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家庭與工作的關係，趙珩先生自幼酷愛中國文學和藝術，熟悉北京歷史文化掌故，與不少前輩耆宿及文化人如啓功、王世襄、朱家溍等先生多有請益。在樂清圖書館那場題爲《傳統中國文人的讀書生活》的講座上，趙珩先生和以往做講座一樣，只列了一個提綱，然後就是滔滔不絕，展示他腦海裏取之不竭的存貨。

2019-04-26 00:55 | 浙江新聞客戶端 | 記者 王常權

趙珩先生爲樂清圖書館題字。

4月20日早上，“書香樂清 讀書之城”全民閱讀活動啓動儀式在樂清市圖書館舉行，當天邀請到了名家趙珩先生爲市民讀者開展《傳統中國文人的讀書生活》的講座。

趙珩先生從小時起受家庭的文化薰陶和影響，長期從事編輯出版工作，曾任北京燕山出版社總編輯達十六年，其間主持出版了許多重要的歷史文化出版物和北京史書刊。

因家庭與工作的關係，趙珩先生自幼酷愛中國文學和藝術，熟悉北京歷史文化掌故，與不少前輩耆宿及文化人如啓功、王世襄、朱家溍等先生多有請益。數十年間，筆耕不輟，寫了許多與文人有關的散文隨筆，無論是談喫、談戲，還是談收藏、談風物、談雅集，抑或談舊事、談北京，都贏得讀者的交口稱讚。

在樂清逗留的日子裏，記者深切感覺到這位豁達的老人，如今已到了“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的境界，頭天晚上在酒酣耳熱之際相談甚歡，等第二天給書本題款的時候轉頭又問：“怎麼稱呼？”

清末名門的譜系

趙珩先生的太高祖至曾祖三代，六人中進士。曾祖趙爾豐曾任署理四川總督兼駐藏大臣，曾伯祖趙爾巽曾任湖廣總督、四川總督、東三省總督等職，均爲清末的封疆大吏，因此向有“一門六進士，弟兄兩總督”之稱。

曾伯祖趙爾巽晚年任清史館總裁，主編的《清史稿》全書五百二十九卷，爲歷代正史中規模最大的一部。祖父趙叔彥是頗具文采的收藏家。父親趙守儼曾爲中華書局副總編輯，在中華書局近二十年的時間裏始終負責並實際主持“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點校工作。

趙珩先生曾任北京燕山出版社總編輯、編審，其間主持出版了許多重要的歷史文化出版物和北京史書刊。現爲北京市文物局專家、學術委員，北京史研究會理事、學術委員，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特聘教授，首都博物館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多年來從事文化史、社會生活史、戲曲史研究。

趙珩先生1948年出生，用與他同歲的學者李零的話說，是紅旗下的一代“鼠輩”。轟轟烈烈的革命時代，同代人大多被裹挾其中隨波浮沉，趙珩卻始終盡力讓自己置身其外。

1969年，他遠戍內蒙古，在兵團做着“上士”，掌管給養錢糧。“文革”最激烈的時候，他設法弄來了一張串聯證明，一個人跑出去，想在“讀萬卷書”後“行萬里路”。他的第一站就到泰山看日出；喜歡那句“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於是，他又和運雞運鴨的老太太們坐着同一條破船，到寒山寺聽鐘聲。

1971年，趙珩回京，在家賦閒讀書。他在最便宜的竹簡齋本二十四史的《漢書》本子上，用紅筆標點正文和註釋；通讀了《史記》，還用毛筆抄錄了全文。1974年趙珩被分配到醫院工作，十年後又到了出版社，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趙珩說自己一輩子只幹過兩件事，做了十年不務正業的大夫，幹了二十五年的編輯，“沒什麼本事，一直逍遙着過來，順順當當，無風無浪”。唐太宗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矣”，他卻給書房取名“彀外”，既非“英雄”，也不入羅網，自有一方天地。

