟幾位作家朋友談論過這部作品，那時尚沒有一篇作品譯成外語，身在漢語桃花源， “不知有漢，無論魏晉”。2012年纔出版第一本英文版《北妹》。所謂 “迎合西方”的論調，無疑高估了我的智商。我的想法和西方概念毫無關係，完全聽任於血液的湧動。

海明威說，已完成的作品，是一頭死去的獅子——我的作品，也許是一頭死去的小鹿，那並不影響它是基於真誠的表達。其實大可不必費這番脣舌，只是藉此標記出創作年表。

現今有一種論調或氣氛，不是很好：但凡涉及一點敏感的寫作，帶有批判色彩的，於現實社會痛感較重的，容易被視爲 “迎合西方”，或企圖引起西方關注，這顯然是不公平的揣測。倘若一個國家的作家，都是溫馴的，聰明機警，於世俗遊刃有餘；如果溫馴纔是一個作家的品格，如果把字寫在方框裏纔是寫作的操守，魯迅、納博科夫、索爾仁尼琴、福樓拜等作家突破框架的創造，就沒有特別意義。士兵是天生要衝鋒陷陣的，而一個醫生，比起扛槍上前線，他更好的價值，是在後方醫治傷員。這個世界上有醫生一樣的作家，也有戰士一樣的作家。不管是戰鬥的，思辨的，隱遁的，還是拋開社會背景純寫人性的作家，都不應該獲得嘲諷，嘲諷只配留給阿諛之流、諂媚之徒。一個小說家，首先就該是個詩人；一個詩人，內心就該燃燒不熄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