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兩天,從天南海北傳來的死訊爲金秋十月的尾聲蒙上陰影。從重慶公交車墜江致15人失蹤,到印尼客機墜毀189人喪生;從著名主持人李詠因病離世,到泰國富豪維猜因私人飛機失事身亡,再到武俠小說泰斗金庸先生終老。人們試圖藉助在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的名字尋找回憶的契機,或者通過參與熱點事件的公共討論宣泄自己的情感。

當我們談論死亡時,我們在談論什麼?

無論是公衆人物離世還是民間刑事命案,無論是善終、病歿還是意外事故,對於逝去的生命,表達緬懷、惋惜、敬重等基本的人文關懷是起碼的共識。

但在互聯網上,人們的所作所爲顯然存在分歧。

對於我們熟知的、有情感寄託的個人或羣體的離世,人們願意並傾向於表達祝福、寄託哀思。過去的一年,計春華、常寶華、師勝傑等老一輩藝術家的隕落,勾起了一代人的羣體性童年記憶。前幾日哈文新浪微博賬號“法圖麥的媽媽”發佈李詠病逝的消息,“永失我愛”這一簡短卻無比動人的宣告讓那位銷聲匿跡許久的主持人成爲許多網友公開緬懷的對象;原中國現代民族工商業者的優秀代表,著名的社會活動家,曾任中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光大集團名譽董事長王光英逝世,各大媒體紛紛發文緬懷;爲英超球隊萊斯特城意外在前年奪冠立下大功的老闆維猜遇難,心痛的足球迷們發出“奇蹟只有一次”的感慨;金庸先生溘然長逝的噩耗傳來,朋友圈旋即寫滿“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的真摯輓聯。

另一方面,對於生前身有爭議的公衆人物或是遠在千里之外的陌生人的死訊,人們常常會有大相徑庭的反應。過去的一年,李敖、臧天朔等爭議人物長辭於世,社交媒體上,有人扼腕嘆息,有人拍手叫好。重慶公交車墜江,熱門微博有的表達哀思與焦慮,有的忙於傳播現場視頻、爭論“女司機”的責任;更遑論印尼墜機事故後,遙不可及的災難未能帶給每一國內網民痛感,部分視頻網站亮評只顧溯源這個與華人頗有罅隙的國度的歷史。事不關己的態度和戲謔的調侃,常使觀者忽視事件的要旨。

在自我面對死亡的危機感被逐漸掩藏起來的今天,人們可以通過觀看“有意義的他者的死亡”來體會生命和死亡的意義。在公共空間,生與死的話題所面對的是他者的死亡,而非自身的死亡;是叩問死亡的意義,而非親歷死亡。因而,生死觀的確立往往與個人的體驗若即若離,更取決於人們看待世界的態度。

每個人都有自由表達情緒和見解的權利,一個包容多元的公共對話平臺沒有理由對具體的觀點設置規範。但這並不意味着死亡——這一關乎人情、倫理的嚴肅議題可以被不加約束地加以討論。言語折射內心世界,而正是千百萬人的內心世界,構成了一個社會流行價值體系的基本圖景。

既然如此,當我們談論死亡時,我們該談論什麼?

每一個關乎死亡的消息,首先是不幸的事件,而後才因其話題性具有被探討的空間。比起猜測、八卦、起底,最應當考慮的是逝去的人本身。如果意識到發表某種觀點會對一個人或是一羣人死後的名譽乃至清白造成與事實不符的影響,我們應當有注意和保護的義務去避免其發生。死者的安寧權絕不僅限於物理層面,它應給予每個人這樣的信念:當我的生命走向終結,我無需爲新聞中可能出現的自己或家人憂心煩惱。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在確定國家公祭日時,“死難者”和“遇難者”的措辭都要反覆斟酌的,有着敬畏生命傳統的文明古國。

如何給一個離世的人公正的評價,觀點往往不一而足。死亡的緣由是相對的,而結果是絕對的。身份只是一種標籤,每一個個體就終局而言都是平等的,他們應當享有同樣的尊重。談論逝去的生命,不應戴着有色眼鏡、持高低貴賤的視角去看待,對於有罪愆的人來說尤其如此。日本流行歌曲《她曾活過啊》描寫了世人對自殺新聞的反應和看法,正如其中一句歌詞所述,“哭泣着/哭泣着/而顯像管外側的人/根本對此一無所知”。每個人都有爲人所知的作爲,也會有不爲人所知的過往。一段公之於衆的傳言哪怕事實是否足以成爲蓋棺定論的依據,都值得謹慎思考。

歷史上的生死觀讓人們相信,如果死亡標誌着新的輪迴的開始,好的德行與良善將換來沒有痛苦的死亡。雖然有悖於科學常理,但它確實提供了積極的思索渠道:當我們意識到死是與生相對應的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結合,便可以拋棄恐懼和頹廢而以坦然開放的態度面對它的到來。因而,我們足可以諒解死亡,甚至爲其禮讚,塑造某種向死而生的生命態度,產生天人合一的悲美情懷。這樣,當我們談論“死亡”這個字眼時,將能夠自然而然地選擇恰當的態度;我們所談論的一切,也都會是文明的象徵。

尊重逝者,生者方能有尊嚴。媒體要做好引導,每個人行使話語權也應當自省。這個世界上永遠存在着陰影,也永遠存在着面對着陰影的人們。只有懂得如何直面並探討眼前的陰影,纔會發現雲翳之上,原是燦爛千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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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編輯/李江梅

圖/來源於網絡

文/特邀評論員 李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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