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縱橫》2019年10月新刊上市

【導讀】“隱形貧困人口”一詞，因爲形象地概括了一些城市青年消費與收入之間的不平衡狀態而受到熱議。傳統的消費社會學批判視角並不足以達至對該現象的深刻理解，本文研究發現，城市青年所處的特殊城市情景以及“準成人期”的特殊階段，纔是使其以這樣一種差異於以往消費現象的面貌，呈現在大衆視野之中的原因。而當代城市青年在消費行爲中所體現出的理性以及強大的自我調節能力，足以讓我們以樂觀的心態去期待他們成爲社會中堅之後的表現。文章原載《中國青年研究》2018年第9期，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城市青年的幸福與憂愁:

“隱形貧困人口”的社會學分析

近年來，隨着互聯網的不斷普及，在萬千網民的集體智慧的碰撞中，網絡流行語已經逐漸成爲反映社會輿情與凸顯社會記憶的重要概念。相較於前幾年的網絡流行語集中於事件的動態描述， 2018年伊始，更多側重於網民自我意識的“戲謔性”表達的網絡流行語開始出現，例如“佛系青年”、“油膩中年”等。其中，“隱形貧困人口”這一看似矛盾的概念就受到了廣大青年網民的積極“認領”，並催生了一大批類似熱詞的出現。網民們紛紛表示“隱形貧困人口”一詞總結出的收入與消費之間的不均衡窘態正是自己生活的現實寫照。

學界對於青年消費行爲及觀念的研究由來已久，既有研究一般從青年對於傳統中國“愛儲蓄不愛消費”的傳統觀念的摒棄和反叛出發，進而立足於消費社會的批判，將其視爲被“虛假需要”的慾望所迷惑，身陷符號幻象製造的陷阱裏無法掙脫的焦慮者，並形成了大量針對典型羣體(“月光族”、“新貧族”等)的具體研究。事實上，僅僅延續既有的消費主義批判路徑，強調消費文化對於青年的“侵蝕”，並不足以達至對“隱形貧困人口”這一概念的更爲深刻的理解。

因此，本研究試圖將“隱形貧困人口”這一羣體及其消費行爲，置於轉型期中國的當代語境之中來加以討論，並且藉助社會轉型的歷史背景以及城市的消費場域等概念來進一步深化討論的深度，從而揭示出該概念背後所折射出的深刻社會意涵。

▍青年：少年已過，成人未滿的“準成人”

20世紀初，美國偶像歌手Britney Spears(布蘭妮·斯皮爾斯)曾在其成名曲—《I’m Not A Girl,Not Yet A Woman》(少女已過，熟女未滿)中表達了身處“準成人期”的美國青年對於自我身份的一種迷茫狀態。事實上，正是這種身處社會轉型期的青年所特有的“準成人”特質，使其成爲被消費浪潮所挾裹的“隱形貧困人口”。

1.“隱形貧困人口”概念界定與資料來源

按照百度百科的釋義，“隱形貧困人口”指的是那些看起來每天有喫有喝但實際上非常窮的人。綜合互聯網上的討論，可以進一步發現，“隱形貧困人口”還包括以下特質：

第一，工作生活於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之中，有着相對豐富且較高的生活質量；

第二，支出與收入之間相對不均衡，因此儘管收入水平中等偏上(高於或者接近平均收入)，而資產及存款近乎零，甚至負債；

第三，往往處於未婚甚至是單身的狀態。

從以上描述中不難看出，“隱形貧困羣體”其實是這樣一個羣體：他們生活於城市，接受過相當程度的教育(本科及其以上)，從事收入相對豐裕的工作，並在傳統節儉與現代享樂的價值觀矛盾碰撞之中，“勇敢”地選擇了後者。

實際調研過程中，筆者從自我的社交圈出發，以前文所言的“隱形貧困人口”的諸多特質作爲篩選依據，同時採用滾雪球的方式不斷擴展訪談對象的範圍，並加入被訪者是否擁有對於“隱形貧困人口”的明確自我認同作爲重要評判標準。最終，筆者共深度訪談了8名生活工作於上海市的青年，訪談對象簡介詳見表1。

2.社會轉型中的“準成人期”

