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勝利之初, 中國的政局異常複雜, 不僅以國共兩黨爲代表的國內傳統政治力量繼續存在並發展, 而且新興的中間勢力迅速崛起, 在政治上獲得一席之地;不僅國內的政治格局趨向多元, 而且以美蘇爲代表的國際政治力量深度干預中國內政。對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政治格局, 學術界多以“三國四方”概括言之。

(1) 這樣的概括, 忽視了中間勢力的存在, 不足以全景展現戰後中國的政治格局, 也難以充分闡明戰後中國政治的複雜性與特殊性。筆者認爲, 應從“三國五方”的視野審視抗戰勝利後中國的政治格局。

一、中間勢力的興起

中間勢力勃興, 是抗日戰爭勝利之初中國政治的新特點。它的興起, 打破了既有的國共二元對立的政治格局, 並對中國政治走向產生深遠影響。

中間勢力久已存在。胡繩認爲, 從1919年到1949年, 在國共兩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極中間, “還有一大片”, “這就是中間勢力”。 (2) 胡喬木也認爲:“國民黨的人只是一小撮, 我們的人也很少, 實際上是第三種人佔大多數。” (3) 不過, 在“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國情下, 中間勢力長期處於政治的邊緣狀態。這種狀況的根本改變是在抗戰勝利後。其表現, 一是政黨勃興且趨向一體化;二是由地下鬥爭、發表政見到與國共協商國是;三是將自己放在獨立於國共的政治地位, 以“兼容美蘇、調和國共”爲職志。

抗戰勝利後, 在短短時間裏, 湧現出形形色色一百多個政黨。 (4) 這其中既有此前祕密活動的中國民主同盟、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民主憲政黨等, 也有新成立的如民主建國會、民主促進會、九三學社、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等。爲數衆多的政黨的湧現, 標誌着中間勢力開始公開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

更值得注意的是, 在當時社會上, 一些知識分子“組織一個政黨”以“超乎國共兩黨範圍之外而獨樹一幟”的要求一度十分急切。這樣的知識分子包括:“第一種人是現在國內一般正統派的自由思想學者, 第二種人是現在國內一般傾向民主自由的工商界人物, 第三種人是美國人。”他們認爲, 胡適是理想的政黨領袖人選, 因爲胡適有足夠的聲望, 而且“假如胡氏出而組織, 聲勢必定浩大。有極大數目的自由思想分子, 包括教授及學生, 均將奔投新黨的旗幟之下”。 (1) 在這樣的背景下, 胡適於1946年7月歸國, 但他“甫抵國門, CC系即先來一個宣傳攻勢, 宣稱胡氏回國組黨。這一拳, 使胡氏猝不及防” (2) 。組織新大黨的設想在國民黨當局的阻撓下夭折。雖然新大黨組建未成, 但反映了中間勢力進一步整合的構想。

中間勢力雖然未能在組織上統一, 但作爲一個整體, 在抗戰勝利之初對中國政治的影響越來越大。如在重慶談判期間, 中間勢力認爲:“這將是具有決定性的一次談判, 其結果的成敗對我們國家前途將立刻發生好壞的影響。” (3) 因此, 他們不僅關心談判進展, 而且努力對談判施加影響。在中間勢力的強烈要求下, 國共雙方隨時將談判情況向他們通報。1945年9月10日, 周恩來設晚宴邀請張瀾、沈鈞儒、黃炎培、左舜生、羅隆基、張申府, 並報告十餘日來國共談判情況。 (4) 9月25日, 張治中、張羣、邵力子在國民參政會舉行宴會, 邀請周恩來、王若飛、張瀾、沈鈞儒、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羅隆基、張申府參加, 國共雙方在會上報告談判情況。 (5) 9月30日, 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王雲五、傅斯年等9人蔘加周恩來、王若飛、張治中、邵力子、張羣聯名舉行的宴會, 商討政治會議組織問題。 (6) 中間勢力對重慶談判的高度關注和積極參與, 不僅影響了談判的進程與結果, 而且促進了社會各界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與理解, 使中國共產黨擺脫了抗戰勝利之初不利的政治局面。誠如中共中央在給各地的通報中所說:“三星期來, 我方調子低, 讓步大, 表示委曲求全, 彼方乘機高壓, 破壞聯合公報。因此我方政治上處於有利地位, 一切中間派均爲我抱不平, 認爲我們已做到仁至義盡, 同情我們主張 (提議各黨派參加談判) 。” (7) 中國共產黨與中間勢力的互相理解與相互支持, 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實現政治民主化的推動力。在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上, 民主同盟、青年黨、無黨派人士與國共代表共商國是, 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成爲重要一員。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共38名代表, 其中國民黨9人 (8) , 共產黨7人 (9) , 青年黨5人 (10) , 民主同盟9人 (11) , 無黨派人士9人 (12) 。國共兩黨之外的中間勢力佔23人, 比例超過60%, “客觀上一時造成了他在全國的第三黨地位” (1) 。可以說, 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本身即是中間勢力的勝利。從政治協商會議的結果看, 五項決議的形成, 也基本上體現了中間勢力的政治訴求。因此, 政協會議後, 羅隆基在美國“調停”特使馬歇爾將軍面前不無興奮地吐露了內心的感想, 他說:政治協商會議意味着“共產黨的讓步多, 蔣介石的苦惱大, 民盟的前途好” (2) 。

