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方面，他们对主动出击后能否巩固阵地没有把握，另一方面，由于对日方兵力调动的情况未有察觉，秦德纯等仍寄望于和谈，来解决冲突问题，先发制人的事也就成了泡影，这是29军的失策，而日本内部则抓紧讨论出兵问题，并拟订了初步的增兵方案，战场的主动权，开始发生了转移。此时，日人的兵力是极为单薄的，如果29军集中兵力奋勇出击，是能够肃清北平城西的日军主力的，一旦成功，那么后路不仅不会受到威胁，还可以打乱日本人的防御体系。

文|逆北

1940年4月5日，正是清明时节，川内阴雨连绵，气氛阴郁。在四川绵阳的一家医院里，一名中年男子睁着双眼，无力的把眼角的余光投向窗外。长期以来，脑血栓与肝炎不停地折磨着它瘦弱的身躯，让他痛苦万分。

他连60岁都不到，可命运之神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偏袒。他走了，几天后，消息传到了枣庄前线，一名将军听到后，痛哭流涕，不久，他也战死沙场，这名将军的名字，叫张自忠，而前文所提到的病床上的男子，便是他曾经的上司、盘踞在平津地区的西北军29军军长，宋哲元。

要说人走后，总会在人世间留下几分遗憾，宋哲元也是如此。早在退入后方之时，他便常跟部下提起在北平的生活，希望能够重回平津。但是，这样的生活再也回不去了。因为1937年夏天的枪声，让他永远离开了那个地方。

01事变发生后，日军兵力不足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宋哲元和他的29军，守卫着平津地区。当时，日本已经侵占了整个东北，并试图将华北也据为己有。他们不断挑起事端，并试图策动宋哲元叛蒋自立。宋倒是蛮机灵，他不愿当汉奸，眼看日伪登门“拜访”个没完，他干脆以为父亲修墓为名，跑回山东老家躲了起来。与日本人交涉的事务，则被托付给了他的亲信、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

宋走后，平津地区的上空所笼罩的战争的阴霾，并没有散去。相反，盘踞在北平周边的日军，常常与29军发生摩擦。7月7日夜的事件，便是这一系列摩擦的高潮。这一天夜里，日军以演习走失一名士兵为名，要求进入29军控制的宛平县城搜查。驻军拒绝后，他们随即调来山炮轰击，并冲击城池，一时间，战争有扩大之走向。

（卢沟桥上的29军机枪手）

不少史家习惯性把这一事件作为日军有预谋而为之，并称日本方面已做好了全面入侵的准备。可是，如果细心检阅当时的资料，我们便会发现，比起中国军队，日人并没有充足的准备。事变前夕，平津地区的日军正规部队，总计只有不到6000人，而29军有四个师和大量保安队，人数近八万人。双方人数的比例为1:13左右，所以这样看来，日方挑起争端，底气并不足。

但是这并不妨碍战争的深化。从这天深夜到第二天，中日双方经过短暂交涉后，再度恢复交火状态。卢沟桥上硝烟弥漫，白天，日军火力压制29军，暂时得手，夜里，中方组成敢死队，借夜色掩护挥大刀冲入，给日军极大杀伤，双方在桥上反复拉锯，一时间难分出胜负来。

(影视剧作中血战卢沟桥的镜头）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迅速传回了日本国内。围绕如何应对的问题，日方参谋本部内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强硬派认为非出兵教训“支那人”不可，而九一八事变的策动者、参谋本部官员石原莞尔则提出了相反意见，认为不扩大为上，日本内部争执激烈，短时间内也没有统一意见。

在这个时候，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对日方有着人数上的优势，但在地缘上，却异常不利。因为中国军队虽多，但北平同外界唯一的联络，只能倚靠城池的西南角，即平汉铁路。一旦铁路被掐断，北平城也就彻底成了孤城。因此，中方会拼死守卫卢沟桥，不让日军通过也就不奇怪了。

可是，光在卢沟桥下的永定河畔对峙就可以了吗？29军的处境实在不妙，而就在此时，日人也感到自身兵力捉襟见肘，所以一面向国内施压，要求援兵，一面同中方展开谈判，以争取时间。谈判的内容无外乎中方道歉、撤离北平城外围要隘等内容，由于宋哲元不在北平、日人条件苛刻无理等原因，秦德纯等据理力争，于是谈判也僵持了起来。

此时，日人的兵力是极为单薄的，如果29军集中兵力奋勇出击，是能够肃清北平城西的日军主力的，一旦成功，那么后路不仅不会受到威胁，还可以打乱日本人的防御体系。

(29军将士请战决心急切）

可是，29军高层在出兵问题仍有些犹豫。一方面，他们对主动出击后能否巩固阵地没有把握，另一方面，由于对日方兵力调动的情况未有察觉，秦德纯等仍寄望于和谈，来解决冲突问题，先发制人的事也就成了泡影，这是29军的失策，而日本内部则抓紧讨论出兵问题，并拟订了初步的增兵方案，战场的主动权，开始发生了转移。

