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巩县志》记载：民国31年，大旱，极尽绝收，加之日军侵略，酿成大灾，农民多以树皮、雁屎、观音土充饥，据当时河南赈灾会统计，巩县饿死19100人，河南省政府救灾总结报告，巩县逃荒80505人，饿死4431人。“可怜那些孩子啊，都被逃荒的灾民杀掉吃了，有的还拿去做了人肉包子卖。

1942河南大饥荒的亲历者——郑州荥阳汜水镇虎牢关村村民付月桂

电影《一九四二》

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眼神呆滞的灾民

街头啃树皮的灾民

发生在70多年前的那场骇人听闻、生平仅见的河南大灾荒，使得中原“赤地千里”，饿殍遍地，民不聊生，四处逃荒，沦为“人间地狱”。

而这场导致300万人饿死、300万人逃亡的罕见中原大饥荒背后“隐藏”的种种细节，令人刻骨铭心，极度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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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白面、鸡蛋、猪肉、牛奶、火腿，这些当代人不以为然、习以为常的三餐食物，对1942年的河南灾民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想都不敢想的奢望。因为他们选择无几的寥寥食物只有——榆树皮、树叶、草根、观音土、大雁粪便……

在抗战爆发第五个年头的1942年，河南发生大旱灾，两季作物绝收，之后，又有蝗灾肆虐，导致全省110县饥荒遍野，流离失所。据《河南省志•人口志》记载，大旱灾前的1940年，河南人口是3067万，到了1944年，人口快速降至2471万。等于这四年间，人口剧减了近600万人。

《偃师县志》记载：民国31年春夏，大旱，二麦歉收。7月，蝗灾，风灾，粮食收获仅一至二成，人，多以树皮、草根、观音土、雁屎充饥。灾民19万，外逃及死亡者难以数计，这次灾荒为60年间所罕见。《巩县志》记载：民国31年，大旱，极尽绝收，加之日军侵略，酿成大灾，农民多以树皮、雁屎、观音土充饥，据当时河南赈灾会统计，巩县饿死19100人，河南省政府救灾总结报告，巩县逃荒80505人，饿死4431人。《荥阳市志》记载：民国31年大旱，麦秋无收。次年，蝗灾，郊野断青，榆树皮被吃光，人们逃荒要饭，卖儿卖女，饿殍载道。街市上榆树皮面馍贵至4元1斤。汜水沿河两岸贫民，有踏雪破冰挖藕草根充饥的。荥阳南部的马寨、王村等山村贫民，有的将白土和入糠面食之，集市上乞食、夺馍不断出现。车站、码头逃荒的三五成群，村头路边，饿死的尸体，屡见不鲜。

树皮、树叶、黄土、油渣、麻糁饼、鱼腥草、柿蒂、蒺藜，甚至鸟粪与尸体，几乎所有能吃的东西都被饥民拿来填肚皮，只是为了晚一天的死亡！

逃荒路上的景象更是触目惊心——在洛阳附近的逃荒道路上，一路全是白花花的榆树，走近一看，原来树皮已经没有了。大的、小的榆树，没有一棵能够幸免。它们在荒田大野中赤条条地矗立着，惨白的躯干，使人望而悚然，不寒而栗。

逃荒路上树皮都被灾民吃光

1942年，在洛阳老城的东北体育场，聚集了许多灾民。年过八旬的韩宝全老人，当时幼年的他就住在体育场隔壁家属院。他回忆道，灾荒年，许多灾民逃到洛阳求生，街上到处都是饥民，因为粮食不足，路上很多人抢馍吃。“抢到手后，就往馍上吐一口痰，追上的人看到这种情形，也没法要回，顶多打一顿，没有办法。”

再看看中国记者的现场笔端：

洛阳街头的景色与往年不同,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群像蜜蜂一样的嗡嗡响,“老爷,救救命吧!饿得荒啊!”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的全身,会误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老爷,五天没有吃东西啦!”

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几条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也找不到食物,不通人性的牲畜却吃起自己主人的饿殍。

在美国时代周刊特派记者白修德的镜头里，有一群群野狗刨尸吃人的镜头；有鸠形鹄面、眼神痴呆的饥民躺在水沟等死的镜头；有衣衫褴褛，挑筐拉车，拖儿带女，抢扒火车，毙命荒野的镜头；甚至还有令震撼的“人相食”镜头…

形同叫花子一般的逃荒灾民

饿得直哭的幼童

倒地不起的老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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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食”的凄惨场面，不是新闻，而是常见。

