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經濟日報：一段奮鬥史 聚起城之魂！

今天（11月4日）

出版的《經濟日報》第7版

刊發了題爲

《一段奮鬥史 聚起城之魂》的文章，

講述了英雄攀枝花，陽光康養地的奮鬥史。

文章說，作爲一種植物，攀枝花是美麗的。

作爲一座城市，攀枝花是厚重的。

原文如下

右圖 三線建設博物館內樹立的浮雕，展現出當年三線建設的熱情。魏永剛攝

下圖 攀鋼軌梁廠正在生產的鋼軌。

魏永剛攝

那雙展不開的手，那副燦爛的笑臉，讓我們久久難忘。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老一輩建設者們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蹟。

四川攀枝花是少有的一座以花命名的城市，因此，他們“自稱”：花是一座城，城是一朵花。

作爲一種植物，攀枝花是美麗的。有介紹說，這種花“花紅如血，碩大如杯，遠觀好似一團團在枝頭盡情燃燒、歡快跳躍的火苗，歷來被人們視爲英雄的象徵”。

作爲一座城市，攀枝花是厚重的。她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國“三線建設”的成果。一個金沙江邊的荒村，在建設者們肩挑手刨中，不僅爲共和國建設提供了釩鐵礦石和大量的鋼鐵、鈦鋼產品，而且成長爲一個百萬人口的大城市。這個美麗如攀枝花的城市，昭示的是一種艱苦奮鬥精神。

一個使用36年的水壺

2015年，三線建設博物館建成的時候，攀枝花原市委書記秦萬祥同志把自己的一個水壺捐贈給了博物館。

這是一個使用了36年的水壺。秦萬祥同志是1966年到攀枝花來的建設者。那年夏天，在昆明百貨大樓裏，他花3.71元買了這個水壺。水壺要比一般水壺個頭大，盛水多。對於當年每月只有38元錢工資的秦萬祥來說，這水壺“價格不菲”。

這個水壺跟着秦萬祥在攀枝花爬坡涉水，一跟就是36年。攀枝花日照強烈，有“日光城”之稱。秦萬祥他們出門既要背水壺，還得戴草帽。秦萬祥稱他與這個水壺和草帽是“三結義”。後來，秦萬祥又把這個水壺“借”給了上學的兒子用它背水。他親切地稱這個使用了36年的水壺是“老夥計”。

2002年，秦萬祥同志調離攀枝花，這個水壺依舊隨身。2015年，在向三線建好博物館捐獻這個水壺時，老秦感慨地寫了一首詩，題目就叫《水壺——我的老夥計》。他寫道：

老夥計，老夥計，每每見到你，思緒難平息。

……

艱苦奮鬥幾十年，日子好了沒丟棄。把你擺在顯眼處，幾次搬家先搬你。

……

開發建設攀枝花，歷史功勞也有你。你在這裏不說話，見證歷史最有力。

讀着這些詩句，我們就能想到當年第一批三線建設者們在艱苦條件下的那段艱苦歲月。

三線建設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個重要階段。1964年至1980年，爲了“備戰備荒”，黨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部署在我國中西部地區13個省、自治區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國防、科技、工業和交通基本設施建設，簡稱“三線建設”。三線建設涉及西南三線、西北三線和中南三線，三線範圍是指長城雁門關以南、廣東韶關以北、京廣鐵路以西、甘肅烏鞘嶺以東的廣大腹地。重點在四川、貴州、雲南等西南地區。三線建設共安排建設項目1100個，對我國的國民經濟結構和工業佈局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攀枝花地處內陸腹地，地形險要，礦產豐富，十分符合當時三線建設“靠山、分散、隱蔽”的佈局原則，由此成爲三線建設的“重中之重”。今天，中國三線建設博物館裏以黑白圖片，展示了建設者們當年的風采。在乾打壘的房子裏，設計人員三個人共用一盞馬燈，趴在牀上描繪設計圖紙；白天使用的扁擔，晚上拼在一起就成了牀板，建設者們稱之爲“白天槓槓壓，晚上壓槓槓”……

在攀枝花東區的一個早市門口，我們遇上了陳明瑤老人。這位熱情的老大娘說起當年的攀枝花，一臉自豪。1945年出生的她，是1965年12月招工從四川廣安到這裏來的。她說，當年最流行的一句話是“一怕馬蜂二怕狼，三怕橫過金沙江”，因爲過了金沙江就到攀枝花了。一踏上這片土地上，她和三十多個姐妹的工作就是挑擔子建設住地。說着，她伸出一雙手來，每個手上都有兩個指頭彎曲無法伸展。她說：“那些年落下的風溼關節炎，但是不影響幹活，我現在也還能挑得動七八十斤的擔子呢。”說到攀枝花的一些地名，她如數家珍，那都是他們年輕時拋灑汗水的地方。

那雙展不開的手，那副燦爛的笑臉，讓我們久久難忘。就是在這樣的艱苦條件下，老一輩建設者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蹟。

攀枝花人自豪地告訴我們，投產數十年來，從煤炭礦山到冶金礦山，攀枝花沒有一個採場、採區出現過因礦產資源不實而荒廢，沒有一個礦井達不到設計生產能力……

一段曲折不平的山路

攀枝花建設是在一個叫弄弄坪的地方開始的。最早開採的礦山是五道河地區的蘭尖鐵礦，1967年開始挖礦，直到2010年才改爲地下開採。而蘭尖鐵礦不遠處的朱家包包礦山今天還是攀鋼鐵礦的露天開採礦井。

