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周作人藏书的下落

南京《新民报》于1947年3月18日刊登消息《冀高院整肃法纪严禁各汉奸装病保外就医每周调查董康马连良一次》：

汉奸逆产清册，现正由敌伪产业处理局移交冀高院监察处办理。……周作人，董康逆产中，以书籍占大宗，张仁蠡逆产数字亦甚可惊，金条手饰约一箱，皆系伪天津市长任内搜刮者，夏肃初，钱稻孙，罗锦等逆最穷，仅有少数破烂家具，及旧三轮车各一辆，……闻最近即可拍卖。

郭墨狼1947年4月6日致信胡适：“报载周作人先生书籍即予拍卖，诚觉可惜，因作小文呼吁。”并给胡适寄了份题为“周作人的书不应该拍卖，应加保存”的剪报，其中说：“周作人的财产要拍卖了，连书籍箱也在内。……应该有一个补救的办法，使这些珍贵书籍不致有散失之虞。……不过站在文化学术的立场来说话，总觉得周的藏书轻描淡写地因此拍卖而散失了去来，总是一种很大的损失。我们主张周的书籍最好是由国家明令交给北平图书馆或北平大学，最为妥当。如果北平法院当局认为这些书籍可以拍卖很多钱，那末我以为胡先生也应该而来设法一起收买了下来。……为什么，因为周的书籍颇多海内孤本，不能让因拍卖而散失。”（《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册第194页）

不过这些藏书并没有被拍卖。1947年5月14日北平图书馆复原后第一次馆务会议讨论：“接收各汉奸书籍案。决议：听取杨殿珣君报告后即行移运来馆，现须先事预备者为交通工具、书箱、麻绳、照料人员及存放地址等。交通工具拟借北大卡车或改雇排子车，照料人员须多派几人，地址先借本馆旧满蒙藏文书库存放，如不能容，再借团城后院各房存放。”（《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第881页）就是此后稍晚，知堂等人藏书由平馆接收。

北平《世界日报》1948年2月2日报道说：“朔历年末即临的一天上午，记者到八道湾北区宪兵队的驻地，也就是当年的苦雨斋，在探望周的长子丰一君……因为丰一君今天太庙日文图书馆上班去了，所以就由丰一君的太太带我到他们现在住的后院西厢房里去。房子虽很狭小，便被日本文学书籍占据了大半个房间。外间是客厅，书房及小孩的用功地。里间屋便是卧室，南墙上挂着一幅横轴，是周作人坐读的画像……周原有的书房现在由别人住用。书籍均在北大图书馆中。”（《岁暮天寒里访问“苦雨斋”》，载肖伊绯《苦雨斋鳞爪》，第213页，第215页，引者找来原报缩微胶卷，补齐了遗漏文字）看来这时知堂藏书还剩下一部分，以日文书为主。

二、周作人对藏书收缴的态度

南京《新民报》在1948年2月20日第二版《新民副刊·二月篇》刊载了一篇文章：

周作人与希腊学术

编者按：周作人在中国学术上的造诣与文艺方面的成就久为世知，至其对希腊学术方面的研究则外界知者较少，最近周氏曾有一函致本报周绶章先生，自述其研究希腊学术之经过甚详，爰为刊布，以饗读者。

绶章先生左右：

去年夏天传闻先生有文章发表，主张量移鄙人于中央研究院安置，至日前承蒙枉顾，始得见全文，对于盛意至为感荷。唯文中稍有错误之处，鄙人并非专攻拉丁语文者，只是古希腊语曾经读过几年，虽然也曾读过一点新约所用的那种希腊古代白话文，当初所学的原是柏拉图克什诺封的正宗古典语，但私心所喜的还是后世颓废时代的作品，如亚历山大时代的牧歌拟曲，希腊罗马时代的神话，《希腊拟曲》已译出刊行，希腊原本的神话亦已译出，只有注释未曾完成。希腊神话集现代英德学者有很好的编著。可以有更为达雅的译本，而鄙人不自量力从事于此者，亦自有故。

鄙人于此所私淑的学者为英国之安特路朗氏（A ndrewLang），他是一个弄杂学的人，于希腊文学外，又开创人类学派的神话学，对于神话乃礼俗有正确的新解释，研究编著童话儿歌，写诗人随笔，换句话说乃是多能鄙事的。

