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修复师用石膏补配一件黄埔茶岭遗址出土的器物。

“当时茶岭遗址开挖，应该是一年最热的时候。”正值8月，前后铺开6000多平方米的勘探面积，张强禄带着20多人的现场考古队，集体搬到了遗址最近的村子里扎营。“如果不在现场，就感受不到那种氛围。”张强禄回忆，自己和队员们不到7点就得起床吃早饭，赶回工地大概20分钟，到晚上6点下班，“这半年的日子，每一天都是挖土、挖土。”

为了保证记录和信息提取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除了根据发掘进度安排全景航拍与重点探方等工作外，此次发掘几乎所有的遗迹均以1/2解剖法进行发掘。“目的就是，能观察到地层堆积的情况，明确叠压的打破关系，绘制好遗迹的剖面图。”

张强禄直言，考古现场的情况变化莫测，成员需要明确的分工，总体项目规划也有临时调整的可能。“不管干这行多少年，每去一次考古就像要打一场仗，一个大团队要协同作战，最终才能拿到我们理想化的结果。”茶岭遗址开工之后，大家怀疑此处有出土植物遗存的可能，迅速联系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植物考古学家赴现场取样浮选和提取样品。

除了20多人的专业团队，茶岭遗址现场还有几百号参与考古挖掘的民工、实习学生，“有时候工地看上去很壮观，几百号人低头挖土。但其实整个队伍的运转，都在潜移默化中推进着。”

从当年8月到次年1月，考古队员们从酷暑挨到了严寒。“1月份又阴又冷，考古工作即将收尾，我们必须得把现场的文物打包带走。”张强禄说的“打包”，就是出于对破损文物的保护和进一步研究需要，将现场的陶器、玉石器等物件，连同遗址的土块整体搬进文物修复室，以便进行下一阶段的文物修复研究。

“当时特别有意思。附近的村民完全不理解，为啥我们考古不挖宝，反倒对着一堆一堆的土块挖个不停，甚至要打包带走？”张强禄回忆，临近挖掘尾声，每天的重要工作就是打包装土，“又冷又累，但必须把这些土块打包运回，带入实验室继续分析，才能得出最终的定论。”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修复师清理拼兑粘接一件脆弱青铜器。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

无数不起眼的“土块”依次分类入库，接下来就进入了文物“手术时间”。为保证包裹着文物碎片和分布痕迹的土块不缺损，修复人员需要首先为土块“量身定制”一个石膏的“外套”模具，再一点一点从土块中剥离文物碎片。

“比如茶岭这批随葬的碎陶片，首先小心取出，进行一个简单的清洗、拼兑，就需要进行下一步的修复评估了。”2006年毕业，进入考古研究院工作，吕良波今年已经度过了自己第13个“文物修复年”，经手过的文物修复数量也早已模糊。

“很多现场的文物都是这样，是不可以直接拿回修复实验室的。”吕良波解释，大部分的器物如果本身在地下保存不良，在潮湿的泥土环境下，很多文物“一碰就碎”。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在室内借助各类技术手段，慢慢清理慢慢拼兑。“有些文物，在地下埋葬的时间太长，我们只能根据它们出土的位置重新推理、重新还原。这些除文物自身以外的重要信息都在土块里，如果不是整体打包而是一片一片带回，修复难度可想而知。”

文物最讲究慢工出细活。进了“手术室”，除了初期的清洗和拼兑以外，接下来的修复更是场重头戏。“茶岭的文物大都零散破碎，面对着一堆散落的陶片，修复师心里必须有清晰的修复思路。”吕良波直言，如果不能将残片恢复成一个完整的器型，不经历系统的修复工作，文物中蕴含的信息量就得不到完整的体现，研究人员也无法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查漏补缺——遗漏的位置要绘图拍照，缺损的位置要修补加固，20多件茶岭遗址的出土文物一一被“手术师”们小心复原。“要说什么是修复过程最繁琐的环节？我总觉得没有最，只有更。”吕良波感慨，修复工作就是一场时间和耐性的巨大考验。“就得扛得住繁琐，就得抗得住寂寞。有时候稍不留意，让文物出现一丁点损失，那就是怎么补救也无法挽回的失误。”

采写：南都记者 董晓妍 尹来 摄影：南都记者 谭庆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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