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全媒派（id：quanmeipai）

　　現年55歲的約翰·阿奇博爾德已經在阿拉巴馬州媒體集團工作了三十多年，最近六年來，他正感到工作環境發生着天翻地覆的變化。

　　2012年，集團將報紙與網站合併，三分之二的老員工被解僱，一批年輕的記者、編輯、製作人和數據專家填補了由老員工離開帶來的空缺。革新後的新聞編輯部每週只印刷三次報紙，轉而加大了對在線新聞網站AL.com的投入，以沃爾特·惠特曼製作的視頻新聞欄目The Song of Myself爲代表，改版後的內容帶來了用戶數量的穩步增長，並贏得了公衆對其新聞品牌的高度評價和廣泛讚譽。

　　今年，阿奇博爾德憑藉關於批判腐敗政治家、支持婦女權利和僞善虛僞方面的評論獲得普利策評論獎，獲獎後，他追溯了近年來工作的心路歷程。他表示，在集團改革之初，自己也因擔心失業或無法勝任新的工作而失眠，但最終還是決定將焦慮和恐懼暫時放在一邊，專注於眼前的工作。

　　對於大多數步入職業生涯中後期的記者來說，焦慮已經成爲一種常態。新聞業整體式微、新媒體技術的飛速發展、年輕記者的湧入……都讓這些“老人”們在過去十年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本期文章就帶大家一起看看，國外的中老年記者是如何不斷攀登職業生涯的制高點的。

　　“我們所熟悉的新聞業已經結束了”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早在2006年，時任密蘇里州大學教授、曾任《華盛頓郵報》觀察員和《得梅因紀事報》編輯的Geneva Overholser便發表了《代表新聞：變革宣言》（On Behalf of Journalism: A Manifesto for Change）一文，鼓勵記者跳出舒適圈，對新聞業進行自上而下的思考和變革。文中寫道：，這篇文章也被視作是在新聞業困難時期的“希望宣言”。

　　覆盤新聞業的發展歷程，從傳統的董事會機制，到商業化程度不斷加深，再到專業媒體與社交平臺的流量之爭……紙媒時代的新聞生產週期不復存在，記者和編輯也不再是新聞編輯部的全部，多媒體新聞、付費訂閱、平臺推廣等成爲了編輯部更加關心的事項。總而言之，今時不同往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面對以上變化和挑戰，記者們不得不進行自我調整以適應新的行業環境。不過，情況也沒有太糟，資深記者們並沒有太多時間和精力去爲遙不可及的未來擔憂。正如阿奇博爾德在接受採訪時所說：“作爲專欄作家，專欄選題已經足夠我擔憂的了，我沒有太多時間去擔心其他的事情。”當然，阿奇博爾德的底氣來自於“我對每一件工作都不曾鬆懈”。

　　適應者

　　“讓新聞更好地爲公共服務”

　　阿奇博爾德的同事，現年54歲的卡羅爾·羅賓遜，也是在阿拉巴馬州媒體集團改革中繼續留任的前輩之一。入職三十年來，她大部分的報道都圍繞着公共安全和公檢法展開。阿奇博爾德對羅賓遜的工作給予盛讚，因爲她的報道中總是有其他媒體未能捕捉到的新聞增量，這樣詳實的報道也爲她積累了一批忠實讀者。

　　“我每天至少報道五篇新聞。”羅賓遜表示，自己平均每天可以產出八篇新聞報道，最多時一天可以產出15篇新聞報道。高量產出讓羅賓遜比大多數傳統記者更歡迎數字新聞時代的到來，因爲報紙並沒有足夠的版面將她所有的報道都發表出來，但是互聯網可以。

　　此外，在內容上，在線新聞也更具靈活性和時效性。例如，編輯部不允許在報紙上報道有關失蹤人口的新聞，除非警方認定該失蹤事件中涉嫌違法犯罪行爲，但是，現在羅賓遜可以在網站上以快訊的形式發佈這些失蹤事件，這也大大減少了兒童、婦女等走失和被誘拐的概率。“這讓新聞更好地爲公共服務。”羅賓遜總結道。

　　對抗者

　　“這並不是記者，而是一個IT人員。”

　　在媒體的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也有部分資深記者對以受衆爲導向的速食新聞感到尷尬和不悅，尤其是面對自己傾盡數月心血完成的深度調查報道往往不如數字編輯們對網絡素材的“排列組合”更受歡迎時，這種情緒更加被放大了。

　　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助理教授帕特里克·費魯奇近日完成了他對不同代際的媒體人的調研工作，調研結果顯示，年輕一代和年長一代的記者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代際鴻溝，並且雙方都對對方存在一定程度的“蔑視”。