随着野菜、榆树皮、大雁屎、观音土，这些能吃的东西都被“想着法子”吃了，可是每天仍然有成千上万人在绝望中死去。

“人在陷入极度饥饿困境之际，也许人性中就没有所谓的善与恶了”。

1942年冬，当寒冷与饥饿逼得人们无路可走之时，为了苟延残喘，多活一天性命，在郑州、许昌、汝南一带，“人相食”已从遥远的传说变成了血淋淋的残酷现实。

对已经89岁的西安真理村毛翠乡老人而言，最让她难受的是，自己亲眼看见过“人相食”的场面。

当时已经十六七岁、读过书的她，为了生活也不顾上许多，整日跟着母亲外出寻找吃的。当时，一些地主家里还有余粮，经常会在石磨上磨面。他们就是去“抠磨眼儿”（把留存在磨盘小孔里的麦麸抠出来，回家加点儿野菜，这就是一顿“美食大餐”）。

一天下午，她们娘俩又准备去“抠磨眼儿”，却看到了一个至今记忆犹新的骇人场景：只见几个人正在用刀割石磨上死人大腿和屁股上的肉。

她回忆，死者叫赵新约（音），是扶沟县崔桥镇毛寨村人，死在了石磨上。“刚开始他本家的人来割，把身上的好肉割走了，后来村上别的人就把他给吃了”。毛翠乡回忆说，这件事之后，村上人都传说人肉其实跟其他动物的肉不同，不但有怪味，而且人吃了会眼红，然后就死了。“你想想，饿得饭都吃不上了猛地一吃肉，啥还能吃下去？”那些吃过肉的人最终也没能逃过一劫，差不多都饿死了。

李蕤在《豫灾剪影》中描写道：在隆冬时节，吃人肉的事是经常有的，下午，到个死尸，夜里便会少一只大腿或胳膊，被枪毙的罪犯，如果当天没人去收尸，第二天便被肢解了。下雪时节，郑县政府逮捕了一个杀人犯，主犯是个老太婆，他住在东陈庄，她的丈夫叫马水道，因为饿的太狠，无法忍受，就把亲生女儿杀死吃煮吃了，老头吃了女儿虽然换得了一饱，但最后还是饿死。老太婆临被捕之时，身上还搜出了人肉一包。

那时郑州市面上流行一种“肉冻（类似今天“皮冻”）之类的食品，据经过光绪三年大灾荒的老人说，他们尝出了“异味”（好像人肉的味道），后来政府便下令禁止这种东西上市。但是，据经历者谈，那些在路边的饺子摊上，以及流动的大锅菜挑子上，确实有人经常吃出带指甲的肉。

那时，在路边的流水沟里或石桥下面，经常有半毙的无人理睬的婴儿，以及扒得精光的尸体，乌鸦在上面盘旋者，野狗看到过路的人，依然肆无忌惮的大扯大咬，路人见得多了，对此也习以为常了。

刮树皮的灾民

想方设法填饱肚子的母子

因为饥饿倒在路边的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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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孩子如卖白菜，一个馍可以换一个女人（老婆）。

当年开封的亲历者、85岁的王宴春，至今还忘不了那许多爹娘流着眼泪又狠着心卖掉孩子的一幕。他说，“没有孩子愿意被带走，但是哭喊都没有用。几块饼就能带走一个小孩，父母也不会讨价还价。对他们来说，能换点吃的，似乎就已经很满足。饥荒面前，人和牛马、猪狗一样，不值钱。”

三门峡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石耘：当时不少逃荒的灾民，跑到三门峡后就不走了，尤其一些年轻的姑娘，都在这里找到了婆家。

“那时候不像现在，要求有房有车，给俩馒头就嫁。”石耘说，他老丈人的母亲，就是那时候嫁过来的。

93岁的李凤英老人，老家原在河南巩县，42年巩县发生蝗灾，她和丈夫一起逃到陕县观音堂。那时候的沿途见闻，让这位老人，刻骨铭心。1942年，观音堂车站里，聚满了逃荒的人，因为火车很难挤上，一些人就将孩子拴在车站附近的树上，任凭孩子哭得昏天黑地，还是义无反顾地狠心走了。

“可怜那些孩子啊，都被逃荒的灾民杀掉吃了，有的还拿去做了人肉包子卖。”

李凤英哭着说，有人将被杀孩子的帽子收集在一起，竟然足足有一篓子之多。

逃荒的灾民

逃荒路上

这是一家所有的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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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海铁路的逃荒线上，列车厢上经常有被风干的、如同腊肉一般触目惊心的“人肉挂”。

“人们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在无尽长的死亡线上挣扎。每一列开往西安的火车上，都爬满了难民，就像一条死虫身上群集的蚂蚁一样……陇海铁路，在灾民的心目中，好像一艘救生船。他们梦想着只要一登上火车，便会被这条神龙驮出灾荒的大口，到安乐的地带。”

