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水流深不辜負——學問家趙珩先生樂清行記
摘要:因家庭與工作的關係,趙珩先生自幼酷愛中國文學和藝術,熟悉北京歷史文化掌故,與不少前輩耆宿及文化人如啓功、王世襄、朱家溍等先生多有請益。在樂清圖書館那場題爲《傳統中國文人的讀書生活》的講座上,趙珩先生和以往做講座一樣,只列了一個提綱,然後就是滔滔不絕,展示他腦海裏取之不竭的存貨。
2019-04-26 00:55 | 浙江新聞客戶端 | 記者 王常權
趙珩先生爲樂清圖書館題字。
4月20日早上,“書香樂清 讀書之城”全民閱讀活動啓動儀式在樂清市圖書館舉行,當天邀請到了名家趙珩先生爲市民讀者開展《傳統中國文人的讀書生活》的講座。
趙珩先生從小時起受家庭的文化薰陶和影響,長期從事編輯出版工作,曾任北京燕山出版社總編輯達十六年,其間主持出版了許多重要的歷史文化出版物和北京史書刊。
因家庭與工作的關係,趙珩先生自幼酷愛中國文學和藝術,熟悉北京歷史文化掌故,與不少前輩耆宿及文化人如啓功、王世襄、朱家溍等先生多有請益。數十年間,筆耕不輟,寫了許多與文人有關的散文隨筆,無論是談喫、談戲,還是談收藏、談風物、談雅集,抑或談舊事、談北京,都贏得讀者的交口稱讚。
在樂清逗留的日子裏,記者深切感覺到這位豁達的老人,如今已到了“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的境界,頭天晚上在酒酣耳熱之際相談甚歡,等第二天給書本題款的時候轉頭又問:“怎麼稱呼?”
清末名門的譜系
趙珩先生的太高祖至曾祖三代,六人中進士。曾祖趙爾豐曾任署理四川總督兼駐藏大臣,曾伯祖趙爾巽曾任湖廣總督、四川總督、東三省總督等職,均爲清末的封疆大吏,因此向有“一門六進士,弟兄兩總督”之稱。
曾伯祖趙爾巽晚年任清史館總裁,主編的《清史稿》全書五百二十九卷,爲歷代正史中規模最大的一部。祖父趙叔彥是頗具文采的收藏家。父親趙守儼曾爲中華書局副總編輯,在中華書局近二十年的時間裏始終負責並實際主持“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點校工作。
趙珩先生曾任北京燕山出版社總編輯、編審,其間主持出版了許多重要的歷史文化出版物和北京史書刊。現爲北京市文物局專家、學術委員,北京史研究會理事、學術委員,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特聘教授,首都博物館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多年來從事文化史、社會生活史、戲曲史研究。
趙珩先生1948年出生,用與他同歲的學者李零的話說,是紅旗下的一代“鼠輩”。轟轟烈烈的革命時代,同代人大多被裹挾其中隨波浮沉,趙珩卻始終盡力讓自己置身其外。
1969年,他遠戍內蒙古,在兵團做着“上士”,掌管給養錢糧。“文革”最激烈的時候,他設法弄來了一張串聯證明,一個人跑出去,想在“讀萬卷書”後“行萬里路”。他的第一站就到泰山看日出;喜歡那句“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於是,他又和運雞運鴨的老太太們坐着同一條破船,到寒山寺聽鐘聲。
1971年,趙珩回京,在家賦閒讀書。他在最便宜的竹簡齋本二十四史的《漢書》本子上,用紅筆標點正文和註釋;通讀了《史記》,還用毛筆抄錄了全文。1974年趙珩被分配到醫院工作,十年後又到了出版社,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趙珩說自己一輩子只幹過兩件事,做了十年不務正業的大夫,幹了二十五年的編輯,“沒什麼本事,一直逍遙着過來,順順當當,無風無浪”。唐太宗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矣”,他卻給書房取名“彀外”,既非“英雄”,也不入羅網,自有一方天地。