在此期間, 中間勢力還以“兼容美蘇、調和國共”爲職志, 對自身的政治地位進行了理論思考。在對待國共問題上, 中間勢力首先強調獨立性, 即不偏於任何一方, 力圖通過打造強大的中間勢力, 調和國共兩方, 引導中國走“第三條道路”。對這條道路, 張東蓀在1946年一次題爲“一箇中間性的政治路線”的演講中, 曾作了清晰扼要的表述。他說:“在政治方面比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同時在經濟方面比較多采取蘇聯式的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從消極方面來說, 即採取民主主義而不要資本主義, 同時採取社會主義而不要無產專政的革命。我們要自由而不要放任, 要合作而不要鬥爭, 不要放任故不要資本家壟斷, 不要鬥爭故不要階級鬥爭。” (3) 在國內政治方面, 他們認爲國家利益高於黨派利益;在對外政治上, 主張對美蘇兩強採取等距離外交, 不與任何一方結盟。施復亮在《何謂中間派》一文中對此曾具體闡釋:“中間派的對外政策, 主要的應有四點:第一, 支持聯合國, 確保世界和平;第二, 對美蘇二國採取同等親善政策, 既不助美反蘇, 亦不助蘇反美, 始終保持獨立自主的精神, 充作美蘇合作的橋樑, 決不做美蘇衝突的犧牲品;第三, 防止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再起, 一面積極扶助日本的民主勢力, 同樣密切聯合對日利害相同的國家;第四, 同情並援助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 (4) 中間勢力相信:“在今天中國的客觀條件下, 只有中間派的政治路線, 在客觀上才足以代表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整個國家的真實利益, 所以中間派的政治路線, 是今天中國最可能爲多數人民所擁護的政治路線。” (5)

二、美蘇介入中國內政

以美蘇爲代表的國際力量介入中國內政, 是抗戰勝利之初中國政治的另一個突出特徵。這一時期中國政壇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如蘇聯出兵中國東北、《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國共重慶談判、馬歇爾使華、政協會議的召開與五項協議的達成、整軍協定等等, 均有美蘇的身影顯現其中。

雅爾塔協定的簽訂, 是美蘇介入中國內政的標誌。1945年2月11日, 美、英、蘇三國首腦祕密簽訂了《蘇聯出兵對日作戰條件協定》 (即雅爾塔協定) , 雖隻字未提中國的內政問題, 但它對中國政局走向帶來了極大的影響。

雅爾塔協定是美國向蘇聯出兵對日作戰作出的一系列承諾 (6) , 直接目標是解決對日作戰問題。但是, 同戰時的軍事目標相比, 美國對戰後中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地位更爲重視。美國希望中國能夠在戰後建立一個相對穩定而對美友好的政府, 作爲美國的戰略伙伴, 在國際事務中堅定地支持美國, 併爲美國提供巨大的市場和原料。美國總統羅斯福在1943年曾對英國蒙巴頓將軍說過, 有5億中國人站在我們這一邊, 這在“緊接着戰爭結束以後的時期”, 是會“非常有用的”。 (1) 蘇聯參加對日作戰, 固然減輕了美國對日作戰的壓力, 但同時也意味着蘇聯將在東亞地區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並直接對美國實現在東亞地區的戰略目標構成巨大威脅。特別是基於共同的意識形態和長期合作的基礎, 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實現政治聯盟是非常可能的, 而這正是羅斯福所不願看到的。早在斯大林明確表示將參加對日作戰時, 羅斯福就對東亞地區的遠景表現出擔憂。1944年11月10日, 當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向羅斯福談到斯大林的遠東作戰計劃時, 羅斯福不安地表示:“如果俄國人進入北京, 他們還會出去嗎?” (2) 從某種程度上講, 美國與蘇聯簽訂雅爾塔協定, 本身即帶有限制蘇聯行動的深層考慮。《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承認:“雅爾塔協定及隨之而來的中蘇條約, 雖出於軍事必需而締結, 但事實上是對蘇聯在任何情況下所能採取的行動, 加以限制了。” (3)

