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黑龙江省绥芬河国家安全教育展馆“全国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命名揭牌活动举行。展馆所在的绥芬河市大白楼始建于1903年，曾经是我党和共产国际在东北地区秘密交通线的重要站点，而绥芬河交通线则是中国革命史上形成时期最早、存在时间最长的秘密国际交通线之一，是东北红色之路上的重要通道和桥梁，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发挥的历史作用十分突出。

▲绥芬河市大白楼。

我党建立的最早国际红色通道

绥芬河，因蜿蜒穿行于丛山密林之间，形状颇似锥子而得名。

1903中东铁路全线通车后，绥芬河就成为连接中俄两国的重要通道。1921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绥芬河建立了秘密国际交通站，地点就在绥芬河欧罗巴旅馆。在上海、北京、大连、哈尔滨设立交通联络处，从而开辟了通往上海、北京的国际交通线。

1922年，中共北京区委委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以中东铁路为主线，以绥芬河为重点，了解工人运动情况。在入住的绥芬河铁路公寓（今大白楼）给工人演讲，指导工人运动。1922年7月，为加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不久，中共派党员在中东铁路沿线积极开展建党工作，并在绥芬河等地建立了国际地下交通站。1923年，中共北方区委派陈为人、李震瀛来到哈尔滨加强建党工作，同时承担国际交通任务。从此，绥芬河国际交通站成为中国共产党经“上海—哈尔滨—绥芬河—海参崴—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联系这一红色地下交通线上的重要枢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在国际交通站陷入瘫痪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令共产国际太平洋职工会秘书处中国部主任杨松在绥芬河秘密开展重建国际地下交通线工作，在国际列车员李春荣的掩护下入境。重新开辟了绥芬河东北沟等边境秘密通道，培养了十几名国际交通员和情报员，保障了与中共满洲省委和共产国际的联络，有效地传达了党的《八一宣言》、“一二六指示信”等重要文件和最新指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斗争，建立东北抗日联军，发挥了重要的交通联络保障作用。

为了与苏联远东军保持顺畅的联系，中共南满省委、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还各自开辟了交通线，主要有以下3条：一是北满省委及第三路军经黑河或嘉荫、萝北，越黑龙江入苏境至伯力；二是吉东省委及第二路军经饶河或虎林、密山，越乌苏里江入苏境，到伊曼、比金至伯力；三是东满省委及第一路军从绥芬河、东宁、珲春入苏境，到双城子等地。这几条交通线的开辟，对东北抗日联军接受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以及在必要时退入苏联境内提供了方便，增强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生存能力和战斗力。

见证了诸多历史事件

关于共产国际绥芬河交通的情况从有限的史料可以看出，共产国际成立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绥芬河就有俄罗斯人、犹太人、中国人从事国际交通工作，其中有共产国际安排的，有中共北满地委指派的。

1928年冬，刚从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赵毅敏，在妻子的陪伴下，由共产国际交通员掩护，从格罗捷阔沃（中俄边境俄方口岸城市）徒步越境到绥芬河，准备赴上海中共中央报到请示工作，在绥芬河接头中转时被留下。交通站负责的是俄罗斯籍的犹太人，早已从交通员那里得知赵毅敏的学习和工作表现情况，执意要求他留在绥芬河交通站工作。当时，所利用的小店铺被警察发现无法使用，需要新人迅速整顿并开辟新联络点。时逢中共派往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学生毕业，陆续回国，其中有许多学生需要经由绥芬河中转掩护。赵毅敏欣然接受了党组织的安排，留在绥芬河国际交通站工作。他和妻子开办了一家名叫“双合盛”的估衣店，以此为掩护，开展接待护送工作。

