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常便飯”與“法國大菜”

今天是正式到哥大教育學院報到的日子。下午，我在數學·科學與技術系終身教授林曉東博士的引導下，到學院主樓的研究生管理處報到。

學院坐落於哥大的北面，與主校區只有一街之隔。這是一片深紅色的建築，她整整佔據了一個街區，錯落有致的七八幢樓房圍成一個獨立的院落，簡潔樸素的建築外觀折射着百年滄桑，靜謐的校園顯得古樸、優雅、神祕，令人神往。

雖說是第二次來到這座教育聖殿，但心裏仍免不了有些激動。畢竟，在這所古老而又充滿生機的校園裏，誕生了那麼多教育神話——心理學鼻祖桑代克、進步主義先驅柯普居、實用主義大師杜威都出自這裏。望着那片深紅色的建築，我不由自主地想象着當年陶行知、陳鶴琴、張伯苓等在這裏如何埋頭苦讀，怎樣與同伴交鋒爭辯……

林教授40多歲，長得眉清目秀，出身名門——組織“二七”大罷工的林祥謙即是她的堂祖父，她父親則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她告訴我，她來哥大教育學院教書才兩年多的時間，之所以放棄原來很有些研究基礎的大學而選擇這裏，主要是因爲哥大在美國教育界的地位。當然，因爲地處紐約而使這所學府充滿機會的優勢，也是她決定應聘的重要理由。從住所步行到學院主樓只要10分鐘時間，一走進門廳，迎面處是一金色的壁掛，上面書寫的是杜威1897年說過的一句話：我認爲，教育是推動社會進步和改革最根本的方法。

在這個金色的壁掛前沉思良久，以至於遭遇到行人們異樣的目光。幸虧林教授的提醒，我才如夢方醒地走進了主樓。註冊的手續很簡單。因爲從哥大發出邀請開始，我個人的基本情況就已經自動存入了學院訪問學者電子系統了。來到這裏，不過重新確認一下而已。所以，很快我們就來到了數學·科學與技術系的辦公室。

早在兩年前，林教授與她的同事們就已經啓動了常態課堂下“關鍵教學事件”的課題研究，也蒐集了國內外大量的中小學課堂教學案例。但是，在研究的過程中，她們總是遇到一些合作伙伴觀念上的障礙：一些教師和校長總是希望把反覆打磨過的或者經過包裝的課堂呈現給研究者，林教授將其稱之爲“法國大菜”。他們每年竭盡全力做一道“大菜”供研究者“享用”，而學生每天在課堂裏咀嚼的卻是與之相去甚遠的“家常便飯”。可是，“關鍵教學事件”希望研究的，恰恰不是“法國大菜”，所以，每一次林教授他們總是下決心尋找一些常態課堂下師生真正的課堂生活，這樣一來，這些合作伙伴們對林教授他們特別關注教學中的“家常便飯”便很不理解。

哥大教育學院主樓門廳迎賓臺上方是杜威的名言：“我認爲，教育是推動社會進步和改革最根本的方法。”林教授告訴我，這一研究恰恰是爲了讓老師們從一年做一次“法國大菜”，到關注“每日三餐”的柴米油鹽並做出美味的“家常便飯”來。如何讓中小學的合作伙伴們轉變觀念，更加看重一般情景下的教學研究，提高常態課堂教學效益，其實是很有意義、很有價值的事情，他們的研究之所以得到美國許多基金會的支持，原因也在這裏。

看來，我們錄製的課堂教學實況還是很有意義的。因爲，我們錄製的全部是常態下的課堂生活，可以說是標準的“家常便飯”。可是，從下午開始的研究顯得有些艱難，答非所問和文不對題伴隨着我們的整個討論過程，觀念上的磨合令大家十分痛苦。

我只有說，才能想。

下午3點鐘，在教育學院桑代克大樓九層的亞洲創新教育科學中心，與戴維先生一同商討學生合作學習中如何保證小組成員有效學習的問題。我們的討論開始有了些熱烈的氣氛，其間，戴維先生十分得意地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只有說，才能想。”他想表達的意思是，他只有在向我陳述的過程中，才能產生更多、更好或者更有價值的想法。很好！這不正是我們要求學生在課堂上更多地進行“公開行動”的原因嗎？所謂“公開行動”，就是學生把自己的說、寫或者其他動手的學習活動，放在同伴或者班級的視野下進行。美國教育學者奎根特別注意課堂上學生間的互動質量，他把用來評估互動質量的標準風趣地表述爲：抬頭環顧四周，自問“全班有多少學生同時公開行動？”可見，“公開行動”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多麼重要。

爲什麼一定要學生“公開行動”？它與學生自己私下獨立的學習有什麼不同嗎？事實上，聽與讀一樣花費學生的精力與時間，但是，與“公開行動”達到的效果卻往往不同，或者說，說與寫是要促使學生將他們的思想轉換成語言或者文字，而且要“公開行動”以向同伴展示，也可以認爲是置於同伴的監督之下，自然就有了雙倍的責任。

教育學院的林教授曾向我講起上小學時她和同伴的一個“發明”。那時候，她們對數學學習感到非常喫力，課堂上根本聽不明白，於是，她和同伴就想出一個辦法：每當遇到難題的時候，就努力給她那還沒有上學的弟弟講課。當然，她的弟弟是很難聽明白的，但她們卻在講的過程中自己想明白了。她們哪裏是在講課，她們正是在藉機自己思考啊！我在大學學習的時候也有過類似的經歷，每當臨近考試的時候，我們幾個要好的同學常常跑到公園裏或者校園的僻靜處，互相檢查對方對考試內容的掌握情況。一個人對着一個人，或者一個人對着許多人，或振振有詞，或呢喃細語，來一番講述。經過這樣一番折騰，才感覺真正把知識融到了心裏，考試也就“臨危不懼”了。這種做法與獨處自修的同學相比，常常事半功倍，我們也因而每每成績驕人。

其實，“公開行動”還有着更加值得推崇的價值。對“公開行動”一方來說，他必然因爲責任在胸要深思熟慮，其思考的結果會更加清晰、有條理，而且往往會主動修復一些不盡完善之處，許多同學甚至也會像戴維先生一樣，腦袋裏不時地會冒出許多原本不曾有過的奇思妙想，創造精神油然而生。對另一方來說，則是分享他人思考成果的最佳時機，既可以從自己的視角評判對方，也可以在評估他人的成果時豐富自我。當然，對於課堂教學來說，這樣也可以讓教師十分清楚地瞭解學生們到底在交流些什麼，他們的思維水平到底是深是淺，可以幫助教師把脈診斷、對症下藥。

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牛頓市鄉村小學，老師每週都要讓孩子帶一份材料回家，告訴家長，本週孩子們在學校裏幹了些什麼，或者學校裏、班級中發生了一些什麼，請家長問一問孩子，讓孩子們向家長說一說。這一說就是一年。學生在說的過程中，學會了梳理自己的思緒，也等於發展了學生的思維能力。

我看到一位叫彼得的一年級小孩子帶回家的一份材料，就是請爸爸媽媽提問這樣一些問題：

1.你今天在學校裏喫到了什麼蔬菜？它們都有些什麼營養？

2.今天在學校裏剛學過了“小雞的生存條件”，你能講給爸媽聽聽嗎？

3.班上的“數字格子”遊戲是怎麼回事？

4.本週的“魔術校車”活動你參與了什麼？

日常生活中，“只有想，才能說”似乎是天經地義的，而對於“說”和“做”在“想”中的地位，人們往往就不甚瞭然了。戴維先生的話，又一次引起了我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