從遏制蘇聯的戰略角度出發, 美國在國共關係方面越來越傾向於扶助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政府。羅斯福曾對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說, 他認爲在中國沒有任何一個政權、政府或任何領導人能比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給予美國更多的支持與合作。顯然, 在他看來, 若要實現美國戰後遠東目標, 就必須支持蔣介石政權。另一方面, 美國也不希望中國發生內戰。因爲這將對美國不利, 不但使美國失去廣大市場和原料基地, 還可能造成美蘇在中國各支持一方的對峙局面。這是美國不願看到的。美國需要的是一個統一的、基本上在美國勢力範圍內的中國。對日漸壯大的中國共產黨, 赫爾利相信, “一旦共產黨確知蘇聯不支持他們, 而且如果兩黨都簽字承認他堅持寫進他大部分建議草案中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原則, 那麼共產黨是會屈服的” (4) 。羅斯福採納了赫爾利的建議, 冀望於與蘇聯達成支持國民政府的一致意見, 解決國共關係的難題。

當美國設計自己的戰後遠東秩序藍圖的時候, 蘇聯也開始考慮它在該地區的未來規劃。

對東亞地區, 蘇聯的總體戰略目標首先是徹底打敗自己的老對手日本, 並在戰後安排中進一步削弱日本的力量, 從根本上解除日本對蘇聯安全的長期威脅。其次, 蘇聯從維護自身的安全出發, 力圖防止一個可能對蘇聯不利的戰後中美聯盟的出現, 並致力於在中蘇接壤地區建立一條緩衝帶。因此, 在蘇聯的對華政策中, 它尤爲注重對中國新疆、蒙古和東北地區領土的影響。在蘇聯看來, 控制中國的上述地區, 不僅可以由此形成疆域廣闊的南部戰略安全帶, 而且由於如上地區無可比擬的重要戰略地位, 勢必極大地增強其在東北亞地區乃至整個東亞的戰略優勢, 遏止日本重新崛起, 並形成與美國一爭高下的態勢。在對待國共關係方面, 蘇聯顯然也以如上總體戰略目標爲框架來處理。蘇聯清楚, 要想實現其在新疆、外蒙和東北的戰略目標, 美國的首肯是關鍵, 但同時亦需要中國政府的同意。因此, 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的關係顯得同樣重要。在中蘇政府間關係中, 國共關係是蘇聯政府不能迴避的難題。蘇聯相信, 最理想的解決辦法是國共間能夠通過政治方式, 訂立協議使中國共產黨人蔘加蔣介石領導下的政府。對蘇聯來說, 這樣既可避免出現國共內戰的局面, 同時還因中國共產黨人在政府內牽制, 制約蔣介石政府與美國走得過近。

總之, 在雅爾塔會議前後, 美蘇雙方在國共關係問題上確定瞭如下基本框架:一是兩國都支持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 主張以政治方式解決國共衝突;二是蘇聯承認美國在中國事務上的主導地位, 美國表示理解蘇聯在中國東北地區所擁有的特殊利益。由此, 形成了美蘇介入中國內政的基本態勢。

三、層次鮮明的政治格局

中間勢力的勃興、美蘇對中國內政的干預, 使得抗戰勝利之初中國的政治格局在整體上呈現出“三國五方”相互影響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 抗戰勝利之初一系列政治事件表明, 在“三國五方”政治格局中, 有着鮮明的層次:美蘇居於主導地位、國民黨政府居中、中國共產黨居於被支配的底層。而中間勢力的一時勃興, 則是這一層次鮮明政治格局的產物。這一態勢, 成爲戰後中國政局發展變化的起點。

首先, 美蘇通過中蘇談判, 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爲標誌, 將雅爾塔協定合法化和具體化, 從而形成“紅軍不入關, 美國不登陸, 形式上是中國自己解決問題, 實際上是三國過問” (1) 的美蘇合作干預中國內政局面。

