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夏，四月二十五日，开创西汉帝国基业的汉高帝刘邦驾崩，享年61岁。他与吕后的儿子刘盈继承了皇位。刘邦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平民百姓身份一路崛起，最终坐上了九五至尊之位的人。刘邦身后的西汉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治久安的封建王朝。

历史功绩刘邦最重要的历史功绩，莫过于推翻秦朝统治，缔造西汉帝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东方六国有着不同的风土人情和政治文化传统。秦国经过了商鞅变法以后，已经逐步适应了秦朝法制。秦始皇吞并六国后，在天下强行推广秦制，激起了东方六国民众的反抗。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秦制腐朽落后，而是六国的风土人情与既有的政治文化传统与秦制发生了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在原楚国境内最为激烈，这是因为楚国的风土人情和政治文化传统最为独特，有着明显不同于中原文明的特征。陈胜、吴广起义以后，农民战争风起云涌，天下大势朝着与秦朝制度相反的方向发展，战国时代的种种因素纷纷复活，天下仿佛又重新回到了列国纷争、辩士、谋臣、游侠、盗贼大行其道的战国时代，而秦朝制度似乎成为了一种天下公敌、一种政治忌讳。而刘邦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崛起于草莽，并最终夺取天下的。刘邦虽然身为楚国人，出身游侠，但是却有过在秦朝担任公务员的经历，秦朝制度的高效、优越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虽然刘邦嘴上以推翻暴秦为口号，但是内心却清醒地认识到秦制的先进性，对秦朝法制推崇备至。正是因为如此，刘邦在建立西汉以后，十分忠实地继承了秦朝制度。当时，他也完全可以选择一条与秦制完全相反的楚国道路，如果是那样的话，很有可能将不会有后来的长治久安。刘邦十分精明地重拾秦朝制度，这才奠定了西汉盛世的基础。刘邦登上皇位后短短7年多内，主要功绩有：首先，采纳了娄敬的建议，定都长安。富庶险固的关中，为西汉帝国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比于同样出身平民的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刘邦在制度建设上不如朱元璋有建树，但却很好地解决了建都问题。朱元璋在位31年，始终未能妥善解决建都问题：南京无法有效节制北方中原，建都凤阳异想天开、半途而废，选择开封、西安都缺少可行性。甚至终明一代始终未能找到建都的最佳方案，虽然朱棣迁都北京，然而“天子守国门”的形势却最终导致明末北京的多面受敌。其次，刘邦铲除了异姓王。汉初异姓诸侯王的存在，源于反楚军事同盟，这些诸侯王是秦末群雄的残余，其中不乏像韩信、英布这样能征善战的军事将领。刘邦以封王为条件与他们结盟，完全是出于无奈，因为仅凭刘邦的军事才能，无力战胜项羽。西汉帝国建立以后，这些桀骜不驯的异姓王无疑是对中央的极大威胁，只有彻底铲除了这些异姓王，才是真正意义上完成国家的统一。内忧外患但是，刘邦也为西汉帝国留下了三大未解决的隐患问题：首先是立储问题。刘邦十分明白，以太子刘盈的懦弱平庸和吕后的阴鸷强横，在他死后一定会形成子弱母壮的局面，所以他想要废长立幼，但是碍于宗法传统和群臣反对，最终未能如愿。虽然后来陈平、周勃将吕后的族人诛杀殆尽，但是由吕后称制形成的母系强势传统，却一直成为威胁汉朝皇权的政治隐患，并最终导致了西汉的覆亡，因为篡汉的王莽正是凭借外戚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其次是刘姓诸侯王问题。刘邦逝世时，刘姓诸侯王总体上年龄偏幼，难以威胁中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姓诸侯王实力不断壮大，与皇室的血缘关系也不断疏远，就逐渐成为了尾大不掉、势压中央的割据力量。刘邦之所以要分封刘姓诸侯王，一方面是吸取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秦朝不搞分封，皇室宗亲全部集中帝都咸阳，一旦帝都沦陷，皇室全部被擒，从此国祚断绝，而如果分封皇室宗亲的话，一旦帝都有变，分封在地方的诸侯王还可以继承皇位，以延续国祚。另一方面是汉初经济凋敝，如果实施秦朝那样的，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则行政成本太高，财政难以支撑。为了节约行政成本，刘邦在偏远地区分封同姓诸侯王，还可以起到为朝廷屏藩的作用。汉文帝时期，刘姓诸侯王与朝廷时常爆发矛盾冲突，但是文帝始终以安抚为主，因为国家大乱初平，经不起折腾，需要休养生息。到汉景帝时，任用晁错削藩，终于激发了诸侯联合叛乱，史称“七国之乱”，最终被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平定，诸侯王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到武帝时期，通过施行推恩令，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再次是匈奴问题。匈奴游牧军事帝国是西汉建立以后，能够对关中地区形成持续军事压力的政权。刘邦在平城白登山的惨败，给予后来的西汉统治者对匈奴的巨大心理阴影和战略劣势，以至于汉朝军队一直不敢对匈奴发动攻势，而是一味地保守长城防线，坐等匈奴来进攻，甚至汉武帝还曾在诏书中说：“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但是，匈奴外患也鞭策了刘邦的子孙后代积聚力量、休养生息、变革军政，以便将来一雪国耻。刘邦曾经采纳娄敬的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以缓和民族矛盾，但是在具体执行上，西汉始终未嫁过真正的嫡出公主给匈奴单于，所以和亲效果大打折扣，往往只能维系几年和平。匈奴问题到武帝时代的大规模征伐才得到有效缓解，一直到宣帝时代，匈奴向汉称臣，才算得到彻底解决。在一个王朝兴起阶段，内忧外患往往是时时提醒统治集团居安思危的良药，是激励王朝内部自我革新的催化剂。刘邦留下的内忧外患，客观上促进了西汉王朝的勃兴。而反观明王朝的缔造者朱元璋，他在世期间，竭尽全力为他的子孙后代消除政治隐患，促成了明朝前期忧患较少的局面。然而正如孟子所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明朝前期的安乐局面，一定程度上加速统治集团的腐化。朱元璋的后代，很明显没有刘邦的子孙那么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