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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昨天華美協進社社長賀志明對話前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談中美關係的小夥伴，是不是已經迫不及待想要知道下半場還有哪些精彩內容了？快來一起看~

訪談實錄

賀志明：

中美雙方關係現在有所改進嗎？你覺得他們是在一直進步，還是不斷惡化？

芮效儉：

坦白說，我認爲中美之間的問題不是缺乏信任。我更喜歡從戰略競爭的角度來看。事實上，在整個後冷戰時期，美國已經成爲世界上公認的超級大國。而在人類歷史上，中國的崛起速度比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快，其軍事能力的增強使美國感覺受到了威脅。

通常情況下，一個國家的崛起是因爲打敗了一些敵人。例如，當打敗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主義時，我們有了一個設想，試圖建立一種世界新秩序，防止這種衝突再次發生。因此，我們成立了聯合國，併成爲聯合國的成員等等。但就蘇聯而言，我們沒有打敗他們，他們是自己解散的。對此，我們毫無預感。突然間，我們便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下一步該怎麼做呢？

美國的政治理念是什麼呢？這在《聯邦黨人文集》中進行了詳細討論，並寫入了憲法。如果出現權力腐敗，必須進行檢查和制衡以防止權力的喪失和個人集權的出現。我們的《權利法案》是針對政府的。如果你讀過《權利法案》，就會了解政府存在威脅是因爲政府有權力。現在，爲什麼我們只在國內適用這一原則而不在國際上同樣應用呢？

在我看來，我們在後冷戰時期犯了一個重大錯誤，因爲我們沒有認識到，作爲唯一的超級大國，我們要表現出負責任的態度，就必須加強國際機構，同樣地，這也會反過來制約我們作爲超級大國的行爲。

然而，我們卻做了相反的事情，我們不希望國際機構限制我們隨意行使權力的自由，並且沒有其他大國能夠與我們抗衡，於是我們參加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還有其他一些事件。

現在，世界變了，不再是後冷戰時期，不再是我們一國獨大的時候了，而是幾個大國並存的新世界，例如中國現在提高空軍和海軍實力，削弱我們在西太平洋的主導地位。

我們如何適應目前出現的挑戰？這正是戰略競爭的基礎，雙方都面臨着挑戰，都認識到了需要處理好這方面的問題，使兩國關係的合作大於競爭。但問題是我們沒有將其付諸行。我們需要制定政策，使兩國能夠在太平洋地區共處，而不是兩國軍隊不斷地相互挑戰。

賀志明：

你認爲面對全球權力再分配上的轉變，這可能是個積極的事情嗎？

芮效儉：

如果美國人認爲我們的利益要求我們阻止他國人民提高生活水平，阻止他國發展經濟、擁有更強大的軍隊，那就太離譜了。因此，對美國來說問題不該是其他國家是否會變得更加強大，而是我們自己是否相信對方會負責任地行事。

美國人看到中國正在崛起，認爲中國想要主宰東亞，甚至可能把我們趕出東亞，這種想法在美國政府普遍存在。中國人認爲美國試圖遏制中國，卻忽視了我們每年對華貿易額超過6000億美元的事實。雙方都有些誤解。問題是，我們如何才能找到誤解的根源，以便我們可以加強合作同時又不否認競爭的存在呢？

賀志明：

這點非常重要。事實上，我很想和你討論一下這些誤解，你認爲我們如何才能找到根本原因？我們能做些什麼才能以一種更積極的方式解決呢？

芮效儉：

這是個有趣的問題。你知道嗎，前任美國總統老布什有着重要的外交政策背景。他曾是美國駐聯合國代表，曾是我們在中國的聯絡處負責人，也曾是中央情報局局長。他處理國際關係遊刃有餘。

但是當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我們接連選出了四位美國總統，他們都沒有處理外交事務或者國家安全方面的背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選舉的總統，對如何使用權利和安排權力的使用方面沒有任何背景。

我們需要能提供好建議的人在總統身邊。在評估特朗普政府時，你可以看到一些積極和消極的方面。我們有一位國防部長，是一位備受尊敬的將軍，他顯然熟悉軍事事務，但在華盛頓的國防政策方面沒有豐富經驗；有一位國家安全顧問，也是一名將軍，對軍事概念有着清晰的理解，並且聲譽極好。在國務院，雷克斯·蒂勒森領導着最大、備受尊敬的大型能源公司埃克森美孚，他與外國領導人打交道經驗豐富，但在外交政策方面沒有什麼背景。

這些人頭腦清醒，人們認爲，他們會在總統需要的時候給他提供好建議，但卻要苦苦掙扎於處理華盛頓環境的各個方面。例如在處理國會的政治因素，與華盛頓存在的競爭勢力打交道時，他們缺乏經驗。填補特朗普政府關鍵職位空缺的速度是自二戰以來最慢的。

賀志明：

我完全理解並欣賞你剛纔所說的話，但在從我領導非營利組織的角度看，我個人的觀點是人民讓政府介入並賦予政府權力，因此政府最終需要實現人民的願望。

當看到白宮或政府出現空缺時，我想回來成立這些民間組織。不管它是教育方面的，或是文化方面的，對我來說，這些機構都需要在白宮和政府可能缺乏直接經驗的時候挺身而出。這就是爲什麼你早先提到交流是很重要的原因。

芮效儉：

我認爲你所說的民間組織，是社會中平衡因素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助於我們決定想要走的方向。但在我看來，美國人缺乏對民主本質的理解，因爲民主的本質就是不公平的。它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如果它的人民是由愛爾蘭人和德國人組成的，那麼它會對愛爾蘭問題和德國問題比其他利益團體更加敏感。

我在北京任駐華大使期間，中國的人權問題是華盛頓非常熱門的政治問題，它得到了持續的關注。美國是一個建立在崇高理想基礎上的國家。但從一開始我們就不得不做出妥協。雖然知道這樣做是錯誤的，但是爲了團結一致，我們也不得不將奴隸制寫進憲法。

建立美利堅合衆國後，我們用了70年時間來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但卻失敗了，爲了試圖解決廢除奴隸制的問題，我們打了一場血腥的內戰，然後在南方和其他一些地方重新制定了黑人種族隔離政策，直到20世紀60年代制定民權法後，我們纔開始取得了重大進展。

換句話說，我們花了幾百年的時間來解決這類問題，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在人權問題上非常積極的原因。從共和政體成立之初起，我們就一直在與美國侵犯人權的行爲作鬥爭，這深深融進了我們的制度中，以至於我們對此類事情都非常積極地去解決。

賀志明：

你知道我的感受是什麼嗎？如果中國人像你說的一樣，瞭解我們的歷史，知道我們爲何對此感到敏感，兩國之間的往來會更順暢。

芮效儉：

這就是教育的重要性，因爲教育會讓美國人更好地理解這些問題，在這方面我們做得不夠好。在我看來，我們的教育系統沒有在這些方面充分地教育國民，當談論政治時，大多數人關心的不是我們剛剛討論的理論問題，而是政府是支持還是反對。

在中國，大多數的變化都是朝着更好的方向發展的。我住在中國的時候，它是貧困的，現在中國的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與蘇聯不同的是，中國的增長促進了周邊國家的經濟發展。

因此，我們沒有理由對中國正在快速增長這一事實大加關注。如果我們足夠有智慧和這個迅速崛起的國家打交道，就會在承認其合法權利的同時，以一種負責任的方式鼓勵這個新興的、強大的、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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