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應該活成什麼樣子？人應該以什麼樣的方式活着？

　　有個普通的羣體給出了他們的答案。

　　在中國，有2.8億農民工，這個數字比想象中更加龐大，佔了總人口的近五分之一。

　　提到他們，首先想到的是在建築工地上揮灑汗水、在工廠流水線上掙扎的苦力工作者。然而在你不知道的一個角落——

　　中國南部的一個小村莊裏，還有這樣一羣以畫筆爲營生的農民工，他們養活了這個世界最大的油畫複製工廠。

　　他們生產了超過一百億幅“世界名作”。鼎盛之時，中國生產了歐美市場70%的油畫，其中的80%來自大芬村的這羣農民工之手。

　　臨摹一幅梵高的畫作，畫家可能需要幾天的時間，然而這些未接受過系統培訓的農民工，只需要幾個小時。

　　來自世界各地的遊人怎麼也想不到，那些掛在高檔酒店大廳裏的名畫，荷蘭梵高博物館周邊的紀念品商店裏陳列的仿作，可能都出自一羣中國的農民工之手。

　　作品是山寨的，他們自己也漸漸成了大師的“山寨品”——

　　這羣人被稱爲“中國梵高”，卻也飽受非議。

　　紀錄片《中國梵高》，記錄了他們在理想與現實中對生活的探索與追尋，震撼人心。

　　1、爲了活着，靠創作“冒牌貨”爲生

　　1989年，香港商人黃江帶着二十幾名畫工來到了佔地近0.4平方公里的大芬村，開始了仿製名畫的生意，招攬了許多佣金便宜的農民工。

　　這個毫不起眼的客家村落慢慢發展壯大，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油畫工廠。

　　8000多名農民工拿起畫筆，搖身一變，畫出十幾萬幅“世界名畫”。

　　巔峯時期，中國油畫的80%來自於這裏。

　　在大芬村，沒有夢想，只有爲了生存不停重複的畫筆。

　　畫工們畫畫、喫飯、睡覺，都在擁擠狹窄的畫室裏，畫室就是他們的家。

　　一些畫室已經形成了完整的流水線，就像工廠一樣，每個人都有明確的分工，各自負責一個局部，可能是畫一棵樹，也可能是一隻眼睛。

　　盛夏的畫室悶熱難耐，沒有空調，畫工們赤膊上陣，通常一畫就到凌晨兩點。

　　畫工來來去去，更迭很快，而趙小勇作爲最早一代的畫工，在大芬村生根發芽。

　　1996年年底，原本在陶瓷廠打工的趙小勇來到了大芬村。

　　從未聽說過“油畫”的他，開始“作畫”，他們的“作畫”其實就是臨摹複製，畫畫成爲了他們謀生的一項技能。

　　因爲梵高的畫最好賣，所以趙小勇一直專攻梵高。

　　一畫就是二十幾年，他也成了大芬村裏的名人。

　　即使一開始他根本不知道梵高是誰。

　　生意慢慢變好，家人也陸續加入他的畫室，第一個學生，就是他的妻子。

　　他們分工明確，他的妻子專畫《星空》和《向日葵》，弟弟專供《咖啡館》，小舅子則負責《自畫像》。

　　他和家人已經畫了十萬多張梵高的仿製畫，整個畫室宛若梵高作品展。

　　梵高的所有作品，趙小勇都很擅長，直到現在，他畫梵高的作品不需要畫草圖，直接落筆，就幾乎和原畫一模一樣。

　　對於趙小勇們來說，在大芬村畫畫賺的錢更多，沒有工廠的剝削壓榨，他們的初衷是養活自己，養活家人，至於藝術的追求，根本不存在於他們的字典裏。

　　一次回鄉探親，趙小勇在鏡頭前釋放了真實的自我，哽咽着回憶自己從小家境貧寒，只讀到初一就因爲母親付不起學費休學了。

　　因爲現實，來不及接觸夢想與未來的他，被迫早早地選擇生存。

　　但如今，在大芬村打拼二十餘年，趙小勇終於靠自己的雙手成家立業，也不用再爲生計發愁。

　　一百多年前，梵高的畫作無人問津，一生只賣出了一幅畫，在貧窮和痛苦中死去。

　　一百多年後，梵高的畫作舉世聞名，還養活了相隔萬里外的、數以萬計的畫工。

　　2、從未成爲大師，卻懂了梵高的瘋狂

　　也許是冥冥之中的緣分，畫了梵高多年，起初根本不懂藝術的畫工們，在機械臨摹的過程中有了思考，也在不知不覺間瞭解梵高、走近梵高，和梵高有了交流和共鳴。

　　他們在村裏破舊的影院裏自發組織觀看有關梵高的電影，黑暗之中，每個人的神情都是如此專注，眼裏閃爍着光芒。

　　梵高變得癲狂，開始砸自己的藝術品時，大家都屏住呼吸。

　　“我得了病了，我畫了這些畫，大家都不認同。”

　　畫工們的討論既是在說梵高，也是在說自己。

　　影片結尾，梵高永遠閉上眼睛，屏幕前的畫工們眼眶溼潤，在電影院迷幻的光線下，自己彷彿就是梵高，和他一起經歷了所有苦難。

　　當畫工們聚在一起喫飯喝酒時，一個名叫小魚的姑娘在談及未來時，先是眼神茫然，終於繃不住情緒：

　　“我不想有像梵高那樣悲慘結局。”

