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時稱“蘇梅”的北宋詞人蘇舜欽出任監進奏院。蘇舜欽便命人將監進奏院的報廢封紙賣錢，賺了響噹噹好些碎銀子，呼朋引伴，邀請了王洙、王益柔、梅堯臣等12位官員下館子。

話說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以詩與梅堯臣齊名，時稱“蘇梅”的北宋詞人蘇舜欽出任監進奏院。進奏院的日常工作是轉抄、拆封文件，每天都會報廢一大堆封紙。爲此，在這年秋天辦賽神會時，蘇舜欽便命人變賣廢紙，賺了響噹噹好些碎銀子，呼朋引伴，邀請了王洙、王益柔、梅堯臣等12位官員下館子。這次會餐的理念還頗爲先進，出於避嫌，蘇舜欽自掏銀子十兩，並要求來者也象徵性地拿出數量不等的喝酒錢。

席間，衆位無所顧忌，喫得熱氣騰騰。猜拳劃令，吟詩作對，不亦快哉。酒酣耳熱之際，還召喚來兩名“女伎”助興。只是印證了“樂極生悲”這句話，倏忽間，“糾風辦”闖了進來，可謂宦呼一何怒，幹部一何苦，朱熹對此描述十分生動：“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捉，諸公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

蘇舜欽

這次被捉，其來有自，皆緣起於“分別流品，非其侶者不得入”——非朋黨沒資格參會的“圈子”色彩。原來太子中書舍人李定事先聽說有飯局，也想出錢參加，但蘇舜欽平日向來鄙薄其爲人，便以“我們下等官員喝酒，怎好勞您屈尊”之意回絕。李定這廝是大宋有名的奸臣，以王安石變法期間的聲名尤甚，不過彼時還算不上奸臣。喫了“閉門羹”的李心下難平，一氣之下將蘇舜欽聚餐之事抖了出來。說來，宋朝對公款喫喝，是有皇紀與國法的，如“即赴非公使酒食者，杖八十”；更嚴的是，不準搞異性按摩，若嫖娼，處置更重。何況這次飯局的花費很大，折算成今日的人民幣，少說也是三四萬；安排“召妓樂，會賓客”這些娛樂項目，則更是犯忌。

其時，御史王拱辰負責糾察官員、整肅風紀。得知此事後，他認爲蘇舜欽舉辦的這次酒會是典型的公款喫喝、招妓玩樂的“腐敗行爲”，便上書彈劾蘇舜欽，蘇舜欽與劉巽被“雙開”，削職爲民；其他赴宴者如周延讓、周延雋、王洙、王益柔、章岷、呂溱等十餘人，也被悉數貶官，逐出開封城，甚至連蘇舜欽的岳父杜衍也受到牽連，被迫下臺——一場飯局，撂倒十幾位大官，恐爲歷朝歷代所罕見。

這案子內情複雜，比如對召集人蘇舜欽，是當貪污犯來處理的。但嚴格說來，這賣廢紙，一則並不自蘇舜欽始，“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爲燕(宴)飲之費”，他只是“循例”而已。前頭不處理，後人卻一網打盡，“事出仇人，情輕法重，至今天下冤之”，時人見處置這麼重，到底意難平。二則蘇舜欽既沒拿國庫的銀兩，也沒有動用各類專項資金，更沒有亂集資、亂收費、亂罰款，而只是“廢物利用”，花了幾個賣廢紙的錢；再者，出席酒會的主人與賓客都自掏腰包，拿了數量不等的喝酒錢，不能算完全意義的公款喫喝和白喫白喝。

受到牽連的老臣梅堯臣，眼見倒了這麼多幹部，心裏過不去，作《客至》一首，詩曰：“客有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此處的“鼎”即李定的“定”之諧音。

被扳倒的人中，還有位叫王益柔的，沒以貪污論處，而是以“思想傾向”定的罪。在飯局上，這廝因酒助興，即興作詩《傲歌》一首，足顯“狂妄”本色：“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皇帝算甚玩意，只配給我提鞋；孔老二，快從帝國高廟下神龕，給我當小書童，做小奴才吧。王拱辰告到宋仁宗處，龍顏大怒，將要判重罪之際，幸而有人幫他說了話：“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皇帝回頭想想，“稍寬之”——起碼飯碗保住了。最終的處分是“黜監復州酒稅”，想來還算輕的。

飯局一事，背後牽涉的是宋朝複雜的黨爭。當時主持御史臺工作的王拱辰，是狀元出身，王拱辰和范仲淹的死對頭呂夷簡是一派，自然與范仲淹不合；而蘇舜欽曾得范仲淹的賞識與舉薦，宰相杜衍也重其才，將女兒嫁給了他——而杜衍又和范仲淹是一派。爲政治需要，王拱辰好容易逮到這個機會，彈劾蘇舜欽等人的真實目的，是想進一步打擊遭排擠外調的范仲淹，並將宰相杜衍拉下馬。《宋史》雲，事後王拱辰等爲之欣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竟成了成語“一網打盡”的最初出處。

因有“小人”與“奸臣”之故，這件作風案，輿論與史論更多從朋黨政治磨筆鋒，謂此爲“奸臣黨”向“君子黨”的進攻。不過，筆者回想此事，其中固然有政治鬥爭的因素在，但蘇舜欽有錯，到底“頂風違紀”是直接原因。在朝廷大力整治喫喝風的大環境下，不顧形勢約束、不管紀律要求，一味按照習俗宴請朋友，甚至招伎玩樂，已屬於典型的腐敗行爲，被別有用心之人抓住把柄在所難免，使自己“撞到了槍口上”。既然范仲淹等人以“君子一黨”自詡，當更嚴格自律纔是，如此孟浪，何以服衆？若將話題轉移到道德事件來，則實在是誘導輿論了——這是檢舉，還是告密？是不是壞幹部嫖娼，叫檢舉；好乾部嫖娼，叫告密？朱熹對此便作了持平之論：“雖是拱辰安道輩攻之甚急，然亦只這幾個輕薄做得不是。縱有時名，然所爲如此，終亦何補於天下國家邪。”

你叫檢舉，我叫告密，這不叫以法論事，該叫“一邊論”。什麼叫“一邊論”？小時候我們看電影，評判忠奸、善惡、好壞，只有一個標準：是哪邊的。若是我們這邊的，被打死了，傷心欲絕；若是敵人那邊的被槍斃了，手舞之足蹈之，高興壞了。只以“一邊的”來衡世論人，只用“一邊的”來做是非之標準。以“一邊論”來論蘇舜欽事件，我們定然定這事件是陰謀，是小人在搗鬼；但以法論來論這事呢，那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子觸法犯規，也得有個法律的說法。法律眼中，只有公民與犯人，沒有君子和小人。

范仲淹這次並沒參與，因事發前，他自請“下放”了，“范文正公仲淹爲參知政事，建言乞立學校、勸農桑、責吏課、以年任子等事，頗與執政不合。會有言邊鄙未寧者，文正乞自往經撫，於是以參知政事爲河東陝西安撫使”。自然，若範公在，此事也許不會發生，範公要建設朋黨，靠的是身正、言正，光明正大施政，光明磊落行政。

借了範公便宜，後世論這次“進奏院事件”者，多半不會去苛論蘇舜欽等人，都覺得他們頗冤枉，是政敵陷害所致。《宋史》中的《王益柔傳》是這麼寫的：“預蘇舜欽奏邸會，醉作《傲歌》，時諸人慾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不給說話)”，所以受了處分。

估計著《宋史》者，也是範公仲淹一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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