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见地”十日谈No.3 | 王端芸：从欧洲文明进化看人文精神的超越力量

王瑞芸，江苏无锡人，1985年获得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史硕士学位，1991年获美国俄亥俄州西方储备大学艺术史硕士学位。旅居美国20年。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著述有：《杜尚传》《西方当代艺术审美性十六讲》《20世纪美国美术》《美国美术史话》《通过杜尚》《戈登医生》（小说集）、《美国浮世绘》（散文集），翻译《杜尚访谈录》。

西方追逐近代文明的起跑线曾有多惨淡？

谈西方，不免会和东方有比较。 我过去在阅读时注意到有一位西方学者这么说过，如果在11、12世纪，有人愿意拿东方和西方打个赌，看谁将来可以成为世界的引领者，他说，绝不会有一个人会肯把赌注放在欧洲。

他这个话完全有根据，在11世纪初，你如果去欧洲走走，只能用满目荒凉来形容，城镇很少，相隔很远，人们都很少出去，因为出门就意味着危险，林间小道除了有野兽还会有强人，那时欧洲人保护自己的方式基本是以暴制暴，人人差不多都是文盲。当时最大的城市伦敦，人口不过一万多。

在11世纪的基督教国家中，发达的地方只有拜占庭，还在东边，而其他的基督教国家在拜占庭帝国眼里只是蛮夷。那时连罗马都提不上口，罗马城墙围绕的面积只有君士坦丁堡的一半大，它的艺术品要么被毁，要么被盗，著名的古代遗址上放牧着牛羊。

欧洲的情况到12世纪开始好转，城镇一点点增多，战争减少，但是和当时的中国还是没法比。我们只要想想北宋画家张择端在12世纪画的《清明上河图》，就很容易明白中西方当时的差距了。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这里还有一个佐证，就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他在13世纪到达中国，看到中国人生活的文明程度，真是惊呆了。 他在1295年返回威尼斯之后写下的《马可·波罗游记》 把欧洲人迷死了，马上成为畅销书，因为在13世纪的欧洲，没有哪个国家有马可·波罗书中描述的那么气派的宫殿，那么辽阔的土地，那么庞大的经济，那么壮观的城市。从此那个被称为中国的地方，成为西方人心中天堂般的去处，仿佛是无法抵达的财富与幸福的象征。 1492年，当哥伦布率领三艘小船往西航行，他最终目的地就是中国，他随身就携带着一本书就是《马可·波罗游记》。

可是马可·波罗看到的元朝，几乎是一个叫我们中国人侧目的朝代，乏善可陈，而且那都已经差不多是我们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往下坡走的时候了。

西方当时就处在这么惨淡的一个起跑线上，是怎么翻身变成今天这个局面，这不让我们好奇吗？

西方文明在12世纪之后，渐渐一路崛起，发生了好些事情，比如文艺复兴，基于大宪章的政治管理体系，科学革命，思想启蒙运动，工业化，等等。这些我都不打算说，我选了另外两部分来谈：一是基督教文化，二是骑士文化 。

这个选择是有用意的，因为基督教和骑士文化是在西方文明最低落，最黑暗，是人性的恶可以随便肆虐的时期中生长出来的精神文明，看看别人在最差的时期能培育出什么样的精神果实，大概会让如今已经身处21世纪，物质已经丰富繁荣到了不像话的我们少找一些借口吧。

伯格里与基督教文化

当年出现在罗马帝国边缘地区一个小宗教基督教是怎么渐渐做大的呢？ 其实就靠了那一个字：爱，因为这一个字把基督教的核心内容全包涵了。

统计数字比较抽象，这里举个具体例子，可能更容易说明基督教文明对社会能起到什么作用。

在我们中国贵州最边缘的西北角，一个叫石门坎的地方，那里过去是中国最穷的地区之一，在20世纪初去了一名英国的传教士柏格里，他给那个穷乡僻壤带来的变化，只要去百度一下“石门坎”或者“柏格里”，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石门坎由于柏格里的到来，迅速成为“西南苗族文化的最高区”，中国现代教育水平最高的地方，是云贵川交界地区的教育中心，农耕技术推广中心，苗族文化的传播中心，战时灾民自救中心，甚至是足球之乡。