趙珩先生爲桃園書店題“圖文是聚,版本大成”。
資深編輯談讀書
在樂清圖書館那場題爲《傳統中國文人的讀書生活》的講座上,趙珩先生和以往做講座一樣,只列了一個提綱,然後就是滔滔不絕,展示他腦海裏取之不竭的存貨。
趙珩先生從“我的家世背景和讀書的關係”談起,陸續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讀書觀念”“隋代以來科舉取士制度對讀書的影響”“中國世家的興衰和讀書的關係”“如何培養讀書興趣以及讀書對外面世界的認知”“讀書於藏書不可分割的關係”“電子信息時代,讀書意義何在?紙媒會不會消失”等話題,和現場聽衆進行了深入的分享。認爲書是認識歷史和世界的主要介質;行萬里路的同時要讀萬卷書;紙質書不會被電子閱讀淘汰,因爲書是有溫度的,而讀書,則是一種奢侈……
在講座中,趙先生認爲,在文人的出仕與入仕這個話題上,入仕還是不入仕?對文人有很大影響。入仕可以使文人開闊眼界,拓展思維。相比之下,那些未曾入仕的文人可能會有一定的思維侷限,比如一些怨氣,心理上的自卑感等等。但有些文人在入仕後會沉迷於仕途,缺乏灑脫的情趣;也有些人在入仕後總想着出仕,比如作《陋室銘》的劉禹錫;再有就是像陶淵明那樣,入仕後出仕,進入自由灑脫的理想境界,《歸去來辭》那樣的作品未曾入仕的文人就很難寫出來。
趙先生還談到文人的修養,認爲良好的修養首先來自深厚的文化基礎,而這文化基礎主要來自於讀書。這裏並不是指我們爲了學習和工作所讀的實用性書籍,和現代人講究學以致用不同,真正的文人的知識面更加龐雜,比如數學家蘇步青先生的舊體詩就寫得非常好,而現今的人們往往在一個領域研究很深,一旦越過這一領域就不靈了,這就很難實現文化基礎的全面積累。
修養還來自於一個人的悟性。這悟性中一小部分是天生的,更多是要通過後天的讀書、交友、生活環境等各方面實現藝術薰陶。對古人來說,也許早年爲步入仕途勤奮學習無暇培養悟性,而在步入仕途之後得閒時,或者是官場失意時,往往就有了時間探尋雅趣,比如蘇軾那些傳世的文學作品大多是在他被貶期間創作的。
至於文人的情趣,趙先生認爲是追求和挖掘生活中一切美好的東西。唐代文人陸羽好喝茶,創作《茶經》;明代文人李漁在喫蟹方面獨有心得,講究用南方的糟油伴蟹;清代文人袁枚好喫,創作《隨園食單》。不少文人蔘與俗文學的創作,纔有了大鼓《醜末寅初》那文雅的詞句,纔有了《劍閣聞鈴》“猛聽得內宦啓奏請駕登程”那戛然而止的美感,而參與其中的文人們也樂在其中。
當然,趙先生也從自己的讀書經歷出發,向聽衆們推薦讀史的參考書,如《綱鑑易知錄》《國榷》等等。
老饕細品樂清菜
趙珩先生來樂清,對於邀請人大風先生而言,最有難度的還是如何安排用餐的問題,畢竟,作爲名動全國的美食家,怎麼讓他喫得好,同時又展示樂清菜品的鄉土特色,確實是一番費心思的功課。
趙珩先生在樂清的行程是週五晚抵達,週一早上走,慮及趙先生年事已高,腿腳不便,同時還有糖尿病,他提出一切簡單爲主,只能喫一頓相對豐盛的大餐。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大風先生這幾位接待人員的周到安排下,趙先生喫到了鮮活的江蟹、鯔魚、網潮、跳魚、蠶蝦,也享受到了紅燒鯊魚肚、鹹菜鯧魚、美極花蛤,更品嚐到了芒種蝦皮、海蜇皮、鰻魚乾、醬油肉、魚丸魚餅以及糯米飯配豆漿豆腐腦。
這位餐前隔着衣服就給自己打一針胰島素的燕趙豪客,品嚐起樂清菜餚也是豪情萬丈,每一樣都說好喫,但他抵達樂清頭一天晚餐,對樂清灣的海鮮讚賞之餘,認爲廚師爲了體現食材本味,沒有展示廚藝。次日及時調整菜品,不管是紅燒鯊魚肚,還是牡蠣炒土雞蛋,普通菜品引得趙先生頻頻舉起大拇指。