趙珩先生爲桃園書店題“圖文是聚，版本大成”。

資深編輯談讀書

在樂清圖書館那場題爲《傳統中國文人的讀書生活》的講座上，趙珩先生和以往做講座一樣，只列了一個提綱，然後就是滔滔不絕，展示他腦海裏取之不竭的存貨。

趙珩先生從“我的家世背景和讀書的關係”談起，陸續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讀書觀念”“隋代以來科舉取士制度對讀書的影響”“中國世家的興衰和讀書的關係”“如何培養讀書興趣以及讀書對外面世界的認知”“讀書於藏書不可分割的關係”“電子信息時代，讀書意義何在？紙媒會不會消失”等話題，和現場聽衆進行了深入的分享。認爲書是認識歷史和世界的主要介質；行萬里路的同時要讀萬卷書；紙質書不會被電子閱讀淘汰，因爲書是有溫度的，而讀書，則是一種奢侈……

在講座中，趙先生認爲，在文人的出仕與入仕這個話題上，入仕還是不入仕？對文人有很大影響。入仕可以使文人開闊眼界，拓展思維。相比之下，那些未曾入仕的文人可能會有一定的思維侷限，比如一些怨氣，心理上的自卑感等等。但有些文人在入仕後會沉迷於仕途，缺乏灑脫的情趣；也有些人在入仕後總想着出仕，比如作《陋室銘》的劉禹錫；再有就是像陶淵明那樣，入仕後出仕，進入自由灑脫的理想境界，《歸去來辭》那樣的作品未曾入仕的文人就很難寫出來。

趙先生還談到文人的修養，認爲良好的修養首先來自深厚的文化基礎，而這文化基礎主要來自於讀書。這裏並不是指我們爲了學習和工作所讀的實用性書籍，和現代人講究學以致用不同，真正的文人的知識面更加龐雜，比如數學家蘇步青先生的舊體詩就寫得非常好，而現今的人們往往在一個領域研究很深，一旦越過這一領域就不靈了，這就很難實現文化基礎的全面積累。

修養還來自於一個人的悟性。這悟性中一小部分是天生的，更多是要通過後天的讀書、交友、生活環境等各方面實現藝術薰陶。對古人來說，也許早年爲步入仕途勤奮學習無暇培養悟性，而在步入仕途之後得閒時，或者是官場失意時，往往就有了時間探尋雅趣，比如蘇軾那些傳世的文學作品大多是在他被貶期間創作的。

至於文人的情趣，趙先生認爲是追求和挖掘生活中一切美好的東西。唐代文人陸羽好喝茶，創作《茶經》；明代文人李漁在喫蟹方面獨有心得，講究用南方的糟油伴蟹；清代文人袁枚好喫，創作《隨園食單》。不少文人蔘與俗文學的創作，纔有了大鼓《醜末寅初》那文雅的詞句，纔有了《劍閣聞鈴》“猛聽得內宦啓奏請駕登程”那戛然而止的美感，而參與其中的文人們也樂在其中。

當然，趙先生也從自己的讀書經歷出發，向聽衆們推薦讀史的參考書，如《綱鑑易知錄》《國榷》等等。

老饕細品樂清菜

趙珩先生來樂清，對於邀請人大風先生而言，最有難度的還是如何安排用餐的問題，畢竟，作爲名動全國的美食家，怎麼讓他喫得好，同時又展示樂清菜品的鄉土特色，確實是一番費心思的功課。

趙珩先生在樂清的行程是週五晚抵達，週一早上走，慮及趙先生年事已高，腿腳不便，同時還有糖尿病，他提出一切簡單爲主，只能喫一頓相對豐盛的大餐。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大風先生這幾位接待人員的周到安排下，趙先生喫到了鮮活的江蟹、鯔魚、網潮、跳魚、蠶蝦，也享受到了紅燒鯊魚肚、鹹菜鯧魚、美極花蛤，更品嚐到了芒種蝦皮、海蜇皮、鰻魚乾、醬油肉、魚丸魚餅以及糯米飯配豆漿豆腐腦。

這位餐前隔着衣服就給自己打一針胰島素的燕趙豪客，品嚐起樂清菜餚也是豪情萬丈，每一樣都說好喫，但他抵達樂清頭一天晚餐，對樂清灣的海鮮讚賞之餘，認爲廚師爲了體現食材本味，沒有展示廚藝。次日及時調整菜品，不管是紅燒鯊魚肚，還是牡蠣炒土雞蛋，普通菜品引得趙先生頻頻舉起大拇指。