塞缪尔·柏格里

柏格里是在1887年到云南传教的，在1905年他选择去了更加荒凉偏僻的苗人居住的石门坎，当时那里的苗人还过着刀耕火种、结绳刻木的生活，生活条件的艰苦不难想象。柏格里不但留下了，他还穿苗人的服装，学说他们语言，有时候甚至可以睡在他们的牛棚里。这样，苗人就慢慢接纳了他，并把他作为苦恼时可以倾述的对象，可以信赖的人。他自己在日记里说：“被中国最贫穷和落后的少数民族群众认可是一家人，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蒙昧、不卫生、落后、犯有罪过的，但又是最可爱的人，是我的兄弟姐妹们，我的孩子们。”

为了让苗人受教育，他为苗族创立了一套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这套文字现在被称为“老苗文”，在英语中直接就称为“柏格里文”。他用所创的文字翻译了《圣经》和赞美诗，并出版了苗文报，1906年他开始办学校，向一切贫民孩子开放。

他在英国筹到款就把学校慢慢扩大，修建了宿舍、礼堂，修起了贵州有史以来第一个足球场和游泳池。柏格里同时还给成人扫盲， 编写了《平民夜读课本》，虽然开始只是些信徒愿意学，后来带领得越来越多人学，学习氛围形成之后，民族素质明显开始提升。

他也给人提供医药，甚至为当地人种牛痘。当他听说广西都督诱杀活埋麻风患者时，非常愤怒，就从英国联系到一些资金，定期买粮食和布发放给附近麻风患者，后来这里就建立起了最早的麻风病人收治中心。苗族人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说：“柏格里亲自给我们苗家人治大脓疮，连大麻风都不怕。”

柏格里做了这些工作的结果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石门坎，有着完全按照现代标准设置的运动会，而石门坎人的足球水平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在中国远近闻名。在1936年举办的柏林奥运会上，中国足球队中就有来自石门坎的队员。到了1949年，这个地区毕业的小学生4000多名，初高中生几百名，大学毕业生三十几名，博士有两名，受教育人口比例相当高。

1915年，一场可怕的伤寒传染到石门坎，很多人病倒，柏格里一直守护病人，不幸也染上了，他坚持把有限的药品留给村民，自己却长眠在了这块土地上，时年51岁。根据《邵通教会史》记载：“柏牧师死于石门。出殡时，苗、彝、汉送殡者好几百人，无一人不痛哭失声。”

苗人为柏格里所立之碑

苗族人专门给他立的碑上写着：“黑暗时代谁可怜我们？困难环境谁同情我们？感谢上帝派遣柏格里牧师宣称基督福音，我们有书读。”

对于基督教文化的说明，仅柏格里这一个人，仅石门坎这一个小地方，应该已经够用了。让我们已经足够看到一种文明具备的品质，就是减少恶，培养善。

这里还有一点个人体验。前年我去佛罗伦萨，参观一个教堂，教堂离开市区远，里面几乎没有人，但是有很多壁画。我就一直看一直往里走，没觉得就走到教堂最里面的部分，突然旁边的小门中出来一个年轻的修士，穿着白色的僧衣，他一句话不说，只是安静地走到一个栏杆前，栏杆上挂着根绳子——就是那种通常拦住出入口的那种粗绳子，但绳子没有被放在拦的位置上——他就把那根绳子轻轻提起来，脸上微微含笑，但是垂着头，谦卑地站在那里，一声不出。我才突然明白，当然道歉退出。我没有被责备，但是内心受到刺激特别强烈，只觉得，自己应该变得更好才配和他面对。我想，这就是具有爱的文明会产生的力量吧。

从骑士精神到绅士风度

中世纪，为了保护土地和人民，欧洲的统治者建立了一支特殊的军事力量——骑士，他们当然就是过去蛮族战士演变而成的，只是身份更高，对道德的要求也高了，比如要为正义而战，要保护弱者和女性。因此成为骑士是一种认可，是一个荣誉，要经过特别的仪式，骑士要把自己的剑放在教堂的圣坛上，由国王为他佩戴后，这名骑士才能拿它到外头去行善除恶。中世纪的骑士形成了一个特殊群体，有他们的价值观，那就是“骑士精神”。

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是欧洲中世纪流传最广的骑士故事

骑士精神听上去好像是提倡勇敢善战。如果是那样，那么尚武、勇敢，肯牺牲这类精神，在其他文化中也有，比如日本有武士道，中国也有侠客道。但西欧的骑士精神相比其他似乎显得更有美感。原因大概在于，西欧的骑士精神虽然开始是来自蛮族的尚武精神，但却得到了提炼，中世纪配做一个骑士除了勇敢，品格线设得很高，需要具备八大美德：谦卑、荣誉、牺牲、英勇、怜悯、诚实、公正、灵性。