席間趙先生說起,這次回到北京,一定要寫一篇有關樂清的美食。爲此,席間的各位都滿滿地敬了趙先生一杯酒,因爲能讓趙先生寫上一篇,那麼樂清的特色菜肯定更有知名度。他撰寫的飲食書籍《老饕漫筆》和《老饕續筆》一版再版,一印再印就是明證。不過趙先生從來不認爲自己是美食家,他謙虛地認爲他的著作,既是講述喫的經歷和心得,也是記述時光與生活的足跡,是悠悠歲月的深淺滋味。
其實做美食家是要有些實力的,不但要有經濟實力,還要有鑑賞力,更要有眼界和見識。所以說,美食家都有些來歷不凡。趙珩先生官宦家庭的遺存,書香門第的薰染,加之他本人愛好駁雜,廣遊歷,對舌尖上的滋味體會細膩,最終敷成文字,飲食之中雜有地理、人物、文化、掌故,以從容不迫的語調一一道來,不拘一格,一任興至。
其實趙先生的這段美食家的經歷,和唐魯孫先生的經歷非常相似。他們都是官宦世家,各自有自己的專業工作領域,待退休了突然想起由飲食入手,以漫筆的形式寫一些自己的所見所聞,從而得了大名。這麼論起來,唐如孫先生比趙珩先生還要家世顯赫。
美食家寫飲食各有特色:汪曾祺明白如話而滋味深永,周作人淡遠清冷,梁實秋灑脫爽利,趙珩則閒雅清幽,他記錄的飲食是“宴遇”:如詩如畫的“杏花春雨冶春園”,透着佛理禪性的“南華佛茶”,逆旅偶遇的輝縣海蔘——皆爲可遇不可求。關於食物的最深記憶,往往不在觥籌交錯間——那時候的食物已淪爲附屬品。一個陌生的地方,一次新奇的經歷,個體與個體相對,才成就了多年不能忘懷的記憶。
緩而不迫的人往往味覺也敏感細膩,趙先生說,“南方有些東西確實既當不了飯,也不是點心,只是喫着玩的東西。這些食品有的需就着茶喫,有的則需在口中慢慢地咀嚼,直到嚼出特別的滋味兒。”“乍一入口,味道並不見得很好,只有細細嚼來,才能漸入佳境。金華的乾菜燒餅與寧波苔條就是這樣的食物”。看來,這位北方人毫無障礙地領會了南方閒食的微妙意趣。
趙珩的眼中也並非只有遠方,體驗最深刻的還是家鄉的風物。北京,累世皇都,多少喫的流風遺韻,他敏銳地從中提煉出食的風俗和文化,以喫蟹爲例,他寫道:“北京食蟹是在中秋前後……舊時北京一座小小的四合院落,秋雨初霽,新涼送爽,院中幾畦盛開的菊花,廊下兩株紅透的石榴,室內也是盆栽的漢宮春曉或柳線垂金。三兩好友,蒸一籠肥蟹,開一甕陳年花雕,詩酒唱和,對菊剝蟹,是極快活的樂事。”可見他的筆下既有個體的獨特經歷,也有對一地飲食風俗的探求,象“喫小館兒的學問”,“從川戲看川菜”,皆是此類代表。大概經見的多了,自然而然就有了總結的需求和觸類旁通的感觸。
這一點,唐魯孫先生在文章中也有寫道:“燻雁翅其實就是燻大排骨,在燻的時候塗抹上一層紅曲,北方燻喫食,跟江浙不同,江浙用紅糖或茶葉,北方則用鋸末子燻。燻雁翅百分之百是下酒菜。北平是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都市,一交立秋真是一場秋雨一場寒,在幾陣連綿秋雨之後,已涼天氣未寒時,買點滾熱的糖炒栗子,來他一斤半斤的燻雁翅,約上三五知己,低斟淺酌來欣賞秋雨,沒嘗過這種滋味的人,是體會不出這份情調雅趣的。”
物以類聚,喫貨不是獨行客,汪曾祺家便是喫貨父子兵,他們家父子二人都寫過飲食方面的書;梁實秋的父親自號飽蠹樓主,是有名的喫客,外面開設飯莊,家內配有高廚;趙珩喫的也不寂寞,他太太是杭州人,擅做杭幫菜,家中常以自制小菜贈人,其中包括名家朱家溍和王世襄。這兩位是趙珩的忘年交兼“喫主兒”,在《老饕漫筆》中,一個爲他作序,一個爲他題字。
鉤沉社會生活史
就像很多知名學者的講座一樣,有些聽衆也認爲趙珩先生的講座太過淺顯,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爲一場大衆講座,還要考慮到普通聽衆的知識構成。不過通過和趙先生近距離接觸,我們會看到,趙先生就是一座取之不盡的寶礦。