現代社會的大轉型，不僅意味着國家、社會與市場之間互動關係的變化，更給個人的生命週期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例如個體教育年限的大規模延長、就業參與時間的延遲，兩性關係的多樣性以及組建家庭乃至生育時間的推後等等，並由此出現了一個介於青少年和成年人之間的新的生命階段—“準成人期”。

身處“成人初顯期”的青年們，儘管生理發育已經成熟，但是由於社會進步對於勞動力資本的要求不斷提升，導致了青年受教育年限的增加，無形中推遲了青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並導致青年們履行社會責任的年齡不斷增大。從本文的訪談對象來看，他們均接受了大學及其以上的教育，開始工作的最小年齡爲21歲，而博士畢業的訪談對象M-1，其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齡則達到了27週歲。

“我一直認爲，個人對於社會最重要的意義還是通過工作體現出來的，最起碼，你的工作決定了你的社會地位，也是你履行社會責任的一種方式。所以呢，我選擇讀書一直讀到博士，一方面是真的對於學術有一份自己的追求，另一方面則是覺得自己並沒有完全準備好去履行社會責任，去過一份朝九晚五的，領工資養活自己甚至是以後的家人的生活狀態。加上自己年紀又比較小，所以一直到27歲博士畢業，才進入高校工作。”(M-1)

事實上，社會的發展不僅從結構上爲青年的社會責任的延遲承擔提供了社會基礎，更通過個體化社會思潮的來臨，爲青年意識的覺醒“鬆綁”，逐步消解了“青年”這個曾經被賦予無限使命感的特殊角色類別概念所具備的神聖性。青年們對於自我的關注以及自我意識的建構開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

“人生的目標不就在於不斷豐富自己的體驗嗎?青年的意義就在於，可以不斷地犯錯去體驗，並且可以承擔得起這個代價。只要不做違法害人的事情就行啦。比如說我，從小學習藝術，本來本科畢業了以後，可以直接去中學教書，但是我想着還是要乘着年輕多體驗一下生活，所以就決定去英國留學了，當然了還好家裏條件不錯，父母也很支持。留學回來了以後，好多人都建議去高校，說女孩子去高校工作穩定啊時間自由啊，但是我覺得纔不要過這種一眼看到頭的生活，所以我就自己開了這個藝術工作室，一邊上課，還可以一邊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F-3)

因此，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身處“準成人期”的城市青年都能夠擁有一段歷時不短的“享受”社會責任延遲的“幸福時光”，去探索自己未來生活的無限可能。

3.傳統家庭生活的雙重“背離”

此外，個體化時代的來臨還體現在傳統家庭結構的變動之上，即爲家庭帶來了不斷發展和變化的新形式，特別是在特定的人羣和環境中。傳統中國家庭作爲中國倫理的策源地，曾由此形成了極具中國特色的家庭社會傳統規範。對於子輩而言，其中最典型的傳統規範衍生出的責任與義務當屬“父母在，不遠遊”的養老責任歸屬以及“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家庭血脈傳續使命。

然而，經過多年經濟發展，我國已然在城市範圍內建立起了覆蓋全面的養老保險及醫療保障制度等，足以爲家庭抵禦一定程度的社會風險，身居其間的城市青年成爲社會福利制度的間接受益者，使得他們從道義上“逃離”原生家庭的責任成爲可能。

“說實話，我現在的收入大概是6000塊一個月，以前總是想着，工作了以後一定要每個月給家裏打錢，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但是現在真正工作了，這個想法根本就沒有了。因爲父母根本就不需要這個錢啊，我爸爸還在工作，媽媽的退休金也不少，他們都有社保醫保什麼的，所以根本就花不完自己的錢，更不需要我去支持了呀，我不問他們要錢就已經很不錯啦。所以現在我最多就是過節或者他們生日的時候給發個微信紅包，反正限額也只有200塊，聊表一下心意咯。”(F-5)

同時，隨着社會價值觀念的不斷進步，附加於青年之身的另一條傳統家庭枷鎖—組建家庭、傳宗接代—也被漸漸鬆綁，早婚成爲過去式，甚至結婚都已經不是人生的必選項。例如網上流傳的上海居民的初婚年齡已然達到了男性30歲，女性28歲。本文的訪談對象也全部超過了法定結婚年齡，然而對於婚姻依舊沒有表現出特別的嚮往，甚至大部分還處在單身階段。

