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黑龍江省綏芬河國家安全教育展館“全國國家安全教育基地”命名揭牌活動舉行。展館所在的綏芬河市大白樓始建於1903年，曾經是我黨和共產國際在東北地區祕密交通線的重要站點，而綏芬河交通線則是中國革命史上形成時期最早、存在時間最長的祕密國際交通線之一，是東北紅色之路上的重要通道和橋樑，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發揮的歷史作用十分突出。

▲綏芬河市大白樓。

我黨建立的最早國際紅色通道

綏芬河，因蜿蜒穿行於叢山密林之間，形狀頗似錐子而得名。

1903中東鐵路全線通車後，綏芬河就成爲連接中俄兩國的重要通道。1921年，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在綏芬河建立了祕密國際交通站，地點就在綏芬河歐羅巴旅館。在上海、北京、大連、哈爾濱設立交通聯絡處，從而開闢了通往上海、北京的國際交通線。

1922年，中共北京區委委員、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主任羅章龍以中東鐵路爲主線，以綏芬河爲重點，瞭解工人運動情況。在入住的綏芬河鐵路公寓（今大白樓）給工人演講，指導工人運動。1922年7月，爲加強與共產國際的聯繫，中共二大決定加入共產國際。不久，中共派黨員在中東鐵路沿線積極開展建黨工作，並在綏芬河等地建立了國際地下交通站。1923年，中共北方區委派陳爲人、李震瀛來到哈爾濱加強建黨工作，同時承擔國際交通任務。從此，綏芬河國際交通站成爲中國共產黨經“上海—哈爾濱—綏芬河—海參崴—莫斯科”與共產國際聯繫這一紅色地下交通線上的重要樞紐。

1931年九一八事變，在國際交通站陷入癱瘓的緊急關頭，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指令共產國際太平洋職工會祕書處中國部主任楊松在綏芬河祕密開展重建國際地下交通線工作，在國際列車員李春榮的掩護下入境。重新開闢了綏芬河東北溝等邊境祕密通道，培養了十幾名國際交通員和情報員，保障了與中共滿洲省委和共產國際的聯絡，有效地傳達了黨的《八一宣言》、“一二六指示信”等重要文件和最新指示，對中國共產黨領導東北抗日鬥爭，建立東北抗日聯軍，發揮了重要的交通聯絡保障作用。

爲了與蘇聯遠東軍保持順暢的聯繫，中共南滿省委、北滿臨時省委和吉東省委還各自開闢了交通線，主要有以下3條：一是北滿省委及第三路軍經黑河或嘉蔭、蘿北，越黑龍江入蘇境至伯力；二是吉東省委及第二路軍經饒河或虎林、密山，越烏蘇里江入蘇境，到伊曼、比金至伯力；三是東滿省委及第一路軍從綏芬河、東寧、琿春入蘇境，到雙城子等地。這幾條交通線的開闢，對東北抗日聯軍接受來自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援助，以及在必要時退入蘇聯境內提供了方便，增強了東北抗日聯軍的生存能力和戰鬥力。

見證了諸多歷史事件

關於共產國際綏芬河交通的情況從有限的史料可以看出，共產國際成立和中國共產黨建立後，綏芬河就有俄羅斯人、猶太人、中國人從事國際交通工作，其中有共產國際安排的，有中共北滿地委指派的。

1928年冬，剛從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畢業的趙毅敏，在妻子的陪伴下，由共產國際交通員掩護，從格羅捷闊沃（中俄邊境俄方口岸城市）徒步越境到綏芬河，準備赴上海中共中央報到請示工作，在綏芬河接頭中轉時被留下。交通站負責的是俄羅斯籍的猶太人，早已從交通員那裏得知趙毅敏的學習和工作表現情況，執意要求他留在綏芬河交通站工作。當時，所利用的小店鋪被警察發現無法使用，需要新人迅速整頓並開闢新聯絡點。時逢中共派往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的學生畢業，陸續回國，其中有許多學生需要經由綏芬河中轉掩護。趙毅敏欣然接受了黨組織的安排，留在綏芬河國際交通站工作。他和妻子開辦了一家名叫“雙合盛”的估衣店，以此爲掩護，開展接待護送工作。