70多年前火车逃荒的惊心动魄情形，对于潼关县秦东镇胶泥沟村村民宋鹏飞来讲，好像还是依稀发生在昨天。

逃荒西行的列车，缓缓驶入潼关站，在车站里一个震撼的场面，让当年仅有十岁的宋鹏飞，充满了恐惧。因为，由东向西驶入潼关站的火车车厢两侧都披满了“人肉挂”，有的甚至被风干了，就像腊肉一般。

原来火车在行进过程中，经常遭到附近沦陷区日本飞机大炮的袭击，炮弹虽然未命中列车，但其形成的巨大冲击波，却将扒在车上的灾民震死了不少。因为沿途无人处理列车上的尸体，便成了他们所看到的“人肉挂”，让人惊骇不已的是，挂满“人肉挂”的列车还未停下，在车站等候已久的灾民，就仿佛像没有看到“人肉挂”一般，都迫不及待地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往列车上爬。

《大公报》记着张高峰曾在《豫灾实录》描述道：记者在洛阳车站曾遇到一位年轻人哭泣着说:“先生,我娘与老婆都上了车,我在后面推这独轮小车,巡警不准我进站,眼看那火车要开了,谁领着她们要饭哪!老爷,请你给我说说情吧!叫我上车。”

夜幕中的火车站，人们像垛劈柴一般地把难民装进网罐车，尽量压缩得更紧些，以至于谁也不能再动弹。还听到大声咒骂那些爬车顶的人，父亲死劲拉着孩子的手往上拽，像拽着悬在半空的一件行李。他们想攀上去后乘着黑夜逃出隘口。同样地，到处弥漫着尿臭和尸臭。人群一层摞着一层，他们挤在火车顶篷上，孩子、老人和妇女在列车奔驰中抓住任何可能措手的地方……10分钟之内，我们看到了第一个遇难者，一个农民流着血躺在路基上。他几个小时前从一列难民车上摔下来。车轮切掉了他的脚，他孤身一人，号哭着，他那被轧平的血肉残留在铁轨上。他脚部的骨头露出来像细弱的白色玉米秆。（白修德《等待收成》）

记录灾情的《豫灾实录》

扒火车沿陇海线逃荒的灾民

灾民在扒火车

车顶上坐满了逃荒的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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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灾大难里不能遗漏、淡忘的人性光辉。

之一，为民生疾苦大声疾呼，不惧压力和强权，历尽艰辛到重庆向国人反映真实灾情的参政员郭仲隗。

1942年10月下旬，在重庆举行的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郭仲隗不畏强权，毅然将观音土、雁粪、榆树皮等10余种河南灾民“口粮”公布于众，当即震撼全场。

会上，郭仲隗大声疾呼:“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我忧心如焚，义愤填膺，怎能不大声疾呼？我坐过牢，什么都不怕！河南灾情，严重到饿死的老百姓不计其数！年轻者往陕西逃生，你们竟下令堵截！老弱在家乡先吃草根后吃树皮，现在吃观音土！吃后屙不下来，活活憋死……难道你们眼睛瞎了看不见？耳朵聋了听不见？你们如果不管，我们宁可跳黄河，也绝不投敌！”他发言时，全场一片肃静。随后，“枪毙汤恩伯”的呼声彼伏此起。

在当年的《大公报》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郭仲隗自河南来》，提到“参政院郭仲隗自河南来，跋涉千山，翻越峭壁绝险，偷渡过敌人刺刀尖的封锁，带来了河南三千万民众的痛苦和热望，‘我要为河南百姓说话’”。

1944年，在重庆举行的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从沦陷的豫西翻山越岭、历尽艰辛艰难抵达会场的郭仲隗，以确凿的证据、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历数了河南人民饱受“水、旱、蝗、汤”四大灾害的惨痛遭遇，以及驻守河南军事长官汤恩伯等人渎职失察、不抵抗闻风出逃等罪行（日军攻占的汤恩伯仓库中，仅抛弃的面粉就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使当时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被免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引咎辞职；汤恩伯撤职留任。

之二，大义凛然，冒险向外界揭露事情真相的善良正直记者群体——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中国《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前锋报》记着李蕤等。

《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勇敢无畏之一手写实报道（《豫灾实录》），终于引起了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注意，经过两周灾区考察，一篇《等待收成》的重磅新闻报道，突然登上《时代周刊》，传遍全美，震惊世界，从此河南大灾荒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由于真相灾情激怒了权贵，导致张高峰被捕，入狱一年之后，人们象对待英雄一样欢迎张高峰的凯旋归来，毕竟，人这一辈子，做一件这样的事情就足以光宗耀祖，告慰平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