　　“這些年輕人對Pro Tools（適用於Mac OS X和Microsoft Windows操作系統的數字音頻工作站平臺）和Storify（一種社交網絡服務，允許用戶使用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等社交媒體創建故事或時間表）的操作駕輕就熟，但是他們並不懂得如何去進行新聞採訪和調查。”一位從業超過十年的記者表示：

　　另一邊，湧入新聞編輯部的年輕人心中同樣對資深記者們懷有不滿，一位工作不到兩年的記者在接受費魯奇採訪時表示：“他們總是不停地談論着標準，標準……就好像他們懂得上帝的心意似的。”另一位在廣播公司從事數字技術工作的年輕記者說道：“這些老人們總是喜歡一驚一乍，喜歡說新聞業瀕臨衰亡，喜歡通過削減預算的方式來維持運轉，而不是去思考如何變通。說真的，這些抱怨一點都沒有用，我們需要的是重塑新聞業。”

　　在日常工作中，兩代人之間很難像這樣將自己心中的意見一吐爲快，也正是這樣的沉默，讓雙方都沒有意識到自己在特定方面所存在的欠缺和不足，以及兩代人之間的差異和分歧正在不斷擴大。

　　變革者

　　“勇於向經驗不足的後輩學習”

　　現年42歲的Doris Truong已經在《華盛頓郵報》工作了近15年，現任週末版主編。近年來，她越來越多地參與到數字新聞產品的設計和運營當中。“爲了與團隊保持一致，我必須瞭解行業的發展方向，特別是熟悉我們在工作當中使用的各種數字工具。” Truong這樣說道。

　　作爲美國新聞業龍頭，《華盛頓郵報》既有充足的人力資源推進新聞專業主義在數字時代的落實，捍衛其在調查性報道、新聞特稿等傳統賽道的領先優勢；同時也有足夠的財力去拓展數字新聞方向和創新報道形式。在編輯部籌備與Snapchat的合作時，Truong主動加入了這一團隊，在爲期兩個月的項目中，她學習到了如何藉助社交軟件吸引新的受衆，並製作受年輕用戶歡迎的多媒體新聞。此外，Truong也非常享受與年輕同事共事的經歷，她表示，自己從這些年輕人身上學到了很多。勇於向經驗不足的後輩學習，這是一項優秀且重要的品質，也是大多數資深記者不願意去做的事情。

　　也不是每一個記者都能像Truong這樣快速地適應環境變化，一部分記者已經熟悉並接納了新媒體技術的普及，而另一部分記者則還在堅持傳統的工作方式和習慣。同樣地，也並非所有記者都很好地領會了數字時代“唯快不破”的新聞精神。“先發優勢在數字時代顯得尤爲重要，對於突發新聞來說，深度和詳盡都不再是第一要務，重要的是將它儘快報道出去。”Truong解釋道，這對於那些適應了傳統的新聞生產流程、重視報道深度和廣度的記者來說有些挑戰。

　　堅守者

　　“記者必須對自己的工作充滿熱情”

　　行業的數字化轉型意味着每一個個體都需要與時俱進。現年47歲的安德里亞·斯塔爾曼是家鄉路易斯維爾赫斯特的WLKY-TV新聞主管。她從1993年開始工作，新聞業的一次次轉型不僅對她的日常工作造成了切實影響，也讓她意識到，作爲記者必須不斷與時俱進，進行自我調整。

　　記者本身具有較高的學習新事物的能力，但是重要的不是改變工作方式，而是從根本上轉變自己的心態。

　　具體來看，未來記者需要更加主動地去進行自我提升，對社交平臺上的信息保持敏感，這些對年輕的記者來說並不困難，但是對資深記者來說，可能有一定困難。“但是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那就是記者必須對自己的工作充滿熱情。”斯塔爾曼表示：“如果你是一個熱衷於追尋真相的專業記者，那麼新技術和新平臺只是你爲了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所必需的技能。”

　　迴歸到文章的第一位主人公，對於摘得普利策新聞評論獎的專欄作家阿奇博爾德來說，數字新聞的興起並沒有讓他失去飯碗，反而爲他帶來了更多讀者。“從事新聞業就如同乘坐過山車，高高低低總有輪迴。更重要的是，對於乘坐過山車的人來說，永遠都在期待更高點。”阿奇博爾德這樣形容自己與新聞業之間的機緣，而將這樣的比喻落到實處，便是“做好每一天的專欄”。無論是“前半生”還是“後半生”，專注做好眼前事，追尋報道的制高點，便也會順其自然地攀登職業生涯的制高點。

　　你能爲我摘一顆星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