在艱苦卓絕的歲月裏，在中共北滿特委、滿洲省委、吉東局、吉東特委的先後領導下，從胡玉忱等中共黨員組成的綏芬河第一個黨組織開始，綏芬河的地下黨員在站場內、在列車上、在鐵路沿線，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展工人運動，反帝、反封建和抗日鬥爭浪潮波瀾壯闊。綏芬河地下交通站湧現出了鐵路扳道員單殿元、國際列車清掃員李春榮、雜貨鋪老闆於成文等許多以不同身份作掩護的地下交通員，他們戰鬥在綏芬河這條國際紅色通道上，出色地完成了肩負的光榮歷史使命，用鮮血和生命書寫了一部部可歌可泣的英雄畫卷。在綏芬河這塊土地上，留下了李大釗、羅章龍、王荷波等人出席共產國際五大後分批迴國時，在國際交通站白俄交通員祕密掩護下，坐馬車進城入住歐羅巴旅館、鐵路公寓的一幕幕場景；也留下了張聞天、楊尚昆、陳爲人、李震瀛、黃火青、左權、劉伯承、宋一平、劉雲、 陳啓科等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先輩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經綏芬河往返蘇聯，學習、傳播馬克思主義，推動中國革命發展的光輝足跡；這裏見證了中共六大召開前後，“六大”代表從這裏往返的身影以及蘇軍出兵中國東北等重要歷史事件；這裏記載了一段中國共產黨人追尋革命真理、拯救民族危亡的光輝歷程。這條國際紅色通道被譽爲“紅色革命”的生命線。

中共“六大”代表出入境的祕密通道

1928年，在國民黨嚴峻的白色恐怖形勢下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遙遠的蘇聯首都莫斯科召開。在黨的“六大”召開前後，“六大”代表主要是在哈爾濱祕密接待站統一安排下，經綏芬河、滿洲里地下交通站赴蘇和回國的。

從1928年4月初開始，“六大”代表分批前往莫斯科，他們赴莫斯科的線路主要是由上海經大連至哈爾濱，或由北京經天津至哈爾濱，然後再由哈爾濱通過中東鐵路到綏芬河或滿洲里出境。爲保證中共六大代表安全赴蘇，中共中央責成哈爾濱縣委設立祕密接待站，在哈爾濱的接待人員有楊之華、李紀淵、阮節庵、沈光慈、小白等人。儘管一路上到處都有敵人的盤查，充滿險惡，但無論是哈爾濱祕密接待站，還是綏芬河、滿洲里交通站，都保證了“六大”代表的安全出境，圓滿完成了接送任務。據不完全考證，已知從綏芬河出境的“六大”代表有瞿秋白、蔡暢、龔飲冰、孟堅、龔德元等19人。中共六大結束後，代表們帶着大會精神分批迴國。大部分從莫斯科到海參崴經綏芬河回國。從綏芬河入境的“六大”代表有周恩來、羅章龍、王德三、鄧穎超、李立三、蔡暢、鄧中夏、楊之華、向忠發、張國燾、龔飲冰、唐宏經（唐韻超）、項英、毛簡青、秦曼雲、丁君羊、於培真、龔德元、羅明、劉振邦、胡建三、胡錫奎等51人。

當時，綏芬河出入境通道有別勒窪溝、東北溝、19號界碑、21號界碑等處。代表入住地點主要是綏芬河鐵路公寓和歐羅巴旅館。出境的“六大”代表由哈爾濱到達綏芬河後，由綏芬河地下交通站安排與一個俄國鐵路工人接頭，並在他的家中休息喫飯。到了晚上，由這個俄國人帶路出境，他們翻山涉水，要走很長時間，第二天早晨才能到達蘇聯境內的約定地點。周恩來在“六大”閉幕後留在共產國際工作，完成任務後，與鄧穎超、李立三等人一同途經綏芬河回國，是綏芬河一名白俄交通員趕着一輛拉飼草的馬車，掩護周恩來一行人越過邊境。那是一個雨天，他們藏在飼草裏，在安全到達綏芬河後住進鐵路公寓，後又經火車轉移。羅章龍後來回憶說：“綏芬河當時叫‘五站’，後來我參加黨的‘六大’時從蘇聯回國也是經綏芬河回來的，我夜渡綏芬河還曾賦詩紀行：‘紫霞垂野暮山焚，皁帽樺鞋夕進軍。午夜星繁風正急，銜枚疾走渡綏芬。’”

（來源|讀者報 作者|何玉紅 朱榮利 王惠宇 王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