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骑士精神凝聚了一个文明中最正面的价值，而更重要的是，这种价值至今还在延续，就是骑士精神已经转化成为现代社会的“绅士风度”，它成了现代文明生活中男人的人格准则，或者是男人的素质象征。

其实对男性的提升和塑造，我们中国文化早就有过，就是传统中倡导的“君子”形象，比如《易经》中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孟子则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只不过我们的这种培养“君子”的价值观，在现代不停地批判传统的折磨中，是否还能延续到今天的中国社会，可就不好说了。

但是在西方，骑士精神对现代社会的行为规范继续产生影响。比如说在一战期间，英国贵族的阵亡率高出平民的三倍，对那些中古骑士的后代们来说，救国保民绝对责无旁贷，他们和自己的祖先一样，自私和贪生是一生都洗刷不掉的耻辱。生命的价值对他们来说可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精神的品质绝对是高过生命本身的。

对于西方的这种骑士精神流传到至今的绅士风度，我还是愿意用两个例子来说，一个被记载的：

在20世纪初发生的泰坦尼克号海难，被改编成不止一部电影，任何一个版本的电影都绝不错过这样一个情节，就是一位有钱的绅士，和自己的秘书穿戴整齐，喝着红酒从容赴死，那是确有其事的。那个绅士就是美国富商古根海姆。

这位帅哥在古根海姆家族中的七个儿子中排行第三，生得英俊漂亮，但是风流，因此不是个好丈夫，后来乾脆常年住在巴黎不回家。1912年在他为了给小女儿过十岁生日从欧洲回纽约，原定的一艘海船因为船员罢工而延期不开，于是他改乘了塔坦尼克号，随行的有他的秘书、司机，还有他的法国情妇，一个年轻的歌女。

当通知海轮将要下沉之时，据生还的船员回忆说，他看见古根海姆先生已经被安排穿上了救生衣，引上了救生船。可是在45分钟后，他却看见古根海姆先生和秘书又回到了甲板上，穿上了最讲究的晚礼服，还对他说：“瞧，我们把自己完全打扮好了，准备像一个真正的绅士那样赴死。”原来他是把自己救生艇上的位置让给了那位法国歌女。他并且叫人给他妻子捎话说，“告诉她，我把游戏好样儿地玩到了最后一刻，没有一个女人因为古根海姆的怯懦而留在甲板上陪他。”

我们看到，这么一个花花公子，在生死之时，中古骑士精神还留在他的血液中，让他知道：先保护弱者和女性。

另一个例子是我自己碰到的。有一年我在美国爱荷华城遇见马悦然，马悦然在文学界是个响亮的名字，尤其对于中国人，因为中国作家评选诺贝尔奖的“生杀大权”几乎就操纵在这个人手里。一个人有这样的操纵权，那是会得意的，即使涵养高，但挡不住周围人送恭敬或恭维给他，人通常不免得意，至少会意识自己重要。

马悦然

可是，马悦然的谦和让我大吃一惊。他是个年过七十的老头了，满头白发，但腰杆很直，气色红润，跟人说话，从容，谦冲，温和，优雅——对任何人都是如此。一天下午，一群中国作家去郊外走走，当然拉上了马悦然，因为老头儿和气，又能讲流利中文。走在路上，我见他跟聂华苓并肩说话时，总是自己主动绕到靠马路的一边，让聂老师处在安全的内侧。看见他对女性这样无言的体贴，真叫人心里暖融融的。不过我想，聂华苓老师年纪比他大，德高望重，马悦然对她尊重体贴是礼貌周全。

可我完全没有料到到，当马悦然和我这个无名无位的小字辈走到一起，并肩说话时，他也同样记得走在靠马路一边，把我挡在里面，这就是说，这么做在他已经是自自然然的事了。

从他身上，我了解到什么叫西方的“绅士”。真正的绅士不是礼貌周到而已，真绅士的品格是已经融化在血液里的那种，是那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这样的一个人站出来，真的温润如玉，和风扑面，卓然有光。

历史展示给我们，西方11世纪在那么差的起跑线上，都可以达到现在的水平，那么一切就皆有可能了。

（本文由“见地沙龙”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音频内容见喜马拉雅“疫情智者谈 | 见地”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