我的希腊学力实在有限得很，但是自信对于希腊精神与神话意义的了解却有一点，这也就是从杂学出来的，因此觉得还有愚者之一得，或者比较别人有点不同。

这两年在幽囚之中，也未尝不想利用闲暇，来写一点东西，译述一种科学整理过的希腊神话集，或是儿童的神话故事，但是参考书不可得，终于只好搁起。

鄙人所有的研究参考用书籍悉被查封，去年在大文发表的两月后，移至北平图书馆，当时小儿不曾见告，由上海友人间接告知，颇表示不平之意，鄙人其时也曾想对法院声请，其理由是所谓财产原列有书画一项，但书籍并不在内，而是书籍非是古董，至少鄙人所有的中文书明板也绝少。外国文书并无珍本，却只是参考用书，可以说是职业用的工具，不当在没收之列。但是反复考虑之后声请的意思也就打消了。

前年我出过几次庭之后，有新闻记者问我，从前称许倪云林被张士信所打，绝口不说话，以为一说便俗，为什么这回如此不惮烦地辩解，我答说这回是对于政府的辩诉，所以不相同。可是这一次，我决心不再多说了，因为觉得说也没用，而且为了些书籍而为此喋喋，不免无聊，也就是云林的所谓俗。

近十年来的大战祸里，有多少生命财产被牺牲了，这一点儿算得什么，现在不曾被炮火毁尽，寇盗抢光，还能够保存在图书馆里，可以供有志者的阅览，这真是十分幸运的事了。我只感觉一点抱歉，便是这些书恐怕不大能供给学人利用。中文书都只是普通刊本，只有近三十年中所蒐集的清代山阴会稽两县先贤的著作共约三百五十部，如不散失或者于图书馆可以有点用处。外国书也没有什么贵重书，而且因了我偏颇的杂学关系，这些书大抵于别人没有什么用的，有如关于欧洲巫术的，特别是英国怪人散茂士的著书，如《巫术史》，《巫术地理》，《僵尸》和《变狼人》等。剑桥大学出版的一本汤姆普生教授的《希腊鸟名辞汇》，虽然于我当时做神话注释颇有用处，恐怕不见得有人会要查它，或者哪一个图书馆会得购置吧。

希腊先贤的著作中，我最佩服的是欧利比台斯的悲剧，特别是那一篇《忒洛亚的女人们》，翻译的志愿怀抱了二十年，终于未能也不敢动手，参考书也未能多得，其原文全集，只有两部，其一送给了北京大学，其一则在北平图书馆了。因为承先生提及，文中有错误，故略为说明，不觉说了许多废话，尚望鉴原是幸。草草，即请近安。二月，十日，作人启。

看来知堂于藏书被收缴不久就得知消息了。这应该是知堂第一次在狱中发表文章，而知堂相关文集都未收入此文，因而在这里把全文录出。据年谱，知堂1948年7月作《〈呐喊〉索隐》，刊于8月31日《子曰》丛刊第3辑，署名王寿遐（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1885-196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24页）。这篇文章的发现，把知堂发表文章的时间提前六个多月，何况还是用本名发表的。据唐弢在《关于周作人》里回忆：“日本投降，他（知堂）以汉奸罪在南京服刑，友人将他三十首《往昔》诗抄给我，末附《狂人》、《天才》等杂诗九首，我录了一份，却不想在自己主编的《笔会》上发表，只登了黄裳同志的一篇《老虎桥边看‘知堂’》。”（《唐弢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页）当时知堂积极寻求发表作品的渠道，都被拒绝了，所以南京《新民报》刊发他那封亲笔信算是破例了。