席間趙先生說起，這次回到北京，一定要寫一篇有關樂清的美食。爲此，席間的各位都滿滿地敬了趙先生一杯酒，因爲能讓趙先生寫上一篇，那麼樂清的特色菜肯定更有知名度。他撰寫的飲食書籍《老饕漫筆》和《老饕續筆》一版再版，一印再印就是明證。不過趙先生從來不認爲自己是美食家，他謙虛地認爲他的著作，既是講述喫的經歷和心得，也是記述時光與生活的足跡，是悠悠歲月的深淺滋味。

其實做美食家是要有些實力的，不但要有經濟實力，還要有鑑賞力，更要有眼界和見識。所以說，美食家都有些來歷不凡。趙珩先生官宦家庭的遺存，書香門第的薰染，加之他本人愛好駁雜，廣遊歷，對舌尖上的滋味體會細膩，最終敷成文字，飲食之中雜有地理、人物、文化、掌故，以從容不迫的語調一一道來，不拘一格，一任興至。

其實趙先生的這段美食家的經歷，和唐魯孫先生的經歷非常相似。他們都是官宦世家，各自有自己的專業工作領域，待退休了突然想起由飲食入手，以漫筆的形式寫一些自己的所見所聞，從而得了大名。這麼論起來，唐如孫先生比趙珩先生還要家世顯赫。

美食家寫飲食各有特色：汪曾祺明白如話而滋味深永，周作人淡遠清冷，梁實秋灑脫爽利，趙珩則閒雅清幽，他記錄的飲食是“宴遇”：如詩如畫的“杏花春雨冶春園”，透着佛理禪性的“南華佛茶”，逆旅偶遇的輝縣海蔘——皆爲可遇不可求。關於食物的最深記憶，往往不在觥籌交錯間——那時候的食物已淪爲附屬品。一個陌生的地方，一次新奇的經歷，個體與個體相對，才成就了多年不能忘懷的記憶。

緩而不迫的人往往味覺也敏感細膩，趙先生說，“南方有些東西確實既當不了飯，也不是點心，只是喫着玩的東西。這些食品有的需就着茶喫，有的則需在口中慢慢地咀嚼，直到嚼出特別的滋味兒。”“乍一入口，味道並不見得很好，只有細細嚼來，才能漸入佳境。金華的乾菜燒餅與寧波苔條就是這樣的食物”。看來，這位北方人毫無障礙地領會了南方閒食的微妙意趣。

趙珩的眼中也並非只有遠方，體驗最深刻的還是家鄉的風物。北京，累世皇都，多少喫的流風遺韻，他敏銳地從中提煉出食的風俗和文化，以喫蟹爲例，他寫道：“北京食蟹是在中秋前後……舊時北京一座小小的四合院落，秋雨初霽，新涼送爽，院中幾畦盛開的菊花，廊下兩株紅透的石榴，室內也是盆栽的漢宮春曉或柳線垂金。三兩好友，蒸一籠肥蟹，開一甕陳年花雕，詩酒唱和，對菊剝蟹，是極快活的樂事。”可見他的筆下既有個體的獨特經歷，也有對一地飲食風俗的探求，象“喫小館兒的學問”，“從川戲看川菜”，皆是此類代表。大概經見的多了，自然而然就有了總結的需求和觸類旁通的感觸。

這一點，唐魯孫先生在文章中也有寫道：“燻雁翅其實就是燻大排骨，在燻的時候塗抹上一層紅曲，北方燻喫食，跟江浙不同，江浙用紅糖或茶葉，北方則用鋸末子燻。燻雁翅百分之百是下酒菜。北平是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都市，一交立秋真是一場秋雨一場寒，在幾陣連綿秋雨之後，已涼天氣未寒時，買點滾熱的糖炒栗子，來他一斤半斤的燻雁翅，約上三五知己，低斟淺酌來欣賞秋雨，沒嘗過這種滋味的人，是體會不出這份情調雅趣的。”

物以類聚，喫貨不是獨行客，汪曾祺家便是喫貨父子兵，他們家父子二人都寫過飲食方面的書；梁實秋的父親自號飽蠹樓主，是有名的喫客，外面開設飯莊，家內配有高廚；趙珩喫的也不寂寞，他太太是杭州人，擅做杭幫菜，家中常以自制小菜贈人，其中包括名家朱家溍和王世襄。這兩位是趙珩的忘年交兼“喫主兒”，在《老饕漫筆》中，一個爲他作序，一個爲他題字。

