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人：吳宏鑫

（控制理論與控制工程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研究員，主要從事航天和工業領域的自適應控制和智能控制理論與應用研究）

被講述人：楊嘉墀

（著名航天科技專家、儀器儀表與自動化專家、我國自動檢測學奠基者，中國科學院院士，“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863”計劃提出人之一）

1965年大學畢業後，我被分到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

1968年所裏進行調整，我就成了航天502所（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員。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和楊嘉墀先生都被隔離審查。那時候，他是航天502所的副所長，我是所裏一般工作人員。

本來我和楊先生兩人互不相識，因爲關在一個屋子，我們就成了朋友，那也是我這一生的轉折點。

審查室中的人生轉折

“文革”時期我們的工作都被中斷，每天就待在隔離審查室。當時我非常惱火，把我抓起來，實在是不服氣，就經常在房間裏發牢騷。

楊先生卻一句話不說。他就坐在我前面，看書、寫東西，我們兩個人各做各的。有人叫，我們就出去接受審查。

後來我才知道，除了寫檢查、做交代，這期間楊先生竟然一直堅持做衛星控制方案。爲了不讓別人發現，他把手稿放在抽屜裏。

有一天，我又開始發牢騷。

楊先生就問我：“你究竟有沒有問題？”我說我當然沒有問題。

楊先生說：“沒有問題，你就該幹嗎幹嗎去。不給你平反，你就什麼都不幹？十年以後，給你平反又怎樣？你這十年都耽誤了。”

從那以後，我也不吵了。不讓我繼續工作，我就開始學習。

學英語、日語，學現代控制理論、計算機控制這些專業課，這些都是當時大學裏沒學過的東西。

這是我跟楊先生學到的，如何在逆境中自處。

轉行坐冷板凳

1978年平反以後，我本應該回到衛星方案總體組，繼續研究衛星控制方案。

楊先生則建議我不要再回去，讓我轉到航天器自適應控制這一塊。當時我也不懂，還專門跑到上海去，請上海師範大學的王家聲老師給我講了一下。

回京後，我向楊先生彙報。我問楊先生，“這個東西現在有用嗎？”

他和我說：“現在沒有，但未來一定會有用”。“你要想好了，若要幹，至少要準備坐十年冷板凳。領導、同行都不會認可你。”

他這麼說，我反倒願意幹。

除了要求我有“坐冷板凳”準備，楊先生還希望我成爲既能搞理論，又會搞工程的科研工作者。這樣一來就有個“壞處”——“兩頭不是人”：搞理論的認爲我是搞工程的，搞工程的覺得我是研究理論的。

但楊先生說，搞自動控制，就是要做這種人。這對我之後的科研方向影響很深。

楊先生還說，你先搞航天地面工程和“民用”工業系統的控制，那裏可試驗你的各種想法，等待條件成熟了就可在航天器控制上試驗了。

這實際上就是我後來的工作之路。

“光看眼皮底下的，不是好科學家”

到了1989年，楊嘉墀先生、屠善澄先生和我定了一個目標，要搞航天器的智能自主控制。

什麼是智能自主控制？

楊先生曾在《中國空間計劃中智能自主控制技術的發展》一文裏給出瞭解釋：在系統中引入人工智能技術以期達到自主或半自主運行，使系統在全迴路中完全或部分沒有人蔘與下運行。他同時指出，中國發展智能自主控制技術有其必要性。

我們在那一年遞交了空間智能自主控制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申請報告。圍繞這一目標，還制訂了三個階段的研究計劃。

但由於一些原因，報告一直未得到認可，有人提出申請“名字”要改一下。

楊先生堅持，“空間智能自主控制”一個字也不能改。

他給出幾點理由：第一，研究主體不能只有航天器，要放在整個空間，眼界要放寬；第二，航天器在天上，出了問題要經過故障分析和判斷，只靠地面站控制，不及時也不安全；第三，將來天上不只一顆衛星，如果是幾百顆衛星，出了問題要怎麼管？管理人員、地面設備、測控費用怎麼算？

所以必須研究自主控制技術。

到2004年重點實驗室申請獲批，15年裏申請報告一共遞交了11次，中間的階段非常熬人。

而且，由於我們當時的研究太超前了，爲項目爭取經費也很不容易。

最開始是自然基金委在1986年的時候，給“全係數自適應控制方法”研究批了1萬元經費。

後來總裝備部、科技部、科工局、五院等單位也先後給了資金支持。502所研究生、博士生等青年人才也通過這些項目成長起來。

現在看來，楊先生那個時候就已經想得很遠。他曾經說過：“你搞研究的，要看到20年之後。光看眼皮底下的，不是好科學家。”

平易近人、不忘工作的楊老

楊先生非常平易近人。我與他相識多年，從來沒有看過他發脾氣。

1980年，當時的系統所邀請外國專家來北京講課交流，專門講自適應控制這一塊，但是兩三天的課要收30塊錢的報名費。

30塊錢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我哪交得起？

那時，楊先生已經是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的所長。他跟我說，你不要急，這個錢我替你交。他幫我交了報名費，我拿着他的請帖去聽的課。

聽了課以後，我瞭解了當時在自適應控制這個領域，國際前沿的研究是什麼。每次聽完課回來，我都要去給楊先生彙報。

2003年我評上了院士，按常理大家都會道賀，但楊先生沒有。

他專門把我叫去，給我看了一篇文章，名字叫《院士要做遵紀守法自律的典範》。他和我說：“成爲院士以後，找你的人多了，事情也多了，你要考慮清楚。”

楊先生還告訴我：“院士只是一種榮譽，你做工作，要對得起國家。”

楊先生、屠先生和我還有一個約定，就是聚在一起時，只談學術問題，其他人事關係、幹部任命都不談。當時所裏每星期一次的博士生導師組學術討論，所長和副所長都必須參加，這是很了不起的。

楊先生去世前曾因爲胯骨摔傷住院。我在他骨傷基本痊癒、準備要出院的時候去看望。

他一見到我，就開始談工作的事情。

當時楊先生的夫人徐斐也在，還勸我們等出了院再談。沒想到這之後，他因爲被痰嗆住，大腦失去知覺，一直到去世前也沒辦法說話。

這也成了我們之間最後一次談話。

楊先生那時叮囑了我幾件事：第一是堅定不移地繼續研究智能自主控制，和領導要慢慢溝通好；第二是發展重點實驗室，注重與國內外同行的交流；第三是抓緊培養年輕科研人才，讓學生儘早投入工作……

他當年叮囑的這些事，我們還在做，也做出了一些成績。

（本報見習記者任芳言整理）

《中國科學報》 (2018-12-05 第4版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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