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無論怎麼要求日本“自主規制”，美國不但沒能扭轉自1965年以後的對日貿易赤字，赤字規模反而越長越高，日本經濟也在1970年代以後繼續突飛猛進，這就引起美國政經兩界對自身政策的反思：每逢美國緊逼日本某項產品，相應的行業協會就能迅速做出調整，而相關企業也能夠迅速做出自我調整，如果真的是日本政府站在這些行業協會的身後，以某種“看不見的紐帶”牽動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那麼無異於開動整個國家機器投入到“經濟戰爭”中，而這又與美國試圖改造與消滅的那個“二戰”日本有什麼本質不同。這種觀點不僅讓查莫斯·約翰遜這本書成爲管理學經典，更促使美國對日本的貿易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乃至影響到了日本經濟制度的發展。

（圖片來源：全景視圖）

蕭西之水/文

二戰結束後，日本一度滿目瘡痍，卻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裏迅速騰飛，於1968年超過聯邦德國成爲資本主義世界GDP第二。1980年前後，日本以0.3%的國土與海洋麪積供養了3%的世界人口，佔據世界生產總值的10%，創造了經濟史的“日本奇蹟”。

美國人在1960至1970年代對日本興趣盎然，大量著作問世。在《通產省與日本奇蹟》開篇，查莫斯·約翰遜通過對已有觀點的評述，約翰遜也終於祭出自己的基本觀點：即認爲日本經濟奇蹟主要動因是日本長期處於“導向型、扶持型國家”狀態中，而主管經濟政策的通商產業省則是重中之重。這種觀點不僅讓查莫斯·約翰遜這本書成爲管理學經典，更促使美國對日本的貿易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乃至影響到了日本經濟制度的發展。

“1940年模式”與戰後發展

截至1980年代，所有對日本經濟奇蹟的評述均基於一個基本觀點：在美國幫助下，日本徹底洗脫軍國主義色彩，新生的自由市場經濟讓日本走向復興。

但對於這個基本觀點，《通產省與日本奇蹟》用副標題作出了有力回擊：“產業政策的發展：1925-1975”。換言之，約翰遜並沒有單純以1945年日本戰敗作爲某種固定節點，而是強調日本國家發展中的內在脈絡，告訴讀者“日本在20世紀40年代的災難性經歷如何奠定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驚人成就”。

到1940年，隨着日本軍隊相繼投入各大侵略戰場，軍備物資生產也面臨着緊張局勢。爲了加強對各大產業的集中控制，日本帝國政府集合各大財閥與已經存在的各大行業協會組成“重要產業統制團體協議會”，標誌着“統制經濟”（政府控制型經濟）走向高峯。日本本土與殖民地的所有企業均成爲日本帝國國家生產的一顆顆螺絲釘，“重產協”負責調整生產配額，商工省負責制定生產計劃，而中央政府與軍隊則將生產必須的原材料、資源、人口源源不斷提供給工商業，又將工商業產品送達各大戰場。

在這個過程中，日本企業看似受到了政府的壓榨與奴役，但“重產協”卻藉機提出更多產業政策要求，促使商工省在政府內的話語權越來越大，商工大臣岸信介與政府之間的衝突頻頻爆發。1943年，忍無可忍的首相東條英機撤銷商工省，將機械生產、金屬冶煉與加工、化學工業等職能全部歸併入軍需省，這也是日本戰時經濟的最高峯。

“二戰”結束，駐日美軍到來。雖然麥克阿瑟勒令日本修改憲法並實行民主主義理念，但在產業政策與經濟發展層面卻只是提出大原則（如解散財閥、反壟斷），並沒有具體管轄。這就使得軍需省的後身、主管經濟產業工作的通商產業省成爲國家經濟發展的核心部門。與此同時，原“重產協”與其他幾個商業組織聯合成立“經濟團體聯合會”，他們與“日本商工會議所”、“經濟同友會”等機構構成“三大協會”，繼續承擔起爲政府協調企業的工作。讓駐日美軍始料未及的是，他們的到來不但沒有結束日本“1940年模式”，反而把“商工省-重產協”模式擴大爲“通產省-三大協會”模式。隨着朝鮮戰爭的爆發與駐日美軍要求日本供應戰備物資，“統制經濟”以“產業規制”的方式存續下來。