鉤沉社會生活史

就像很多知名學者的講座一樣，有些聽衆也認爲趙珩先生的講座太過淺顯，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爲一場大衆講座，還要考慮到普通聽衆的知識構成。不過通過和趙先生近距離接觸，我們會看到，趙先生就是一座取之不盡的寶礦。

他隨便一說就是一段掌故，比如他小時候，陳夢家先生和他父親友好，兩家又住得近，因此陳夢家先生經常上他家玩。有一天，陳夢家先生告訴少年趙珩，說：“你知道我爲什麼叫陳夢家嗎”？接着又自問自答的說：“那是我母親在生我前夜，夢見了一羣豬，生下我之後想給我起名‘夢豕’，因爲豬的別稱就是豕，後來覺得不合適，就在豕上面加了寶蓋頭，成了‘夢家’”。

從趙先生的履歷來看，他平生最主要的工作是北京燕山出版社總編輯、編審，從事文化史、北京社會生活史、戲曲史研究多年。“隨着時間的推移，很多東西被人們淡忘了。”趙先生告訴樂清日報全媒體記者，過去國人更重視政治史、經濟史、軍事史，對社會生活史研究的重視還是近幾十年的事情。

而社會生活史，正是趙先生多年來極爲在意的。他談起一位知名書評作者想當然的差錯，言下之意頗爲不解，認爲這個常識缺失很低級。那是《老饕漫筆》出版大賣之時，該書評作者寫作時，把趙珩先生和朱家溍先生混爲同輩人，而朱家溍先生恰恰是趙珩先生父親的朋友。而這名作者的誤會則來自朱家溍先生在書中的序言裏稱趙先生爲“世兄”。

“他不知道世兄是對下輩人的尊稱，這很不應該。”趙先生說道，“其實現在很多對題款都不甚明瞭。比如‘小兄’，很多作者給下輩人題款，總喜歡寫上‘小兄’，其實‘小兄’不是尊稱，是舊時對男倡的代稱，這讓懂得‘小兄’原本含義的人，看到後非常難堪。”

乘着談興，趙先生還談起了影視劇中的一些“硬傷”。

比如黃包車，趙先生說影視劇裏，無論在哪個城市，舊時的人拉的車一律被叫做黃包車，那是大錯特錯的。其實“黃包車”只有上海有，是連人帶車的統稱。而在北京，盛宣懷考察日本後帶回了“洋車”，洋車的軲轆一開始沒有輪胎，拉起來很費勁，後來採用了英國的鄧祿普輪胎；到1940年前後，洋車換成了半機械化的“三輪車”。如果電視劇表現的是舊時的天津地區，那應該稱作“膠皮”，意即鄧祿普的輪胎。而在廣州，人們又將人拉車稱作“車載”。

還有在清末時期的北京，請客帶人去喫“烤鴨”也是不可能的事，這是因爲“烤”字直到上世紀40年代纔出現，而更早前，人們都用的是“燒鴨子”。還比如清末的富貴人家，家裏陳設着唐三彩，那更是絕對不可能的，趙先生說：“唐三彩是墓裏的冥器，對於上世紀40年代以前的中國人來說，是非常忌諱的，無論多有錢都不可能擺。”

相比較國外的電視劇製作，趙先生非常認同，認爲每個小細節反映的都是時代的真實。他說：“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俄羅斯曾經與法國合拍過，美國也單獨拍過，裏面的用心良苦可以說到了極致。日本一些電視連續劇，從德川家康統治的江戶時代，到明治維新時代，四百多年時間裏，日本服飾中小到紐扣的位置，都有極其嚴謹的考訂，非常真實。”

他認爲，社會生活史“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方式、形式和內容，和人們的生活最密切和息息相關”，它“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政治背景、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

對於傳統文化的消失，趙珩遺憾地形容“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得到之中也會失去”。

他說道：“我們今天面臨最大的問題是浮躁，丟了文化，所以產生了浮躁。今天才意識到沒文化，爲時還不算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