我們站在巨大的礦坑前，看着開礦留下的一圈一圈階梯狀臺階，彷彿細數着一顆百年老樹的年輪。工程師謝代洪介紹說，每一個臺階的高度是15米，從1971年開挖算起，現在最高的地方已經挖過了50多個臺階。至少兩代人把自己的青春寫在了這一圈一圈向下進軍的礦坑裏。

和謝代洪一起介紹情況的蒲勇，是三線建設的第二代。他的父輩從四川巴中援建攀枝花而來。1974年出生的蒲勇，1997年復員到朱家包包礦的時候也正是青春年少。他指着過去父輩們留下的階梯狀臺階，介紹着礦山綠化修復工作。“我們這代人的使命是建設數字礦山、綠色礦山、和諧礦山。”他說。

離開朱家包包礦，從五道河地區驅車向弄弄坪，我們去參觀攀鋼的軌梁廠，車程二十多分鐘。行走這段曲曲折折拐了不知多少道彎，還要上坡下坡過橋的路途，我們似乎走過了攀枝花的一段“編年史”。

從1965年小批量集結隊伍開始，到1970年7月1日攀鋼1000立方米一號高爐正式出鐵，不到五年時間；1971年出鋼，1974年8月具有年產110萬噸軋材能力的軌梁廠投產，從出鐵到成材，又用了四年時間。在深山峽谷中，這種建設速度是從來沒有過的。

今天，軌梁廠是攀枝花鋼鐵公司的一個重要拳頭產品生產基地。在萬能生產線旁，我們看着鋼錠從軋機下面緩緩推出，經過初軋、精軋、校正等等工序，就在生產線上劃出一條長長的紅線，成爲一根百米長的鋼軌。攀枝花市東區政府的一位同志說：“我已經不知道多少次來過這裏了，但每次看到這個場景，我都有一種自豪感。”現在，攀枝花生產的鋼軌不僅在我國高鐵和多個城市的地鐵、城鐵中使用，而且是國家唯一的出口免檢鋼軌，出口包括美國在內的20多個國家和地區。生產車間裏刷着一條豪邁的標語：

有夢想的地方就有中國鐵路，有中國鐵路的地方就有攀鋼鋼軌。

攀枝花就是靠着這樣一種豪邁的精神，從金沙江邊的一個小村一路走來的。三線建設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段特殊經歷，給我們留下一種寶貴精神。對於“三線精神”的內涵有着各種概括。作爲從1966年就投身這項事業的建設者和親歷者，秦萬祥老人認爲，“不畏艱險，爲國擔當”和“艱苦奮鬥、開拓創新”是三線精神中最不能或缺的。他說，擔當精神是一個人、一個地區發展的精神支撐。一個地區的發展，一個人的成長，都要有這種不畏艱險、爲國擔當的精神。他說，艱苦奮鬥與開拓創新是並行的。當年的建設中有很多創新，那些創新是在艱苦環境中逼出來的。今天，我們面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更要在有利的環境下發揚創新精神。擔當和創新是三線精神的重要內涵。

一座精神厚重的城市

在中國三線建設博物館，有一個單元展示了攀枝花的歷史。走向展館大門的牆上，是攀枝花建設過程中100位勞模的手印；入口是100位勞模的笑臉；走到展館的通道上，是一串串銅模腳印，那也是當年勞模的足印。

28歲的研究生覃禮就是從這些手印和腳印中感受和認識攀枝花的。這位去年才從太原理工大學畢業的研究生，自小在重慶長大。他說：“在我來這裏之前，攀枝花對於我就是一個城市；來了之後，我才認識到，這是一座精神內涵豐富的城市。”

覃禮在三線建設博物館的牆上看到了他同事父親的手掌印跡和腳印。他說：“上輩人靠勤勞創造了這座城市，而我們距離那些勞模非常近。”後來,他多次帶着親戚朋友去參觀這座博物館。

博物館裏，解說員陳珈含不經意間就會指着某一張圖片說，可能我爺爺參加了這個活動。在攀鋼煉出第一爐鐵的慶祝大會照片前，她指着遠處問：“你們知道那是什麼嗎？”看着我們一臉疑惑，她自豪地說：“我爺爺說過，那後面山上站着的也是參加會議的人們，他就站在遠處。當時擴音設備差，他們站了幾個小時根本沒有聽到慶功講話的聲音，但大家都靜靜地站在那裏。那時候的人們，紀律性多麼好啊！”

三線建設的精神財富大概正是通過這種直觀的感受得到了傳承。三線建設博物館館長莫興偉告訴我們，博物館2015年3月一開館，立即引起強烈社會反響，開館兩週參觀人次就達到了12萬人次。這個數字在後來這幾年一路攀升。2016年參觀人次是40萬，2017年就達到了45萬，今年前九個月已經超過40萬人次。

今天的攀枝花，有着獨特的親和力。攀東區一位外地來的同志告訴我們，他給剛剛在此出生的兒子取名“攀攀”。他說，不管我兒子將來走到哪裏，都希望他能記得攀枝花，記得這座美麗而厚重的城市。

編輯：阮雨紅

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