三、周作人藏书余话

江绍原在1948年3月1日北平《世界日报》发表文章称：“现在南京老虎桥，首都监狱爱字三七六号之周作人氏，于本年上月十日致同城某报周绶章氏一函，自述其生平对于古希腊神话及文学的研究，十九日该报刊布全函，二十四日晚我在北平读到。我想说的话当然很多，今天先说两桩而已。（一）……实则据我目睹耳闻，周氏藏书早先要监禁存他家后院一间大屋子里，后被装箱运到国立图书馆（以上目睹，以上耳闻），而至今保存在木头书牢中。书被种种文武男女人摸弄过是真，供有志者阅览则决无其事。周公本身的徒刑虽已一再定期，周公的书却尚在文津图书狱中等候宣判。安有机会为国家社会服务，安有自由接见有志的阅览人？（二）……然而据我所知，至少北平有个怪人，此刻正天天想看《希腊鸟名辞汇》之类的书籍而不可得。此人已经把多年前中法大学重印的一本法文《上古神话集》译成英文，所缺仅五分之一，此外他还计划把德国喜陶埃丁教授的小著《希腊罗马神话学》（增订第五版，一九一九）也译出供初学者研读之用。例如昨日他所译的那条，讲晨光女神之子M e m n o n死后化为M em nonides，这究竟是什么鸟，他不请教汤姆普生请教谁？然而其书正在文津街坐监房，此人又安能不望洋兴叹？活人坐牢，活书也坐牢，不坐牢的人呢，天天发现整个世界便是一座大樊笼，大牢笼。”（《读周作人致周绶章函———有感于活书坐牢》，写于1948年2月25日，载《苦雨斋鳞爪：周作人新探》，第216-217页）

对于《希腊鸟名辞汇》，知堂在《亚坡罗陀洛斯〈希腊神话〉引言》（1944年8月20日）里说：“这最值得记忆的是汤普生教授的《希腊鸟类名汇》，一九三六年重订本，价十二先令半。此书系一八九五年初板，一直没有重印，而平常讲到古典文学中的鸟兽总是非参考他不可，在四十多年之后，又是远隔重洋，想要搜求这本偏僻的书，深怕有点近于妄念吧。姑且托东京的丸善书店去一调查，居然在四十年后初次出了增订板，这真是想不到的运气，这本书现在站在我的书橱里，虽然与别的新书排在一起，实在要算是我西书中珍本之一了。”这部“除了为做注释的参考用以外无甚用处的书籍”，知堂在1956年4月-6月间在翻译《疯狂的赫剌克勒斯》并做注释时又用到了：“汤姆卜孙（D‘A r a yW .T hom pson）在《希腊鸟类名汇》中列举古代传说，但结果以为各种天鹅均不歌唱，天鹅之歌的故事并非事实，恐另有神话的典故关系，今未能详。”（《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62-463页）查国图无此书，或许就是劫后余物，所以知堂可以作注释时使用。

前在国家图书馆查到一套《欧里庇德斯》（E u r ip id e s，F o u rV olum es，w ithanEnglishT ranslationbyA rthur S.W ay，T he Loeb Classi-cal L ibrary，L ondon：W illiam H einem ann；N ewYork：G.P.Putnam‘s Sons，1919-1924），四册序言开篇都有朱文长印：苦雨斋藏书印。这就是知堂信里所提及的在“北平图书馆”里的那套欧里庇得斯原文全集之一了。而散茂士的作品，在国图查到一册《巫术史》（M ontagueSum m ers，AH istory ofWitchcraftand Dem onology，London：K .Paul，T rench，T rubner& C o.，L td .；N ewYork：A .A . K nopf，1926）扉页朱文方印：周作人印。

另外国图古籍馆有：范家相《范蘅洲先生文稿》稿本，有墨笔题记：“计文十八篇三十二叶，三十二年一月重订，知堂所藏”，钤朱文印：知堂书记。目次页都是知堂所抄，钤有朱文印：知堂书记。卷后跋语：“右范蘅洲文稿一卷，从杭州书店收得，篇首盖有栋山印，盖系伪为者。此卷疑亦从皇甫庄范氏散出也。民国壬午大寒后二日，知堂识于北京。”并有朱文印：苦雨斋藏书印，知堂所藏越人著作。（《国家图书馆藏钞稿本乾嘉名人别集丛刊》9）另有《舌击编》五卷五册（会稽粟山沈储稿，清咸丰九年[1859]，索书号：6062），卷一钤朱文印：苦雨斋藏书印，知堂收藏越人著作。《绍兴县馆纪略》（曾厚章編，民国九年[1920]共和印刷局，索书号：地240.119/9413）钤朱文印：苦雨斋藏书印，知堂收藏越人著作。这几种都属于知堂信里所说的“近三十年所蒐集的清代山阴会稽两县先贤的著作共约三百五十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