1945年6月30日至8月15日進行的中蘇談判, 是雅爾塔協定的政治產物。雅爾塔協定爲美蘇英三國首腦祕密簽訂, 協定簽署之時, 並無中國代表在場, 事後也未及時通報中國。爲使中國接受雅爾塔協定, 並使其合法化和具體化, 美國力促中蘇進行談判, 締結同盟條約。《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透露:“美國覺得須提醒雙方締結該約的目的, 是實行雅爾塔協定———不多也不少。” (2) 在談判過程中, 中蘇雙方就外蒙問題、大連問題、旅順問題、中東路問題、新疆問題、中共問題、戰利品問題等進行了兩個階段共12次正式會談, 最終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一系列附件。《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 將雅爾塔協定模糊的意向具體化、將美蘇英三國首腦損害中國領土完整與國家主權的密謀合法化, 爲美蘇合作干預中國內政打開了大門。

其次, 在獲得美蘇支持其執政的承諾後, 國民黨政府採取種種手段迫使中國共產黨簽訂“城下之盟”。

蔣介石一向認爲, 沒有蘇聯的支持, 中國共產黨將無所作爲。這也是以赫爾利爲代表的美國政府的主流觀念。因此, 在中蘇談判前商討對蘇談判要點時, 蔣介石明確要求蘇聯:“爲希望中國之統一起見, 對於今日猶在武力割據妨礙中國統一之中國共產黨, 不作任何國際輿論上、政治上及物質上之支持, 並願設法勸告中共將武力交還政府, 統一指揮, 以利對日作戰。” (3) 在中蘇談判過程中, 中共問題始終爲雙方討論的焦點內容。談判期間, 斯大林多次明確表示:“中國只能有一個政府, 由國民黨領導。” (4) 斯大林關於中共問題的表態使蔣介石“決心準外蒙戰後投票解決其獨立問題, 而與俄協商東北、新疆與中共問題爲交換條件” (5) 。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相關文件中, 雖隻字未提中共問題, 但與中共問題相關的條款並不少見, 如“蘇聯政府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 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 即國民政府” (6) ;“爲保證蘇聯軍總司令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代表間之聯繫,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派中國軍事代表團, 駐於蘇聯軍總司令部”;“一俟收復區域任何地方停止爲直接軍事行動之地帶時,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即擔負管理公務之全權”。 (1) 如上條款比較清楚地表達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所隱含的內容:蘇聯無論在道義、軍事還是經濟上, 均表示完全支持國民黨政府, 而不支持中共。換言之, 中蘇談判及其成果《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最終確立了這樣的戰後中國政治框架:美蘇都支持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 以政治的和平的方式解決國共衝突, 最終建立由蔣介石主導的、中國共產黨和中間勢力參加的多黨政府。

對於接受了雅爾塔協定的中國政府, 美國也在方方面面予以支持。如在受降權問題上的態度和美國軍用飛機與軍艦協助國民黨政府向華北、華中運輸軍隊等。儘管雅爾塔協定後的國際形勢不允許國民黨以武力方式解決中共問題, 但在得到美國與蘇聯支持的承諾後, 國民黨可以抬高要價, 逼中共就範。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蔣介石於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連發三封電報, 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 並以強硬的態度爲這次談判定下基調:“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 但對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 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具體而言:“ (一) 不得於現在政府法統之外來談政府改組問題。 (二) 不得分期或局部解決, 必須現時整個解決一切問題。 (三) 歸結於政令、軍令之統一, 一切問題必須以此爲中心也。” (2)