11日夜，宋哲元终于从山东返回了平津，蒋介石此时也早得知了卢沟桥发生的事，他授意宋及时报告双方交涉的情况，而宋除了表面唯唯诺诺外，心里也翻江倒海起来。

02日军不断增兵，蒋提醒宋收起幻想

宋不会想到，就在同一天，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对陆军省通报了海陆军联合出兵中国的决定。这一决定将分别调集驻扎在伪满洲国、朝鲜半岛的日军，以加强平津地区的日军力量。

石原对此本有阻挠，这倒不是因为他同情中方（不然也不会发动九一八事变了），而是担忧战争打起来将无法控制，影响日本经营满洲，制衡苏联的大战略。

他的同僚们十分不满，为了说服反对者，他们迅速向石原和他的支持者通报了新获得的情报，那就是南京方面已出动四个军左右的兵力北上，向山西、河北一带运动。面对这一情报，石原也沉默了。于是，在日本军部强硬派刻意制造的战争危机压迫下，其国内向平津增兵的方案被顺利通过。对于日方来说，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用频繁的施压与交涉，拖住宋哲元等北平高层，好给己方运兵前线争取时间。

无独有偶，日方增兵方案通过后的一周内，宋哲元与蒋介石也发生了不小的争执。蒋认为宋应当主动出击，形成对日方的有利态势（至于具体怎么做，并没有讲），宋心里也打起了算盘，他判定蒋不会同日撕破脸，日本人也不会扩大争端，因此简单敷衍蒋后，继续寄希望于同日本军方的谈判。

这中间有一段插曲，一些宋的亲信感到空谈不是办法，遂向他建议，于15日以七个团左右兵力歼灭丰台和卢沟桥的敌军。宋有些动心，也允许拟订这方面作战方案，可事后担心影响和谈进程，旋否决了。

在与南京的电文互通中，南京方面又主张派人打掉东交民巷内日本大使馆的指挥台，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城内守军布防情况外泄，还可以震慑日军。但是，宋等认为，东交民巷为各国驻华使馆区，情况复杂，而且日本大使馆戒备森严，强攻不易得手。于是，这个方案又被束之高阁，而29军的处境，也越发的艰难起来。

(影视剧中，宋哲元等在视察军队）

同宋的举棋不定相比，蒋这次的决心却是异常坚决的，他对宋模棱两可的态度非常不满，于是除派兵北上外，也抓紧东南的备战。日后，他要在上海滩，集结自己装备的德械师，同日寇决一死战。

7月17日，日本军部再度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商定减缓国内军人的复员，以加派三个陆军师团、六个航空队与若干海军增援平津的本部人马。这是日本军方的第二次动员准备，给宋翻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那么宋又是怎么做的呢？

03驻地不能让出，不能先敌开火

宋仍然没有停止“和平谈判的努力”，这与前线日军的不断增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了，受到日人和谈烟幕弹迷惑的，不仅有29军高层，这种思维，还制约了中下层的行动。

例如，连接平津的交通枢纽廊坊的守军，就发现日人借维修电话线为名，出动大部队在城内修筑防御工事。他们发现后，要求日军停修工事，日方不但不停止，反而要求中方先让出营房。面对日人的无理要求，廊坊守军试图进攻驱逐，但上层却下了这样的命令——“驻地不能让出，不能先敌开火”。

在当场的一个连长向团长请令开火，而团长却没好气的来一句：“你打谁负责？”事情上报到师部后，副师长李文田仍然是重复之前的命令——“营房不能让，火不能先开”。显然，对日人野心有所睹与担心负责之间的矛盾心理，制约了29军的进一步发挥。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战场主动权的易手。

危机如期而至，到了27日，对北平形成合围之势的日方，终止了长期未决的谈判，并要求中方于当天作出答复，否则将“自由行动”。此时此刻，宋哲元终于从日人的最后通牒中清醒过来，并发出自卫守土的通电，但为时晚矣，因为北平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孤城。

日军集结优势兵力，从南苑等三面猛扑29军阵地，在战争中，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等纷纷殉国，受伤的赵登禹将军坐车撤离，竟被伏击的日军打成了筛子，其惨烈可见一斑。而追根溯源，29军之所以陷入如此被动局面，与宋哲元等对和谈抱有幻想实大有关系。

日军借助和谈的烟幕弹骗过了宋哲元，给了他沉重的一击。经此一役，宋的军队渐凋零殆尽，而他本人也抑郁成疾，久治不愈，最后含恨长逝于四川绵阳。

29军的惨败，直接导致了平津的丢失，日军占领此处后稍作休整，便沿着平汉路长驱南下，给南京的蒋介石造成了不小的震动。为了减轻华北抵抗部队的压力，蒋加快了中央军的集结，另一场大战即将打响，只是不在华北，而在上海。

参考文献：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中华书局

秦德纯等《七七事变：原国民党抗日将领战争亲历记》 中国文史出版社

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 重庆出版社

（日）户部良一《日本陆军与中国》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树增《抗日战争》 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