他隨便一說就是一段掌故,比如他小時候,陳夢家先生和他父親友好,兩家又住得近,因此陳夢家先生經常上他家玩。有一天,陳夢家先生告訴少年趙珩,說:“你知道我爲什麼叫陳夢家嗎”?接着又自問自答的說:“那是我母親在生我前夜,夢見了一羣豬,生下我之後想給我起名‘夢豕’,因爲豬的別稱就是豕,後來覺得不合適,就在豕上面加了寶蓋頭,成了‘夢家’”。
從趙先生的履歷來看,他平生最主要的工作是北京燕山出版社總編輯、編審,從事文化史、北京社會生活史、戲曲史研究多年。“隨着時間的推移,很多東西被人們淡忘了。”趙先生告訴樂清日報全媒體記者,過去國人更重視政治史、經濟史、軍事史,對社會生活史研究的重視還是近幾十年的事情。
而社會生活史,正是趙先生多年來極爲在意的。他談起一位知名書評作者想當然的差錯,言下之意頗爲不解,認爲這個常識缺失很低級。那是《老饕漫筆》出版大賣之時,該書評作者寫作時,把趙珩先生和朱家溍先生混爲同輩人,而朱家溍先生恰恰是趙珩先生父親的朋友。而這名作者的誤會則來自朱家溍先生在書中的序言裏稱趙先生爲“世兄”。
“他不知道世兄是對下輩人的尊稱,這很不應該。”趙先生說道,“其實現在很多對題款都不甚明瞭。比如‘小兄’,很多作者給下輩人題款,總喜歡寫上‘小兄’,其實‘小兄’不是尊稱,是舊時對男倡的代稱,這讓懂得‘小兄’原本含義的人,看到後非常難堪。”
乘着談興,趙先生還談起了影視劇中的一些“硬傷”。
比如黃包車,趙先生說影視劇裏,無論在哪個城市,舊時的人拉的車一律被叫做黃包車,那是大錯特錯的。其實“黃包車”只有上海有,是連人帶車的統稱。而在北京,盛宣懷考察日本後帶回了“洋車”,洋車的軲轆一開始沒有輪胎,拉起來很費勁,後來採用了英國的鄧祿普輪胎;到1940年前後,洋車換成了半機械化的“三輪車”。如果電視劇表現的是舊時的天津地區,那應該稱作“膠皮”,意即鄧祿普的輪胎。而在廣州,人們又將人拉車稱作“車載”。
還有在清末時期的北京,請客帶人去喫“烤鴨”也是不可能的事,這是因爲“烤”字直到上世紀40年代纔出現,而更早前,人們都用的是“燒鴨子”。還比如清末的富貴人家,家裏陳設着唐三彩,那更是絕對不可能的,趙先生說:“唐三彩是墓裏的冥器,對於上世紀40年代以前的中國人來說,是非常忌諱的,無論多有錢都不可能擺。”
相比較國外的電視劇製作,趙先生非常認同,認爲每個小細節反映的都是時代的真實。他說:“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俄羅斯曾經與法國合拍過,美國也單獨拍過,裏面的用心良苦可以說到了極致。日本一些電視連續劇,從德川家康統治的江戶時代,到明治維新時代,四百多年時間裏,日本服飾中小到紐扣的位置,都有極其嚴謹的考訂,非常真實。”
他認爲,社會生活史“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方式、形式和內容,和人們的生活最密切和息息相關”,它“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政治背景、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
對於傳統文化的消失,趙珩遺憾地形容“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得到之中也會失去”。
他說道:“我們今天面臨最大的問題是浮躁,丟了文化,所以產生了浮躁。今天才意識到沒文化,爲時還不算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