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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昨天华美协进社社长贺志明对话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谈中美关系的小伙伴，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知道下半场还有哪些精彩内容了？快来一起看~

访谈实录

贺志明：

中美双方关系现在有所改进吗？你觉得他们是在一直进步，还是不断恶化？

芮效俭：

坦白说，我认为中美之间的问题不是缺乏信任。我更喜欢从战略竞争的角度来看。事实上，在整个后冷战时期，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公认的超级大国。而在人类历史上，中国的崛起速度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快，其军事能力的增强使美国感觉受到了威胁。

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崛起是因为打败了一些敌人。例如，当打败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时，我们有了一个设想，试图建立一种世界新秩序，防止这种冲突再次发生。因此，我们成立了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的成员等等。但就苏联而言，我们没有打败他们，他们是自己解散的。对此，我们毫无预感。突然间，我们便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美国的政治理念是什么呢？这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进行了详细讨论，并写入了宪法。如果出现权力腐败，必须进行检查和制衡以防止权力的丧失和个人集权的出现。我们的《权利法案》是针对政府的。如果你读过《权利法案》，就会了解政府存在威胁是因为政府有权力。现在，为什么我们只在国内适用这一原则而不在国际上同样应用呢？

在我看来，我们在后冷战时期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我们要表现出负责任的态度，就必须加强国际机构，同样地，这也会反过来制约我们作为超级大国的行为。

然而，我们却做了相反的事情，我们不希望国际机构限制我们随意行使权力的自由，并且没有其他大国能够与我们抗衡，于是我们参加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还有其他一些事件。

现在，世界变了，不再是后冷战时期，不再是我们一国独大的时候了，而是几个大国并存的新世界，例如中国现在提高空军和海军实力，削弱我们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

我们如何适应目前出现的挑战？这正是战略竞争的基础，双方都面临着挑战，都认识到了需要处理好这方面的问题，使两国关系的合作大于竞争。但问题是我们没有将其付诸行。我们需要制定政策，使两国能够在太平洋地区共处，而不是两国军队不断地相互挑战。

贺志明：

你认为面对全球权力再分配上的转变，这可能是个积极的事情吗？

芮效俭：

如果美国人认为我们的利益要求我们阻止他国人民提高生活水平，阻止他国发展经济、拥有更强大的军队，那就太离谱了。因此，对美国来说问题不该是其他国家是否会变得更加强大，而是我们自己是否相信对方会负责任地行事。

美国人看到中国正在崛起，认为中国想要主宰东亚，甚至可能把我们赶出东亚，这种想法在美国政府普遍存在。中国人认为美国试图遏制中国，却忽视了我们每年对华贸易额超过6000亿美元的事实。双方都有些误解。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找到误解的根源，以便我们可以加强合作同时又不否认竞争的存在呢？

贺志明：

这点非常重要。事实上，我很想和你讨论一下这些误解，你认为我们如何才能找到根本原因？我们能做些什么才能以一种更积极的方式解决呢？

芮效俭：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你知道吗，前任美国总统老布什有着重要的外交政策背景。他曾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曾是我们在中国的联络处负责人，也曾是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处理国际关系游刃有余。

但是当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我们接连选出了四位美国总统，他们都没有处理外交事务或者国家安全方面的背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选举的总统，对如何使用权利和安排权力的使用方面没有任何背景。

我们需要能提供好建议的人在总统身边。在评估特朗普政府时，你可以看到一些积极和消极的方面。我们有一位国防部长，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将军，他显然熟悉军事事务，但在华盛顿的国防政策方面没有丰富经验；有一位国家安全顾问，也是一名将军，对军事概念有着清晰的理解，并且声誉极好。在国务院，雷克斯·蒂勒森领导着最大、备受尊敬的大型能源公司埃克森美孚，他与外国领导人打交道经验丰富，但在外交政策方面没有什么背景。

这些人头脑清醒，人们认为，他们会在总统需要的时候给他提供好建议，但却要苦苦挣扎于处理华盛顿环境的各个方面。例如在处理国会的政治因素，与华盛顿存在的竞争势力打交道时，他们缺乏经验。填补特朗普政府关键职位空缺的速度是自二战以来最慢的。

贺志明：

我完全理解并欣赏你刚才所说的话，但在从我领导非营利组织的角度看，我个人的观点是人民让政府介入并赋予政府权力，因此政府最终需要实现人民的愿望。

当看到白宫或政府出现空缺时，我想回来成立这些民间组织。不管它是教育方面的，或是文化方面的，对我来说，这些机构都需要在白宫和政府可能缺乏直接经验的时候挺身而出。这就是为什么你早先提到交流是很重要的原因。

芮效俭：

我认为你所说的民间组织，是社会中平衡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我们决定想要走的方向。但在我看来，美国人缺乏对民主本质的理解，因为民主的本质就是不公平的。它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如果它的人民是由爱尔兰人和德国人组成的，那么它会对爱尔兰问题和德国问题比其他利益团体更加敏感。

我在北京任驻华大使期间，中国的人权问题是华盛顿非常热门的政治问题，它得到了持续的关注。美国是一个建立在崇高理想基础上的国家。但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得不做出妥协。虽然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但是为了团结一致，我们也不得不将奴隶制写进宪法。

建立美利坚合众国后，我们用了70年时间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却失败了，为了试图解决废除奴隶制的问题，我们打了一场血腥的内战，然后在南方和其他一些地方重新制定了黑人种族隔离政策，直到20世纪60年代制定民权法后，我们才开始取得了重大进展。

换句话说，我们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来解决这类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人权问题上非常积极的原因。从共和政体成立之初起，我们就一直在与美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作斗争，这深深融进了我们的制度中，以至于我们对此类事情都非常积极地去解决。

贺志明：

你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吗？如果中国人像你说的一样，了解我们的历史，知道我们为何对此感到敏感，两国之间的往来会更顺畅。

芮效俭：

这就是教育的重要性，因为教育会让美国人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够好。在我看来，我们的教育系统没有在这些方面充分地教育国民，当谈论政治时，大多数人关心的不是我们刚刚讨论的理论问题，而是政府是支持还是反对。

在中国，大多数的变化都是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我住在中国的时候，它是贫困的，现在中国的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国的增长促进了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正在快速增长这一事实大加关注。如果我们足够有智慧和这个迅速崛起的国家打交道，就会在承认其合法权利的同时，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鼓励这个新兴的、强大的、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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