查莫斯·約翰遜在闡述日本經濟體制變化時，也多次介紹了日本文化中的“表”與“裏”：號稱要建立一個英式國會，結果卻沒有幾個內閣成員是國會議員出身，大部分都是官僚乃至軍人。戰後情況也是如此，日本號稱要消滅政府對於工商業的“統制”，但事實上這種“統制”卻以“行政指導”、“業務指南”的名義加以深化。

以銀行業爲例，通產省企業局每年都會向銀行發佈一份“保護與提攜產業指南”。這份指南名義上並非強制，但實際上約翰遜也提到，“如果日本銀行或城市銀行敢冒險違背通產省的指南，支持某個未指定發展的產業，那麼所冒的風險不僅對某一個銀行，而且對整個體制都將是巨大的打擊”。由於日本政府手握大量資源的調配權，通過一份看似沒有實際效力的“指南”，通產省就能掌握銀行業的資金走向，而大部分日本戰後企業的初始資金都非自有資金，而是由銀行資金創立，進一步加強了日本銀行業在整個經濟體系中的作用。

鑑於政商關係的重要性，通產省在1955年以後的日本政府擁有相當特殊的地位。從1956年到1976年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20年間，石橋湛山、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田中角榮、三木武夫連續6名首相均曾擔任通產大臣或原商工大臣，後來的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著名首相也有着通產大臣經歷。能否與官僚搞好關係，能否有效調動大企業爲國所用，通產大臣的位置已經直接成爲國家領導人的重要試金石。

與此同時，爲了加強某些產業的發展，日本官僚也紛紛“下海”。1946年，隨着鋼鐵行業“政企分離”，原商工省官僚稻山嘉寬離開仕途，走向實業道路，一步步躍升爲八幡制鐵公司社長。在他的建議下，日本通產省在1967-1970年間引導八幡制鐵、富士制鐵兩大鋼鐵巨頭合併爲“新日本製鐵”，稻山嘉寬出任社長，退休後更在1980年成爲第5任“經團聯”會長，成爲日本經濟界與政界的溝通橋樑。

結束“通產經濟”

日美貿易摩擦最早出現在1955年。當時美國爲了促進國內消費，降低了紡織品的關稅。而由於日本的廉價勞動力與海運費用，日本紡織品充斥美國“一美元店”，無疑搶走了美國紡織業的生意。爲了緩解矛盾，1957年開始，日本通產省要求紡織協會開始5年的“自主規制”，減少對美出口份額。

最初，美國人並沒有意識到“自主規制”的問題，反而認爲日本行業協會能夠發揮市場調節作用，因而給予好評。到1971年9月，日美兩國圍繞紡織品出口談判，美國威脅日本：如果不進行“自主規制”，美國會將日本列入“對敵通商法”適用範圍。爲了迴避風險，通產省全盤接受美國的要求，並由政府出資751億元補償各大出口紡織企業。不久以後，日本又在鋼鐵、彩電等產品上被迫“自主規制”。

但無論怎麼要求日本“自主規制”，美國不但沒能扭轉自1965年以後的對日貿易赤字，赤字規模反而越長越高，日本經濟也在1970年代以後繼續突飛猛進，這就引起美國政經兩界對自身政策的反思：每逢美國緊逼日本某項產品，相應的行業協會就能迅速做出調整，而相關企業也能夠迅速做出自我調整，如果真的是日本政府站在這些行業協會的身後，以某種“看不見的紐帶”牽動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那麼無異於開動整個國家機器投入到“經濟戰爭”中，而這又與美國試圖改造與消滅的那個“二戰”日本有什麼本質不同？

