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应该活成什么样子？人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活着？

　　有个普通的群体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在中国，有2.8亿农民工，这个数字比想象中更加庞大，占了总人口的近五分之一。

　　提到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在建筑工地上挥洒汗水、在工厂流水线上挣扎的苦力工作者。然而在你不知道的一个角落——

　　中国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还有这样一群以画笔为营生的农民工，他们养活了这个世界最大的油画复制工厂。

　　他们生产了超过一百亿幅“世界名作”。鼎盛之时，中国生产了欧美市场70%的油画，其中的80%来自大芬村的这群农民工之手。

　　临摹一幅梵高的画作，画家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然而这些未接受过系统培训的农民工，只需要几个小时。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怎么也想不到，那些挂在高档酒店大厅里的名画，荷兰梵高博物馆周边的纪念品商店里陈列的仿作，可能都出自一群中国的农民工之手。

　　作品是山寨的，他们自己也渐渐成了大师的“山寨品”——

　　这群人被称为“中国梵高”，却也饱受非议。

　　纪录片《中国梵高》，记录了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中对生活的探索与追寻，震撼人心。

　　1、为了活着，靠创作“冒牌货”为生

　　1989年，香港商人黄江带着二十几名画工来到了占地近0.4平方公里的大芬村，开始了仿制名画的生意，招揽了许多佣金便宜的农民工。

　　这个毫不起眼的客家村落慢慢发展壮大，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油画工厂。

　　8000多名农民工拿起画笔，摇身一变，画出十几万幅“世界名画”。

　　巅峰时期，中国油画的80%来自于这里。

　　在大芬村，没有梦想，只有为了生存不停重复的画笔。

　　画工们画画、吃饭、睡觉，都在拥挤狭窄的画室里，画室就是他们的家。

　　一些画室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流水线，就像工厂一样，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分工，各自负责一个局部，可能是画一棵树，也可能是一只眼睛。

　　盛夏的画室闷热难耐，没有空调，画工们赤膊上阵，通常一画就到凌晨两点。

　　画工来来去去，更迭很快，而赵小勇作为最早一代的画工，在大芬村生根发芽。

　　1996年年底，原本在陶瓷厂打工的赵小勇来到了大芬村。

　　从未听说过“油画”的他，开始“作画”，他们的“作画”其实就是临摹复制，画画成为了他们谋生的一项技能。

　　因为梵高的画最好卖，所以赵小勇一直专攻梵高。

　　一画就是二十几年，他也成了大芬村里的名人。

　　即使一开始他根本不知道梵高是谁。

　　生意慢慢变好，家人也陆续加入他的画室，第一个学生，就是他的妻子。

　　他们分工明确，他的妻子专画《星空》和《向日葵》，弟弟专供《咖啡馆》，小舅子则负责《自画像》。

　　他和家人已经画了十万多张梵高的仿制画，整个画室宛若梵高作品展。

　　梵高的所有作品，赵小勇都很擅长，直到现在，他画梵高的作品不需要画草图，直接落笔，就几乎和原画一模一样。

　　对于赵小勇们来说，在大芬村画画赚的钱更多，没有工厂的剥削压榨，他们的初衷是养活自己，养活家人，至于艺术的追求，根本不存在于他们的字典里。

　　一次回乡探亲，赵小勇在镜头前释放了真实的自我，哽咽着回忆自己从小家境贫寒，只读到初一就因为母亲付不起学费休学了。

　　因为现实，来不及接触梦想与未来的他，被迫早早地选择生存。

　　但如今，在大芬村打拼二十余年，赵小勇终于靠自己的双手成家立业，也不用再为生计发愁。

　　一百多年前，梵高的画作无人问津，一生只卖出了一幅画，在贫穷和痛苦中死去。

　　一百多年后，梵高的画作举世闻名，还养活了相隔万里外的、数以万计的画工。

　　2、从未成为大师，却懂了梵高的疯狂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画了梵高多年，起初根本不懂艺术的画工们，在机械临摹的过程中有了思考，也在不知不觉间了解梵高、走近梵高，和梵高有了交流和共鸣。

　　他们在村里破旧的影院里自发组织观看有关梵高的电影，黑暗之中，每个人的神情都是如此专注，眼里闪烁着光芒。

　　梵高变得癫狂，开始砸自己的艺术品时，大家都屏住呼吸。

　　“我得了病了，我画了这些画，大家都不认同。”

　　画工们的讨论既是在说梵高，也是在说自己。

　　影片结尾，梵高永远闭上眼睛，屏幕前的画工们眼眶湿润，在电影院迷幻的光线下，自己仿佛就是梵高，和他一起经历了所有苦难。

　　当画工们聚在一起吃饭喝酒时，一个名叫小鱼的姑娘在谈及未来时，先是眼神茫然，终于绷不住情绪：

　　“我不想有像梵高那样悲惨结局。”

　　她捂着嘴流下眼泪。

　　即使对于梵高来说，他们只是一群陌生人，但他们的眼泪，却是真真切切为梵高而流。

　　从接到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客人的订单开始，赵小勇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去荷兰看一眼梵高的真迹，时常做梦都会梦到梵高和他的画。

　　一个夜晚，梵高真的出现了，当梵高问他：“小勇，你现在画我的画，怎么样？”