“結婚?這輩子都不可能結婚，開玩笑啦，其實我對於婚姻也沒有特別的想法，一切隨緣吧。雖然很多人追，但是一直沒有遇到真正讓自己心動的那個人，也不想就隨便找個人將就一輩子。再說了，我現在自己一個人的生活也挺好的，自己賺錢自己花，想買什麼就買什麼。有時候自己在籌劃出國玩的時候，看着身邊有些同事，一天到晚還要爲奶粉錢發愁，說實話，還是有點小慶幸的，哈哈哈。”(F-6)

由此可以看出，身處“準成人期”的當代城市青年，既可以脫離原生家庭，又可以延緩進入自建家庭的步伐，得以實現一種傳統家庭生活雙重“背離”的獨特生活樣態，並且可以“毫不吝惜”地將收入投入消費之中。

▍城市，使一切成爲可能

後現代城市最大的變遷特徵之一即在於從生產中心向消費場域的轉變，成爲享樂主義的天堂，帶來了交錯構成各種多元的共同體生活時空結構，也由此成了“隱形貧困人口”的聚集地。

1.光怪陸離的城市消費場域

後現代城市被籠罩於一個前所未有的消費時代之中。即使是普通大衆的各種飲食男女、審美趣味、自我實現等需要和慾望都可以得到精心推測、揣摩、引誘、建構和強化。極大豐富的消費場域爲城市居民提供了紛繁複雜的消費選擇:“從婚紗系列，中國都市消費革命市場上的蔬菜種類，巨無霸和四分之一磅食品的菜單，到各式各樣的香菸及各色舞廳，隨心所欲選擇的自由無處不在。在中國不斷擴展的消費社會里，選擇的範圍與日俱增”。豐富的城市消費品進一步刺激了城市居民的消費慾望，身處其中的城市青年，難免沉溺在這個光怪陸離的消費場域之中。

“我最先來上海是因爲大家說這邊工作機會多，來了之後才發現，我在合肥甚至是老家找到的工作收入和現在其實差不了多少。但是真的是來了上海以後就不想走了。這邊生活太方便了，淮海路、人民廣場，什麼東西都買得到，而且網上購物也特別方便，上午在京東下單，晚上回家就收到了。而且，這邊的演出也特別多，基本上所有的話劇和歌舞劇只要上演，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我寧願在上海租房子，也要一直待下去。”(F-2)

當然，正如鮑德里亞的“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所指出的那樣，消費社會通過“符號製造術”製造出無窮無盡的非真實需求的符號幻想，從而操縱消費者，並使之迷失於各種“時尚”之中的現象在城市青年身上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體現。

“其實我的收入很高的，但是就是攢不下錢。因爲對於女人來說，‘包治百病’。所以心情不好了，我去買個包安慰一下自己，工作室生意好了，接了一個大單，更要買個包慶祝一下。從2018年到現在，我大概買了10個吧，其中一個CELINE，4萬，一個YSL的，2萬不到，還有三個Marni，大概5000塊以上吧，其他的幾個5000塊以下的就都忘記了。反正包包也不是用來背的，搭配衣服也不需要那麼多，就是覺得好看啊，看到了就想買，有時候在家就是看着一櫃子的包，我都能開心好久的說。包包是一種信仰，你們不會懂得啦。”(F-3)

2.湧動的城市“新”社會階層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轉型的城市表達，不僅僅在於物理空間的城市化以及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更在於掀起了階層湧動的大潮：“新白領”“新中產階級”“新管理精英”等嶄新的社會階層開始登上了城市的舞臺，併成爲城市社會學關注的焦點。而上述“新”社會階層相對較高的收入是支撐起消費支出，並且使其貧困得以“隱形”的基礎。以本文的幾位訪談對象爲例，無論是受教育程度還是工作類型及其收入，都屬於新階層的範疇，且最低收入爲6000元每月，大部分人的收入都高於上海市的平均工資，最高的一位甚至達到了數十萬年收入。

