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文正在挑選底片

新華社北京11月29日電（記者程露）法國人托馬斯·蘇文有一個與衆不同的愛好——收藏陌生人的記憶。

過去9年，他從北京郊區的廢品回收站收集、整理、掃描了至少85萬張底片。

1985年，家用照相機大量進入中國人的生活；2005年，數碼相機開始普及，膠片機逐漸消失。

一位女性與電視機合影

蘇文收集的這些被遺棄的底片記錄了20年間北京普通家庭的生活體驗：女人在家中最顯赫的電器——冰箱或電視機旁擺造型；兒童坐在第一家麥當勞餐廳門前與“麥當勞叔叔”合影；新娘爲參加婚禮的賓客點菸……本將被湮滅的記憶因此獲得重生。蘇文爲這個記憶“寶礦”起名爲“北京銀礦”。

35歲的蘇文正潛心準備一本以北京世界公園照片爲內容的新書。“我手裏的照片3%到5%是在世界公園拍的。這個地方在90年代對北京人很重要。”

遊客在世界公園留影

1993年開園的世界公園，包含埃及金字塔、法國埃菲爾鐵塔等在內的全世界100多處微縮景點。

“當時很多中國人還沒有去國外旅遊的習慣和經濟條件。政府建造世界公園，可能是想讓人們慢慢了解旅遊和國外的一些情況。”蘇文說。

基於“北京銀礦”，蘇文已出版5本圖片集，在海內外舉辦多場展覽。在一個飛奔向前的時代，他希望這些普通人的照片，能讓人們看到過去，以及中國的共同點而非特殊性。

很多外國人看完照片後告訴他，中國人和他們有很多共同點，這些照片讓他們想到自己的家和小時候的生活。

1999年，蘇文第一次來到北京。2003年，他進入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習工商管理，畢業後爲英國一家檔案館在中國收藏當代攝影照片。

有一次，他通過網站尋找老照片，結果頻繁出現一個叫小馬的人。小馬是一名廢品收購商，專門收集包括醫院X光片、光盤、底片在內的垃圾，通過提取硝酸銀賺錢。

散落在地上的底片

他到小馬的回收站，以每公斤30元的價格購買底片，將這些佈滿灰塵的“寶貝”裝進麻袋，拖到位於北京胡同裏的工作室，再從中細細挑選、掃描、分類編號。這些差點兒被溶化的素材，最終形成了一個豐富的圖片庫。

“北京銀礦”不是尋人圖片庫。在蘇文看來，講述陌生人的故事意義不大。但當把若干相同主題的私人照片放在一起時，它們則變成了歷史的一部分，能讓人看到歷史的一個階段。

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改革開放，溫飽問題逐步得到解決，生活開始變得寬裕。相機慢慢進入少數家庭，但照相仍是昂貴的消遣。人們只用相機記錄重要時刻，比如孩子降生、結婚或者生日。

新生兒正在量體重

上世紀90年代初，相機進一步普及。人們在家裏的第一臺電視機、冰箱或電話旁擺拍。瑪麗蓮·夢露、麥當勞這些西方元素也更多地出現在照片裏。

“冰箱在90年代初開始進入中國普通家庭。就和冰箱60年代進入法國家庭一樣，人們十分得意，想要和冰箱合影。”他說。

有人質疑蘇文使用這些照片未徵得主人同意。他解釋說自己探索的並非照片中的人，而是冰箱、電視機或牆上的海報。“我曾考慮過很長時間，但覺得這些底片是無價之寶，我有責任與大家分享。”

兒童與麥當勞叔叔合影

蘇文公開了“北京銀礦”中約1000張照片。他說自己很少選擇同一人的兩張照片，也會把握“度”，遵循尊重原則。

改革開放後開始關注影像傳播法律問題的攝影人曾璜認爲，“北京銀礦”從創意、視覺符號選擇和組構，到反映中國改革開放40年鉅變，都是一個很好的當代影像藝術作品。

“作品涉及的法律問題應該允許展開討論。藝術家也應該考慮到作品所涉及的法律和倫理問題。不過，當代藝術是允許‘挪用’的。”曾璜說。

蘇文坦言自己沒有計劃專門尋找照片的拍攝者或主人公，因爲找到的可能性不大。項目開始以來，有五六個人看到了自己或認識的人的照片。每當這時，蘇文非常願意聯繫當事人，並把膠捲中未公開的照片發給他們。

蘇文與徐臻及家人合影

在所有回收的照片中，有一張很特別：一個男人側臥在溪水中的一塊大石頭上。“簡單、自然，構圖好，還有一點幽默感。”蘇文這樣評價。

他帶這張照片參加了幾乎所有的展覽。在香港，主辦方把照片上的人物做成貼紙，蘇文的筆記本電腦上至今還貼着一張。

有一天，一名女性託人聯繫蘇文，說照片中的人是她父親徐臻，還發來了其父近照。當蘇文再次回到北京，和徐臻及其家人一起喫烤鴨，還成爲了朋友。這段奇緣正在被美國一家公司拍成視頻。

“我不是照片的作者，但我是項目的作者。”蘇文說，“用一種浪漫的說法，我從2009年開始‘收養’這些沒有人要的照片。我救了它們並和它們一起長大。從某種意義上講，我感覺它們已經是我的孩子了。”（實習生張一諾參與採訪）

（文中圖片由托馬斯·蘇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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