再次, 在這樣的政治格局中, 中國共產黨處於受支配的地位, 形勢異常險惡。

蘇聯出兵對日作戰後, 中國共產黨對局勢的發展一度抱樂觀的態度, 認爲“蘇聯的參戰, 決定了日本的投降, 中國的時局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時期” (3) 。並以積極進取的態勢力圖“猛力擴大解放區, 佔領一切可能與必須佔領的大小城市與交通要道” (4) 。不過, 中國共產黨很快發現, 局勢的發展並非如自己所料。8月14日, 日本正式投降, 美國隨即幫助國民黨政府向華北和華中地區運送軍隊。8月17日, 遠東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發佈第一號命令, 授權蔣介石爲除東北外中國境內、北緯16度以北法屬印度支那境內受降代表, 並聲明:“日軍只能向各該司令官或其代表投降。” (5) 蔣介石依此證據, 在部署中國戰區受降工作時, 將中共部隊排除在外。在受降權問題上, 美國公然支持蔣介石的態度給中國共產黨實現奪取大城要道的戰略帶來巨大困難, 使中國共產黨初次感受到局勢的複雜與微妙。隨後, 在重慶談判問題上, 中國共產黨直接感受到了來自蘇聯的壓力。當8月14日蔣介石首次向毛澤東發出談判邀請後, 中國共產黨認爲其“全系欺騙”, 是“爲內戰做文章”。 (6) 因此, 毛澤東毫不客氣地予以拒絕。不過, 在蔣介石於20日、23日接連發出邀請後, 中共中央接到斯大林以蘇聯中央政府名義發來的電報, 內稱:中國不能再打內戰, 再打內戰, 就可能把民族引向滅亡的危險地步。 (7) 兩三天後, 斯大林發來第二封電報, 表示:世界要和平, 中國也要和平, 儘管蔣介石挑釁, 想打內戰, 消滅你們, 但是蔣介石再三地邀請你去重慶協商國事, 在此情況下, 如果一味拒絕, 國內、國際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內戰, 戰爭的責任由誰承擔? (8) 美蘇在受降權及重慶談判問題上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 實際上是其總體對華戰略的具體表現, 顯示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勝利之初的艱難處境。對此, 毛澤東曾明確指出:“中國有兩種可能進入和平情況, 一種是我們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 一種得不到。現在是得不到, 原因有二:一是蘇聯爲了國際和平和受中蘇條約的限制, 不可能幫助我們;二是蔣利用其合法地位, 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們只能承認這個事實。”(1)

其四, 中間勢力的一時勃興, 是這一層次鮮明政治格局的產物。

抗戰勝利之初中間勢力的興起, 固然與其自身努力密切相關, 但抗戰勝利後中國錯綜複雜的政局, 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國共對峙的局面, 從政治現實層面爲中間勢力活躍於政壇拓展了空間;而美蘇容納各黨派參加政府的構想, 使中間勢力的政治地位急劇提升。《觀察》雜誌對此敏銳地指出:美國“一方面要扶持國民黨, 一方面又實在感覺國民黨的扶不起來”, “國民黨所表現的許多行爲, 實在使美國內心煩悶到了極點。美國方面也實在希望中國能有一批新的人物出來, 來增強國家的生命, 並鞏固國家的‘安定之擺’”。 (2) 事實也是如此。1945年12月15日, 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對華聲明, 明確指出:如果國民黨政府的“基礎加以擴大, 容納國內其它政治黨派的話, 即將推進中國的和平、團結和民主的改革” (3) 。1947年1月, 美國特使馬歇爾調停國共失敗, 在即將離開中國之際發表聲明:“據我看來, 挽救時局要由政府中和少數黨派中的自由主義者掌握領導權, 這是一些傑出的人物, 但現在還缺少足以發揮決定性影響的政治權力。我相信, 在蔣介石委員長的領導下由他們發揮有成效的作用, 將會通過良好的政府導致全國統一。” (4) 顯然, 基於美蘇構建的戰後中國政治新框架, 中間勢力成爲戰後中國政壇一股新興的政治力量, 在“三國五方”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綜上所述, 抗戰勝利之初, 中國呈現出層次鮮明、互動發展的“三國五方”政治格局。它以美蘇合作爲基點, 通過雅爾塔協定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所確定, 實際上是大國政治的產物。同時應該看到, 歷史的演變往往不是沿着已經規定好的軌跡前行, 而是依照客觀現實的變化而發展。蘇軍進佔東北和中國共產黨軍事力量主要在與東北毗鄰的中國北方這一優勢, 爲中國共產黨尋求新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中國共產黨進軍東北, 不僅爲自己生存與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也從根本上動搖了雅爾塔協定與中蘇條約所確定的戰後中國政治格局。與此同時, 美蘇基於避免內戰的目的, 要求國民黨政府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 觸動了國民黨的政治利益, 在國民黨內部遇到了極大的阻力, 促使國民黨在六屆二中全會上形成反雅爾塔協定與《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巨大聲浪。不僅如此, 雅爾塔協定與中蘇條約被視爲不平等條約, 受到了來自中國內部的強有力挑戰, 雅爾塔協定與《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所確定的政治格局開始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