此外，城市青年的“新”還體現於其出生環境及成長背景。恰如《大蕭條的孩子們》(1988年版)前言所歸納的那樣，“歷史變遷對於個人發展的影響不僅體現在孩子的某個發展階段，而且貫穿其整個生命歷程”。因此，生長於從匱乏走向豐裕，由生產主導轉向消費主導的“新”歷史背景之下的城市青年，其懷持相對於生長於“舊”的匱乏年代的父輩們更爲激進的消費慣習也就順理成章了。

“我媽媽總是說我花錢太兇，工作快10年了，基本上一分錢都沒有攢下來。以前5000塊一個月的時候攢不下來，現在幾萬塊一個月的時候也一樣攢不下來。我一直不能理解老一輩的攢錢的習慣，有句話說得好，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過於眼一睜一閉，人生就這麼過去了，錢還沒花完。”(F-6)

“我父母也是做生意的，我覺得我現在自己出來創業也是屬於另外一種繼承吧，但是他們那個時候，每賺了一筆錢，首先想到的就是攢起來繼續投入生產啊，租更大的廠房，換新的生產線什麼的，家裏的老雅閣差不多十幾年都沒換。我纔不要過這樣的生活，錢沒有花出去就是銀行的數字或者是一堆廢紙，能夠買到讓自己開心的東西纔是它們價值的體現。”(F-3)

3.匿名性城市生活的消費抉擇

如果說費老筆下鄉土中國的“熟人社會”在社會轉型的大潮中，已然被衝擊爲“半熟人社會”的話，那麼城市中國早已具備了西方意義中“陌生人社會”的種種特質。不同於熟人社會的“知根知底”，城市之中的陌生人世界更多地呈現出一種社會交往的匿名性，對陌生人的身份與地位的判別則要依靠直接觀察之下所能誇示的財物，因此，爲了贏得他者眼中的社會地位的判定，城市居民中開始瀰漫起濃郁的消費競爭氛圍。

儘管城市青年的收入足以支撐較高的消費支出，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他們在所有的消費領域都能夠隨心所欲，因此，往往需要在不同的消費之間進行抉擇。王寧曾經將這種消費行爲稱之爲“兩棲”消費，其背後的邏輯是消費慾望的選擇性滿足，即日常消費中“節儉”與“奢侈”並存的一種狀態。當前，城市青年們消費的選擇性主要體現在將日常消費的場景劃分爲“臺前”和“幕後”，其劃分邏輯就是退居“幕後”的消費只要維持基本需求足以，而“臺前”的消費則必須要體現出充足的消費實力以及足夠的多樣性，以實現更好的社交融入。

“別看我買了自己都數不清的數碼產品，就拿我現在隨身的EDC(EveryDay Carry,意爲每天都隨身攜帶物品)，手機、電腦、ipad、kindle、徠卡等等，加一起接近10萬塊了，但是其實我在有些方面也是蠻節省的，比如說喫飯啊，我基本上都是在學校喫，外出聚餐也不多，基本上都是人均100以下的餐廳，一個月可能1000塊都不用花的。而且我買衣服也比較少，除了一些比較正式的場合正裝，基本上都是優衣庫解決。”(M-2)

“說實話，我現在的收入大概是6000塊一個月，以前總是想着，工作了以後一其實，我每個月花費最大頭的還是衣服，每個月6000塊的到手收入，除掉2000塊的房子租金，起碼有3000塊的開支在衣服上面。畢竟女孩子嘛，都想出門穿得漂漂亮亮的啊，這個也是自信的來源嘛，而且在上海，不穿的人模狗樣的都沒人看得起你。和男朋友約會也是啊，隨便穿個T恤和穿個小黑裙，他對你的態度都不一樣呢。”(F-5)

▍消費社會的幸福與憂愁

傳統的消費文化研究，往往將消費文化定義爲人們用來展示和確定自己社會身份的各種符號。並由此引發出了消費個體在面臨消費文化時候的一種不自覺的被動化認識取向，進而將社會大衆對於消費主義的追逐視爲被製造的社會需要而在社會平等的幻影中進行的一場社會狂歡。然而，當前的城市青年則通過消費內容及消費形式的創新，部分地脫離了當前被符號的幻象所操縱的階段，將“自我取悅”放在了終極消費目標的高度之上，這也成爲其消費的“幸福”來源，而終究無法全然脫離的客觀現實又給其消費抹上了一絲“憂愁”的色彩。

