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夏，四月二十五日，開創西漢帝國基業的漢高帝劉邦駕崩，享年61歲。他與呂后的兒子劉盈繼承了皇位。劉邦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平民百姓身份一路崛起，最終坐上了九五至尊之位的人。劉邦身後的西漢帝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長治久安的封建王朝。

歷史功績劉邦最重要的歷史功績，莫過於推翻秦朝統治，締造西漢帝國。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前，東方六國有着不同的風土人情和政治文化傳統。秦國經過了商鞅變法以後，已經逐步適應了秦朝法制。秦始皇吞併六國後，在天下強行推廣秦制，激起了東方六國民衆的反抗。其中的原因並不是因爲秦制腐朽落後，而是六國的風土人情與既有的政治文化傳統與秦制發生了矛盾衝突，這種矛盾衝突，在原楚國境內最爲激烈，這是因爲楚國的風土人情和政治文化傳統最爲獨特，有着明顯不同於中原文明的特徵。陳勝、吳廣起義以後，農民戰爭風起雲湧，天下大勢朝着與秦朝制度相反的方向發展，戰國時代的種種因素紛紛復活，天下彷彿又重新回到了列國紛爭、辯士、謀臣、遊俠、盜賊大行其道的戰國時代，而秦朝制度似乎成爲了一種天下公敵、一種政治忌諱。而劉邦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崛起於草莽，並最終奪取天下的。劉邦雖然身爲楚國人，出身遊俠，但是卻有過在秦朝擔任公務員的經歷，秦朝制度的高效、優越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雖然劉邦嘴上以推翻暴秦爲口號，但是內心卻清醒地認識到秦制的先進性，對秦朝法制推崇備至。正是因爲如此，劉邦在建立西漢以後，十分忠實地繼承了秦朝制度。當時，他也完全可以選擇一條與秦制完全相反的楚國道路，如果是那樣的話，很有可能將不會有後來的長治久安。劉邦十分精明地重拾秦朝制度，這才奠定了西漢盛世的基礎。劉邦登上皇位後短短7年多內，主要功績有：首先，採納了婁敬的建議，定都長安。富庶險固的關中，爲西漢帝國的長治久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相比於同樣出身平民的明太祖朱元璋，雖然劉邦在制度建設上不如朱元璋有建樹，但卻很好地解決了建都問題。朱元璋在位31年，始終未能妥善解決建都問題：南京無法有效節制北方中原，建都鳳陽異想天開、半途而廢，選擇開封、西安都缺少可行性。甚至終明一代始終未能找到建都的最佳方案，雖然朱棣遷都北京，然而“天子守國門”的形勢卻最終導致明末北京的多面受敵。其次，劉邦剷除了異姓王。漢初異姓諸侯王的存在，源於反楚軍事同盟，這些諸侯王是秦末羣雄的殘餘，其中不乏像韓信、英布這樣能征善戰的軍事將領。劉邦以封王爲條件與他們結盟，完全是出於無奈，因爲僅憑劉邦的軍事才能，無力戰勝項羽。西漢帝國建立以後，這些桀驁不馴的異姓王無疑是對中央的極大威脅，只有徹底剷除了這些異姓王，纔是真正意義上完成國家的統一。內憂外患但是，劉邦也爲西漢帝國留下了三大未解決的隱患問題：首先是立儲問題。劉邦十分明白，以太子劉盈的懦弱平庸和呂后的陰鷙強橫，在他死後一定會形成子弱母壯的局面，所以他想要廢長立幼，但是礙於宗法傳統和羣臣反對，最終未能如願。雖然後來陳平、周勃將呂后的族人誅殺殆盡，但是由呂后稱制形成的母系強勢傳統，卻一直成爲威脅漢朝皇權的政治隱患，並最終導致了西漢的覆亡，因爲篡漢的王莽正是憑藉外戚身份登上政治舞臺的。其次是劉姓諸侯王問題。劉邦逝世時，劉姓諸侯王總體上年齡偏幼，難以威脅中央。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劉姓諸侯王實力不斷壯大，與皇室的血緣關係也不斷疏遠，就逐漸成爲了尾大不掉、勢壓中央的割據力量。劉邦之所以要分封劉姓諸侯王，一方面是吸取秦朝滅亡的歷史教訓。秦朝不搞分封，皇室宗親全部集中帝都咸陽，一旦帝都淪陷，皇室全部被擒，從此國祚斷絕，而如果分封皇室宗親的話，一旦帝都有變，分封在地方的諸侯王還可以繼承皇位，以延續國祚。另一方面是漢初經濟凋敝，如果實施秦朝那樣的，在全國推行郡縣制，則行政成本太高，財政難以支撐。爲了節約行政成本，劉邦在偏遠地區分封同姓諸侯王，還可以起到爲朝廷屏藩的作用。漢文帝時期，劉姓諸侯王與朝廷時常爆發矛盾衝突，但是文帝始終以安撫爲主，因爲國家大亂初平，經不起折騰，需要休養生息。到漢景帝時，任用晁錯削藩，終於激發了諸侯聯合叛亂，史稱“七國之亂”，最終被周勃的兒子周亞夫平定，諸侯王問題得到有效緩解。到武帝時期，通過施行推恩令，徹底解決了這一問題。再次是匈奴問題。匈奴遊牧軍事帝國是西漢建立以後，能夠對關中地區形成持續軍事壓力的政權。劉邦在平城白登山的慘敗，給予後來的西漢統治者對匈奴的巨大心理陰影和戰略劣勢，以至於漢朝軍隊一直不敢對匈奴發動攻勢，而是一味地保守長城防線，坐等匈奴來進攻，甚至漢武帝還曾在詔書中說：“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但是，匈奴外患也鞭策了劉邦的子孫後代積聚力量、休養生息、變革軍政，以便將來一雪國恥。劉邦曾經採納婁敬的建議，對匈奴實行和親政策，以緩和民族矛盾，但是在具體執行上，西漢始終未嫁過真正的嫡出公主給匈奴單于，所以和親效果大打折扣，往往只能維繫幾年和平。匈奴問題到武帝時代的大規模征伐纔得到有效緩解，一直到宣帝時代，匈奴向漢稱臣，纔算得到徹底解決。在一個王朝興起階段，內憂外患往往是時時提醒統治集團居安思危的良藥，是激勵王朝內部自我革新的催化劑。劉邦留下的內憂外患，客觀上促進了西漢王朝的勃興。而反觀明王朝的締造者朱元璋，他在世期間，竭盡全力爲他的子孫後代消除政治隱患，促成了明朝前期憂患較少的局面。然而正如孟子所說：“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明朝前期的安樂局面，一定程度上加速統治集團的腐化。朱元璋的後代，很明顯沒有劉邦的子孫那麼爭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