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常便饭”与“法国大菜”

今天是正式到哥大教育学院报到的日子。下午，我在数学·科学与技术系终身教授林晓东博士的引导下，到学院主楼的研究生管理处报到。

学院坐落于哥大的北面，与主校区只有一街之隔。这是一片深红色的建筑，她整整占据了一个街区，错落有致的七八幢楼房围成一个独立的院落，简洁朴素的建筑外观折射着百年沧桑，静谧的校园显得古朴、优雅、神秘，令人神往。

虽说是第二次来到这座教育圣殿，但心里仍免不了有些激动。毕竟，在这所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校园里，诞生了那么多教育神话——心理学鼻祖桑代克、进步主义先驱柯普居、实用主义大师杜威都出自这里。望着那片深红色的建筑，我不由自主地想象着当年陶行知、陈鹤琴、张伯苓等在这里如何埋头苦读，怎样与同伴交锋争辩……

林教授40多岁，长得眉清目秀，出身名门——组织“二七”大罢工的林祥谦即是她的堂祖父，她父亲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她告诉我，她来哥大教育学院教书才两年多的时间，之所以放弃原来很有些研究基础的大学而选择这里，主要是因为哥大在美国教育界的地位。当然，因为地处纽约而使这所学府充满机会的优势，也是她决定应聘的重要理由。从住所步行到学院主楼只要10分钟时间，一走进门厅，迎面处是一金色的壁挂，上面书写的是杜威1897年说过的一句话：我认为，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改革最根本的方法。

在这个金色的壁挂前沉思良久，以至于遭遇到行人们异样的目光。幸亏林教授的提醒，我才如梦方醒地走进了主楼。注册的手续很简单。因为从哥大发出邀请开始，我个人的基本情况就已经自动存入了学院访问学者电子系统了。来到这里，不过重新确认一下而已。所以，很快我们就来到了数学·科学与技术系的办公室。

早在两年前，林教授与她的同事们就已经启动了常态课堂下“关键教学事件”的课题研究，也搜集了国内外大量的中小学课堂教学案例。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她们总是遇到一些合作伙伴观念上的障碍：一些教师和校长总是希望把反复打磨过的或者经过包装的课堂呈现给研究者，林教授将其称之为“法国大菜”。他们每年竭尽全力做一道“大菜”供研究者“享用”，而学生每天在课堂里咀嚼的却是与之相去甚远的“家常便饭”。可是，“关键教学事件”希望研究的，恰恰不是“法国大菜”，所以，每一次林教授他们总是下决心寻找一些常态课堂下师生真正的课堂生活，这样一来，这些合作伙伴们对林教授他们特别关注教学中的“家常便饭”便很不理解。

哥大教育学院主楼门厅迎宾台上方是杜威的名言：“我认为，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改革最根本的方法。”林教授告诉我，这一研究恰恰是为了让老师们从一年做一次“法国大菜”，到关注“每日三餐”的柴米油盐并做出美味的“家常便饭”来。如何让中小学的合作伙伴们转变观念，更加看重一般情景下的教学研究，提高常态课堂教学效益，其实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他们的研究之所以得到美国许多基金会的支持，原因也在这里。

看来，我们录制的课堂教学实况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录制的全部是常态下的课堂生活，可以说是标准的“家常便饭”。可是，从下午开始的研究显得有些艰难，答非所问和文不对题伴随着我们的整个讨论过程，观念上的磨合令大家十分痛苦。

我只有说，才能想。

下午3点钟，在教育学院桑代克大楼九层的亚洲创新教育科学中心，与戴维先生一同商讨学生合作学习中如何保证小组成员有效学习的问题。我们的讨论开始有了些热烈的气氛，其间，戴维先生十分得意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只有说，才能想。”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他只有在向我陈述的过程中，才能产生更多、更好或者更有价值的想法。很好！这不正是我们要求学生在课堂上更多地进行“公开行动”的原因吗？所谓“公开行动”，就是学生把自己的说、写或者其他动手的学习活动，放在同伴或者班级的视野下进行。美国教育学者奎根特别注意课堂上学生间的互动质量，他把用来评估互动质量的标准风趣地表述为：抬头环顾四周，自问“全班有多少学生同时公开行动？”可见，“公开行动”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

为什么一定要学生“公开行动”？它与学生自己私下独立的学习有什么不同吗？事实上，听与读一样花费学生的精力与时间，但是，与“公开行动”达到的效果却往往不同，或者说，说与写是要促使学生将他们的思想转换成语言或者文字，而且要“公开行动”以向同伴展示，也可以认为是置于同伴的监督之下，自然就有了双倍的责任。

教育学院的林教授曾向我讲起上小学时她和同伴的一个“发明”。那时候，她们对数学学习感到非常吃力，课堂上根本听不明白，于是，她和同伴就想出一个办法：每当遇到难题的时候，就努力给她那还没有上学的弟弟讲课。当然，她的弟弟是很难听明白的，但她们却在讲的过程中自己想明白了。她们哪里是在讲课，她们正是在借机自己思考啊！我在大学学习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每当临近考试的时候，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常常跑到公园里或者校园的僻静处，互相检查对方对考试内容的掌握情况。一个人对着一个人，或者一个人对着许多人，或振振有词，或呢喃细语，来一番讲述。经过这样一番折腾，才感觉真正把知识融到了心里，考试也就“临危不惧”了。这种做法与独处自修的同学相比，常常事半功倍，我们也因而每每成绩骄人。

其实，“公开行动”还有着更加值得推崇的价值。对“公开行动”一方来说，他必然因为责任在胸要深思熟虑，其思考的结果会更加清晰、有条理，而且往往会主动修复一些不尽完善之处，许多同学甚至也会像戴维先生一样，脑袋里不时地会冒出许多原本不曾有过的奇思妙想，创造精神油然而生。对另一方来说，则是分享他人思考成果的最佳时机，既可以从自己的视角评判对方，也可以在评估他人的成果时丰富自我。当然，对于课堂教学来说，这样也可以让教师十分清楚地了解学生们到底在交流些什么，他们的思维水平到底是深是浅，可以帮助教师把脉诊断、对症下药。

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牛顿市乡村小学，老师每周都要让孩子带一份材料回家，告诉家长，本周孩子们在学校里干了些什么，或者学校里、班级中发生了一些什么，请家长问一问孩子，让孩子们向家长说一说。这一说就是一年。学生在说的过程中，学会了梳理自己的思绪，也等于发展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我看到一位叫彼得的一年级小孩子带回家的一份材料，就是请爸爸妈妈提问这样一些问题：

1.你今天在学校里吃到了什么蔬菜？它们都有些什么营养？

2.今天在学校里刚学过了“小鸡的生存条件”，你能讲给爸妈听听吗？

3.班上的“数字格子”游戏是怎么回事？

4.本周的“魔术校车”活动你参与了什么？

日常生活中，“只有想，才能说”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对于“说”和“做”在“想”中的地位，人们往往就不甚了然了。戴维先生的话，又一次引起了我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