1981年，羅納德·里根就任美國總統，在“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才是問題”的就職演講口號下，他展開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降低稅率、降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在這種環境下，《通產省與日本奇蹟》的暢銷也讓里根政府對這位大洋彼岸的黃色盟友有了新的思路：不再消極限制日本出口美國產品，但同時也不能允許日本繼續維持“強政府”體制，而是要將日本國內的消費市場徹底“自由化”，允許美國企業在日本市場與日本企業進行“平等競爭”。如若成功，那麼即便有些美國企業在鋼鐵、彩電、汽車等方面喫了虧，其他美國高科技企業也能想方設法找補回來。

1985年開始，里根政府進入第二個任期，在穩定國內經濟情況後，他開始放棄讓日本“自主規制”的想法，而是按照嶄新策略開始與日本人談判。1月，里根總統與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會談，雙方約定以達成“美日雙方互相開放市場”爲目的，共同開啓“MOSS協議”（市場導向型區域選擇性協議）談判；之後從1月31日到2月19日，美日兩國官僚展開談判，共同認定“自主規制”不應再成爲兩國貿易的主要解決手段；3月1日，里根針對日美貿易談判發表講話，“不希望日本方面延長‘自主規制’政策”。

但日本卻迅速給了里根政府一個“非暴力不合作”的回覆：1985年3月28日，通產省又一次宣佈在出口汽車方面“自主規制”。美國自然絲毫不領情，就在日本宣佈“自主規制”當天，美國參議院決定製裁日本，第二天參議院全體會議更以92比0的投票比例決定對日本實行報復性制裁。當年9月，“廣場協定”簽署，日元匯率被大幅升高，宣告美國對盟友日本的經濟絞殺正式開啓。

從日本通產省資料來看，日本人並不是真的“不給面子”，而是“自主規制”已經實行多年，日本官僚並不相信里根總統會基於公平貿易思想開展對日新政，這便是日本“官僚治國”的重要弊病。

“官僚治國”的形態從“二戰”之前就已經開始，政治家忙於選舉及應付各種大事，缺乏對具體事務的理解，於是長期耕耘某一領域的官僚就成爲國家的實際控制者。但問題在於，官僚長於戰術攻堅卻沒有戰略眼光，在面對變幻莫測的國際環境時，日本人的理解常會“慢半拍”，無法適應別國的新思路。

隨着美國的報復性措施接踵而至，日本政府終於意識到局勢變化，在1986年9月與美國達成半導體協定，允許美國高科技企業自由進入日本市場。1985至1987年間，日本將國家經營的日本電話電信公社、日本專賣公社與日本國有鐵道公司相繼民營化，開始在自然壟斷行業引入市場競爭。

隨後1990年6月，日美兩國共同出臺《日美構造協議》報告，要求日本“從投資出口產業轉向投資公共事業”，明確日本需要減少對產業的投入，而要將gnp的10%投入公共事業，以求進一步擴大內需，向全球開放日本市場。在美國影響下，日本政府重新調整土地稅率，放寬對大型商店的營業時間限制，強化反壟斷法的執行，從產業政策的制定者與指揮者變成市場經濟的“監督員”。

尾聲：後“產業政策”時代的日本

出於《通產省與日本經濟》一書所描繪的圖景，美國長期關注着日本的產業政策發展，謹防日本回到“通產經濟”之中。從1994年開始，雙方每年都會祕密簽署《日本與美國間關於減少規制的對話要求書》，美國相繼要求日本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拓寬反壟斷法的適用範圍、在日本傳統的大陸法系上引入美式陪審員制度，將日本郵政公社改組爲民營企業等。爲了適應美國的要求，日本幾乎是逐條滿足，還在2001年中央省廳改組時把“通商產業省”改名爲“經濟產業省”，以免美國人有着不好的聯想。

近年來，曾在日本經濟產業省工作過的津上俊哉提出，中國不應該借鑑過往日本的“產業政策”，而應該仿效現代日本“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不論觀點是否正確，我們都要明白，作爲1980年進入通產省工作的青年官僚，1982年出版的《通產省與日本經濟》對津上俊哉的職業生涯與日本的國家命運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如果想更清晰理解他的意思，必須更加深入地理解這本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