1.幸福：基於“自我取悅”的消費行爲

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炫耀性消費，當前的城市青年通過符號彰顯自我的慾望並不強烈，其消費行爲往往在於追求自我取悅，體現出了很強的“自目的”性。

“最近半年，健身應該是我花費最大的一件事情了，不僅僅是錢，更多的是時間和精力。當然了，金錢也不少，健身卡年卡一次性辦了2年，是5000多。但是更貴的是私教，我們這邊因爲地段比較好，所以私教超級貴，一節課是600塊。但是我就是覺得很開心啊。而且我健身也不是說爲了給誰看，我目前連男朋友都還沒有，所以我就是爲了讓自己開心，不但是身材好了會開心，我更加喜歡的是那種健身完了以後對於自我身材控制的一種狀態，不是有人說，連身材都控制不了，怎麼控制人生，那麼反過來理解，如果我控制好了身材，我覺得自己就能夠更好地掌控自己的人生。”(F-6)

此外，城市青年們的消費形式還突破了傳統消費領域中個體與個體之間的一種你追我趕、無休無止的競爭模式，反而更多地呈現出另一種放棄“個性化”、沉迷於“無我”體驗式、情感式消費模式。各種派對聚會、俱樂部、消費羣體、集體性舞會、歌星演唱會成爲他們參與消費的“情感部落”。

“我覺得自己2017年花得最值得的一筆錢就是跨年去看的王菲的‘幻樂一場’演唱會。很多人都說這個是一場天價演唱會，在網上看直播不是一樣的嗎?我只能說這種想法太天真了。我當時買的票票面價格是7800元，但是從黃牛手裏拿票，還多了幾百塊錢，一共差不多花了我一個月的工資，但是我真心覺得很值得。幾萬人在一起體驗那種情感的共鳴，那種‘在一起’的氛圍，是在家裏看電視轉播感受不到的。我們是在一起追憶自己的青春，票子再貴，能有自己的青春貴嗎?”(F-1)

由此可以看出，城市青年這種消費方式，不僅外在體現爲自我風格的追尋，更彰顯出其身處社會意識形態規約與文化制約的雙重夾縫之中，對於自我身份認同的探索，以及自我成長的主體訴求。

2.憂愁：無法徹底隱形的貧困

現代消費將消費行爲建構爲一種對於理想生活的嚮往，人們通過消費實踐—消費符號使用，構建出自我的社會羣體認同。而城市青年透過消費所抒發的正是一種對於城市生活的融入渴望，而這份介於觸手可及與無法觸及的矛盾，則碰撞出了城市青年的憂愁。

首先，當前的城市青年儘管表現出了強大的目的性的消費意識，但是消費選擇與消費能力之間存在落差的客觀現實依舊是其消費行爲的重要束縛。這種消費高於或者等於收入的貧困現象被經典的貧困研究視爲“暫時性貧困”。究其原因，個體往往通過未來的收入預期來規劃當前的消費支出，從而擴張了自我的當期消費，而金融創新背景下的“*唄”“**白條”甚至是一系列的“裸貸”平臺，連同傳統的信用卡一起，助推了城市青年們去“勇敢”地花明天的錢。

“我本身信用卡的額度比較高，再加上長期用網購平臺，所以無論是支付寶的花唄還是京東白條的額度都很高。這種花錢的方式和一張一張現金花出去的感覺完全不一樣，現實中一次性買100塊錢的東西都會有一種莫名的心痛，但是用信用卡或者網購，基本上沒什麼感覺，就是一串數字一樣。當然了，每個月到了還錢的時候還是會心痛的咯，實在還不上的時候就找我男朋友緊急救助一下。不過我也不擔心，反正我堅信自己的收入會不斷提升的，現在只不過是稍微提前一點點花而已。”

其次，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通過豐富的工作和生活選擇而成爲青年的聚集地，但是在融入途徑的建設中未能保持同步，城市戶口的獲得難度以及城市房價的不斷高企，使得大部分城市青年(尤其是外來青年)對於最終的城市融入懷有一種悲觀的期待，他們看似“幸福”的消費背後，其實很大程度上是源自長期消費目標缺乏的一種被動退位選擇。

