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姑娘不到兩歲光景，捱到天大亮了，還沒有喫東西，她拍拍父親的肩膀。嚴搏非醒來，抬眼一望，她正衝他笑。還是醒晚了，他愧疚着。女兒是在說，我餓了。他在黑夜裏讀書到凌晨的習慣，應該超過40年了。這個無意中帶過的早年場景，勾勒出嚴搏非的一幀肖像：在黑夜裏讀書，直至天將微明。

那個三月的寒夜，15 歲的嚴搏非從上海輾轉顛簸，最後坐着牛車進到內蒙古陰山邊上插隊的小村莊時，也是四面漆黑，沒有一星燈光。他的行囊裏有幾十本書，馬恩列斯毛選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還有蘇聯小說和普希金的《紀念碑》。農閒時回滬，串聯性地讀：灰皮書，伯恩斯坦文集，休謨的《人性論》，黑格爾的《小邏輯》......

20 歲當上生產隊長那年，他翻縣新華書店的農業科技小冊子，還有縣農科站的簡報。他說服村裏的老農，春耕時換用墨西哥的小麥種子，又換掉退化的土豆種子，當年全村糧食總產量達到合作化以來的最高水平。他發現值得注意的是，農村大面積的貧窮與集體經濟的模式直接相關；在這種制度約束下，科技可能是唯一推動農業生產的機會。

來年年初，他在村裏選了十幾戶人家，做了一個調查，寫成兩萬多字的報告。結論是：集體經濟就是一個烏托邦的外殼，支撐農民真實生活的是殼底下僅有的一些私人經濟殘餘，比如自留地和家庭副業。這份報告沒有公開過。

“如果一個政治家肯面對事實，早就應該承認人民公社制度的失敗，它就是中國幾億農民的禍害。”嚴搏非說。

在這篇表彰思想型出版人的短文裏，簡述“改開”之前一個生產隊長的故事，是溯源嚴搏非懷疑、反思、行動能力的養成，測量日後豎在書店進門處那個書堆上的手寫標誌牌的寬度和深度，標誌牌上寫着“值得注意的......”

中國遼闊，能開一家好書店的人，當數出一個連；其中對書籍有一流品鑑力的，該有一個排，嚴搏非是正副排長人選。在民營書店隊列裏，已逝的風入松主人王煒、萬聖書園劉蘇里、西西弗的薛野，是他的同路人。若放眼公辦書店或出版社，沈昌文、董秀玉、甘琦...... 同道則更多。他們都被80年代的暖風拂面過。只是，80年代太短。

在差不多十個小時裏挑十幾萬元的書，每種只幾本，是1998年在風入松的王府井分店和庫房裏。每天開着輛桑塔納趕到滬太路圖書批銷中心，愉快地挑書，流連三四個小時，是季風陝西南路店只有40平米的時候。“對書的感覺都是現場摸出來的。”嚴搏非說，“看見好書，會眼睛一亮。”眼前一亮，幾乎是80年代最濃縮的意象，如今還保全在大光明電影院的名稱裏。浸潤過至暗的夜的眼睛，總在尋找光明。

書評人云也退描繪過十多年前他在書店的方位：面朝某本人類學，漢斯·昆的宗教學，背對着顧維鈞的回憶錄、亨廷頓的世界政治研究，側面是蘇聯政要的一部部反思錄、評論集......2018年1月末，季風落幕倒計時的尾聲，我在書店，經由左右的英文精裝版《尤利西斯》（已被翻閱得筋骨鬆散）、《芝加哥學派》，面前的《巴別爾全集》，背後的維特根斯坦、託尼·朱特和薩義德的大幅照片，確定了自己的方位。三個月後，實體消失的季風書園仍有四萬多名追隨者，他們多少也在那個精神家園裏確定過各自的方位。

季風紀念集 資料圖片

如今世上已無季風。世間當然還有許多書店。活着並且富麗的一家店堂裏，葛兆光先生的《宅茲中國》緊挨着《好想開家咖啡館》《家的風格》被放在家居類。一位讀書人說，在季風，羅蘭·巴特講服裝裁剪的書一定被放在文化理論類；在季風，一面書架看一遍，某個領域近五年研究的深淺基本瞭然。嚴搏非用做學術、做雜誌的方式重新組合圖書，貢獻的不僅是一種獨特的書店目錄學，還有思想本身。

嚴搏非也是2003年成立的三輝圖書出版機構的主持人，15年經手的好書排成隊，該比百米跑道長。近年規模引進的託尼·朱特、普里莫·萊維、巴巴拉·塔奇曼系列著作，都是連接過去、當下、未來的銀鏈。與萬聖書園的劉蘇里一樣，他格外看重學術著作，是想從中尋找當下問題的思想資源。他堅信，三輝出版物中所討論的重要價值，終有一天，會成爲我們這個民族的“重疊共識”。而這20年的出版和閱讀記錄，幾乎就是一份中國精神史——雖不盡完整，但已接近本質。這一代知識人的努力、激情和絕望，拯救、沉淪與墮落，在政治變動中的脆弱、幼稚與幽暗，盡在其中。

學者閻雲翔曾對我說，嚴搏非寫的季風書訊（從第181期開始寫，寫了三四百期），他每期必看，那幾乎是一種特定視角的精神軌跡。劉蘇里說，嚴搏非的文章，在未來是值得認真對待的。在這行動的20年裏，他從未停止過思考。他能洞穿許多事物、現象，對時代的把握非常深刻，始終提着大腦走在時代的前面。

林毓生先生寫過：“嚴先生不但是傑出的出版家，而且是一位胸襟開闊、肯用心思考問題、關懷中國前途的知識分子。我多次與他長談，感到國內各個崗位上， 如均能有像他這樣的人工作，中國的前途是有希望的。”

（來源：《289藝術風尚》）

李宗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