　　赵小勇说：“我已经进入你的状态了。”

　　醒来之后，他才发现这是个梦，彻夜未眠。

　　和他长期合作的阿姆斯特丹画商邀请赵小勇去欧洲，他只需要买来回的机票。

　　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机会。

　　他下定决心后，却遭到妻子的反对。

　　“你一年能赚多少钱啊？去他那里要那么多钱……”

　　赵小勇说：“我一定要去梵高博物馆看一下真迹，不可能和他一模一样，但你至少能学到里面的东西。”

　　妻子还是心疼钱，赵小勇充满信心。

　　“你看了这些，也许以后赚的钱更多。”

　　出发前的他，想的更多的，还是要多赚钱。

　　3、追寻与迷失

　　这是赵小勇第一次走出国门。

　　看着眼前陌生又熟悉的街景，和自己画过无数幅的画一样美丽。

　　在梵高博物馆外，他看见了自己客人的商店。

　　看着眼前这个小小的纪念品商店，赵小勇的笑容有些苦涩。

　　他一直以为自己合作多年的客人是开画廊的，却没想到只是卖纪念品的。

　　自己以几百元的价格卖出的画，在商店里的标价翻了十倍。

　　从商店出来后，他落寞地抽了一根烟。

　　他这时才发现，自己站在产业链的最底端。

　　天空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赵小勇终于来到了他魂牵梦萦的梵高博物馆。

　　走近一幅幅自己画过上万次、闭着眼睛就能临摹出的画，他驻足良久，不愿离开，忍不住贴近、再贴近。

　　小心翼翼地看着眼前真正的《梵高自画像》，喃喃自语：

　　“不一样，颜色不一样……”

　　眼前的真迹敲醒了他，照片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梵高和自己之间的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近。

　　没有想象中的兴奋激动，更多的是茫然和失落。

　　特别是在博物馆的人得知他画了二十年的梵高后，夸赞他非常棒。

　　工作人员问：“你有没有你自己的作品？”

　　赵小勇哑然无声。

　　他这才发现，自己一幅真正的作品都没有，只是一直在临摹前人的真迹。

　　从博物馆出来，他蹲在广场上，心情复杂。

　　直到夜幕降临，赵小勇都保持着同一个姿势。

　　“画了梵高作品二十年，比不上博物馆里面的一幅作品。”

　　即使画了二十年，画了几万幅画，但都只是为了饭碗，画中表达的没有自己的思想和灵魂。

　　但梵高一生只画了一千幅画，为了艺术陷入癫狂，他把自己的骨血，融化在每一幅作品里。在死后被世人奉上神坛，是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象，在荷兰之行中轰然倒塌。

　　他开始思考起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事业。

　　自己只能算一个画工，不是画家，更谈不上艺术家。

　　“回到中国之后，我应该怎么画下去呢？”

　　赵小勇问了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4、告别梵高，找回自己

　　如果说，前往阿姆斯特丹是抱有对梵高的崇拜，抱着把梵高的作品画的更好、赚更多的钱的心态，从赵小勇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梵高的真迹的那一刻起，很多东西都在悄悄改变。

　　回到大芬村，赵小勇默默思考了很久。

　　另一个画工陈福吉说：

　　“画工、画家只是一个概念名词，一切都无关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定位。

　　重要的是内心怎么感受，怎么做，怎么去表达自己，让别人认可自己。”

　　赵小勇决定与梵高“告别”，开始走原创之路，画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

　　他的第一幅原创作品，从自己生活、工作了十几年的画室开始。

　　结婚、生小孩、带学生、熬夜赶订单，这个画室见证了赵小勇一生的轨迹，见证了曾经的汗水。

　　赵小勇又回到了湖南老家，画自己最亲爱的奶奶，画家门前的石板路。

　　奶奶很少拍照，他就用画笔记录下奶奶的面庞。

　　离开梵高的作品，他画笔下的人物依然惟妙惟肖。自己生活的经历，加上梵高教会他的技法，已经深入骨髓。

　　如今，赵小勇在浙江宁波开了间属于自己的画廊，画的价格从百元涨到了最贵的万元。

　　他说想做原创的同时，也把高仿做得更好，“现在看到梵高的画了，就想更接近他的画。让自己的水平再提高一层，价钱再高一点。”

　　大芬村也走出了困顿，开始转型之路。

　　越来越多的原创画家，涌入大芬村；也有越来越多的大芬村画工，开始放慢手中画笔的速度，开始找寻自己。

　　“今年一年也好，明年一年也好，创造一幅作品就行了，把思想放在这一幅作品里面就行了。”

　　“我们不要现在，也许现在有人会说，这些人画的画不行，但等过了五十年、一百年，人们能欣赏我的画。”

　　生活中最难的或许不是外界的压力，而是自由地做自己。

　　生活是每个人独特的艺术品，找到自己想要什么，沿着自己所热爱的方向去努力，坦然接受所追寻的东西带来的一切，才是值得期待的作品。（欢迎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悉尼那些事儿 或搜“mandage”）

　　大芬村逐渐揭掉了“山寨”的标签，实现了它的脱胎换骨。

　　“我的生活，就是我的艺术。”

　　而每一个人，都有仰望星空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