“別看我現在每個月花的錢都不少，但是其實我覺得網上有句話說得蠻好的呀，就是‘我不是捨得花錢，而是窮得根本沒必要攢錢’，爲什麼這麼說?我給你算一筆賬哈，我買衣服買得再貴，也就是幾千塊一萬塊，但是現在上海這個房價，起碼幾萬塊一個平方了，我這點收入，一年下來就算不喫不喝，也沒有十萬塊，一個廁所都買不起，還攢錢幹嗎，還不如喫好喝好玩好，以後的事情就以後再說吧。實在不行，就回合肥老家唄。”(F-2)

這不由得讓人想起《愛麗絲夢遊仙境》中的紅皇后，儘管城市青年們爲了城市生活方式的融入，不斷地提升消費支出，並且在消費內容上表現出了強烈的自我意識以及在消費的形式上創造出了顯著的時代差異，然而依舊猶如紅皇后一般，縱然竭盡全力，依舊在原地踏步。這份城市融入的焦慮則可能像個無底洞一般，再多的消費品也無法徹底填滿。

▍總結與反思

個體化社會的來臨，帶來了三個明顯的社會結構及意識方面的改變：

第一是吉登斯說的“去傳統化”(detraditionalization)，個體從外在的社會約束中脫離出來，社會變得更爲分化和多元。城市青年及其所特有的“準成人期”即是社會分化的直接而顯著後果。

第二則是鮑曼所指的“強迫的和義務的自主”，其含義是現代社會結構強迫人們成爲積極主動和自己做主的責任主體。伴隨着自我負責觀念的不斷深入，城市青年也從中同步獲得了掌控自我生活的一種權利。

第三個變化是“通過從衆來創造自己的生活”，個體不得不選擇某些指南和制度來作爲自己生命軌跡的藍本，去追尋一種大衆化的生活。而消費社會將消費行爲形塑成爲最大衆化生活方式的體現，由此也獲得了包括城市青年在內的全體社會成員的追捧。因此，某種意義上來說，城市青年中大量湧現出的“隱形貧困人口”，正是轉型中國的城市化浪潮夾雜着消費文化，在青年身上的一種投射。只不過由於城市青年所處的特殊城市情景以及“準成人期”的特殊階段，才使得其得以以這樣一種差異於以往消費現象的面貌，呈現在大衆的視野之中。

當中國城市剛剛邁入消費社會的大潮之時，學者們已經表達出了隱憂，他們認爲，隨着人們自己的主觀期望的不斷攀升，消費革命第一階段的新穎性肯定會日漸磨損，唯有不斷增加新、奇、特商品的生產，方能維持消費者自由的新鮮感。然而，這將導致期望遠遠超越於經濟的實際供給能力而不斷增長，並給整個社會埋下新的隱患。城市青年中湧現出的“隱形貧困人口”現象似乎正在無聲地佐證着上述觀點。

然而，在我們進一步地叩響該問題之門的時候，可以發現，城市青年中瀰漫的“隱形貧困”問題的消解已經初現曙光。

一方面，隨着我國城市地區競爭模式從基礎設施建設向人才吸引轉變，一輪“城市搶人大戰”已然如火如荼地展開，青年人才的價值也日趨受到重視。對於廣大城市青年而言，城市融入選擇的增多，將會有助於從根源上改變其城市陌生人的心態，從而推動其消費結構的改變。

而當我們把目光投向城市青年們本身之時，他們在消費方式上所體現出的嶄新面貌以及逐漸興起的“消費降級”現象則進一步給予我們希望。例如，本文的訪談對象在對於未來的消費計劃中，紛紛提到了消費降級的想法，甚至已經開始踐行，網絡媒介也將2018年視爲消費降級的一年。可以說，當代青年們在消費面前表現出的理性以及強大的自我調節能力足以令人欣喜。

城市畢竟不是永無島，城市青年也不可能一直像童話中的彼得·潘一樣無憂無慮地生活下去。當城市青年們告別“第二青春期”，進入家庭生活，成爲社會的中堅，開始承擔起屬於自己的責任之時，他們在消費選擇上的這份理性以及自我調節能力，會引導他們去塑造出怎樣的消費文化，乃至社會主流文化，我們有充足的理由懷着樂觀的心態去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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