在艰苦卓绝的岁月里，在中共北满特委、满洲省委、吉东局、吉东特委的先后领导下，从胡玉忱等中共党员组成的绥芬河第一个党组织开始，绥芬河的地下党员在站场内、在列车上、在铁路沿线，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反帝、反封建和抗日斗争浪潮波澜壮阔。绥芬河地下交通站涌现出了铁路扳道员单殿元、国际列车清扫员李春荣、杂货铺老板于成文等许多以不同身份作掩护的地下交通员，他们战斗在绥芬河这条国际红色通道上，出色地完成了肩负的光荣历史使命，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一部部可歌可泣的英雄画卷。在绥芬河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李大钊、罗章龙、王荷波等人出席共产国际五大后分批回国时，在国际交通站白俄交通员秘密掩护下，坐马车进城入住欧罗巴旅馆、铁路公寓的一幕幕场景；也留下了张闻天、杨尚昆、陈为人、李震瀛、黄火青、左权、刘伯承、宋一平、刘云、 陈启科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先辈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绥芬河往返苏联，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光辉足迹；这里见证了中共六大召开前后，“六大”代表从这里往返的身影以及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等重要历史事件；这里记载了一段中国共产党人追寻革命真理、拯救民族危亡的光辉历程。这条国际红色通道被誉为“红色革命”的生命线。

中共“六大”代表出入境的秘密通道

1928年，在国民党严峻的白色恐怖形势下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遥远的苏联首都莫斯科召开。在党的“六大”召开前后，“六大”代表主要是在哈尔滨秘密接待站统一安排下，经绥芬河、满洲里地下交通站赴苏和回国的。

从1928年4月初开始，“六大”代表分批前往莫斯科，他们赴莫斯科的线路主要是由上海经大连至哈尔滨，或由北京经天津至哈尔滨，然后再由哈尔滨通过中东铁路到绥芬河或满洲里出境。为保证中共六大代表安全赴苏，中共中央责成哈尔滨县委设立秘密接待站，在哈尔滨的接待人员有杨之华、李纪渊、阮节庵、沈光慈、小白等人。尽管一路上到处都有敌人的盘查，充满险恶，但无论是哈尔滨秘密接待站，还是绥芬河、满洲里交通站，都保证了“六大”代表的安全出境，圆满完成了接送任务。据不完全考证，已知从绥芬河出境的“六大”代表有瞿秋白、蔡畅、龚饮冰、孟坚、龚德元等19人。中共六大结束后，代表们带着大会精神分批回国。大部分从莫斯科到海参崴经绥芬河回国。从绥芬河入境的“六大”代表有周恩来、罗章龙、王德三、邓颖超、李立三、蔡畅、邓中夏、杨之华、向忠发、张国焘、龚饮冰、唐宏经（唐韵超）、项英、毛简青、秦曼云、丁君羊、于培真、龚德元、罗明、刘振邦、胡建三、胡锡奎等51人。

当时，绥芬河出入境通道有别勒洼沟、东北沟、19号界碑、21号界碑等处。代表入住地点主要是绥芬河铁路公寓和欧罗巴旅馆。出境的“六大”代表由哈尔滨到达绥芬河后，由绥芬河地下交通站安排与一个俄国铁路工人接头，并在他的家中休息吃饭。到了晚上，由这个俄国人带路出境，他们翻山涉水，要走很长时间，第二天早晨才能到达苏联境内的约定地点。周恩来在“六大”闭幕后留在共产国际工作，完成任务后，与邓颖超、李立三等人一同途经绥芬河回国，是绥芬河一名白俄交通员赶着一辆拉饲草的马车，掩护周恩来一行人越过边境。那是一个雨天，他们藏在饲草里，在安全到达绥芬河后住进铁路公寓，后又经火车转移。罗章龙后来回忆说：“绥芬河当时叫‘五站’，后来我参加党的‘六大’时从苏联回国也是经绥芬河回来的，我夜渡绥芬河还曾赋诗纪行：‘紫霞垂野暮山焚，皂帽桦鞋夕进军。午夜星繁风正急，衔枚疾走渡绥芬。’”

（来源|读者报 作者|何玉红 朱荣利 王惠宇 王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