　　她捂着嘴流下眼淚。

　　即使對於梵高來說，他們只是一羣陌生人，但他們的眼淚，卻是真真切切爲梵高而流。

　　從接到來自阿姆斯特丹的客人的訂單開始，趙小勇就夢想着有一天能去荷蘭看一眼梵高的真跡，時常做夢都會夢到梵高和他的畫。

　　一個夜晚，梵高真的出現了，當梵高問他：“小勇，你現在畫我的畫，怎麼樣？”

　　趙小勇說：“我已經進入你的狀態了。”

　　醒來之後，他才發現這是個夢，徹夜未眠。

　　和他長期合作的阿姆斯特丹畫商邀請趙小勇去歐洲，他只需要買來回的機票。

　　這是他夢寐以求的機會。

　　他下定決心後，卻遭到妻子的反對。

　　“你一年能賺多少錢啊？去他那裏要那麼多錢……”

　　趙小勇說：“我一定要去梵高博物館看一下真跡，不可能和他一模一樣，但你至少能學到裏面的東西。”

　　妻子還是心疼錢，趙小勇充滿信心。

　　“你看了這些，也許以後賺的錢更多。”

　　出發前的他，想的更多的，還是要多賺錢。

　　3、追尋與迷失

　　這是趙小勇第一次走出國門。

　　看着眼前陌生又熟悉的街景，和自己畫過無數幅的畫一樣美麗。

　　在梵高博物館外，他看見了自己客人的商店。

　　看着眼前這個小小的紀念品商店，趙小勇的笑容有些苦澀。

　　他一直以爲自己合作多年的客人是開畫廊的，卻沒想到只是賣紀念品的。

　　自己以幾百元的價格賣出的畫，在商店裏的標價翻了十倍。

　　從商店出來後，他落寞地抽了一根菸。

　　他這時才發現，自己站在產業鏈的最底端。

　　天空淅淅瀝瀝地下着小雨，趙小勇終於來到了他魂牽夢縈的梵高博物館。

　　走近一幅幅自己畫過上萬次、閉着眼睛就能臨摹出的畫，他駐足良久，不願離開，忍不住貼近、再貼近。

　　小心翼翼地看着眼前真正的《梵高自畫像》，喃喃自語：

　　“不一樣，顏色不一樣……”

　　眼前的真跡敲醒了他，照片和現實之間的差距，太大了。

　　梵高和自己之間的距離，並沒有想象中那麼近。

　　沒有想象中的興奮激動，更多的是茫然和失落。

　　特別是在博物館的人得知他畫了二十年的梵高後，誇讚他非常棒。

　　工作人員問：“你有沒有你自己的作品？”

　　趙小勇啞然無聲。

　　他這才發現，自己一幅真正的作品都沒有，只是一直在臨摹前人的真跡。

　　從博物館出來，他蹲在廣場上，心情複雜。

　　直到夜幕降臨，趙小勇都保持着同一個姿勢。

　　“畫了梵高作品二十年，比不上博物館裏面的一幅作品。”

　　即使畫了二十年，畫了幾萬幅畫，但都只是爲了飯碗，畫中表達的沒有自己的思想和靈魂。

　　但梵高一生只畫了一千幅畫，爲了藝術陷入癲狂，他把自己的骨血，融化在每一幅作品裏。在死後被世人奉上神壇，是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

　　一些自我感覺良好的幻象，在荷蘭之行中轟然倒塌。

　　他開始思考起自己一直引以爲傲的事業。

　　自己只能算一個畫工，不是畫家，更談不上藝術家。

　　“回到中國之後，我應該怎麼畫下去呢？”

　　趙小勇問了自己這樣一個問題。

　　4、告別梵高，找回自己

　　如果說，前往阿姆斯特丹是抱有對梵高的崇拜，抱着把梵高的作品畫的更好、賺更多的錢的心態，從趙小勇第一次近距離地看到梵高的真跡的那一刻起，很多東西都在悄悄改變。

　　回到大芬村，趙小勇默默思考了很久。

　　另一個畫工陳福吉說：

　　“畫工、畫家只是一個概念名詞，一切都無關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定位。

　　重要的是內心怎麼感受，怎麼做，怎麼去表達自己，讓別人認可自己。”

　　趙小勇決定與梵高“告別”，開始走原創之路，畫出真正屬於自己的作品。

　　他的第一幅原創作品，從自己生活、工作了十幾年的畫室開始。

　　結婚、生小孩、帶學生、熬夜趕訂單，這個畫室見證了趙小勇一生的軌跡，見證了曾經的汗水。

　　趙小勇又回到了湖南老家，畫自己最親愛的奶奶，畫家門前的石板路。

　　奶奶很少拍照，他就用畫筆記錄下奶奶的面龐。

　　離開梵高的作品，他畫筆下的人物依然惟妙惟肖。自己生活的經歷，加上梵高教會他的技法，已經深入骨髓。

　　如今，趙小勇在浙江寧波開了間屬於自己的畫廊，畫的價格從百元漲到了最貴的萬元。

　　他說想做原創的同時，也把高仿做得更好，“現在看到梵高的畫了，就想更接近他的畫。讓自己的水平再提高一層，價錢再高一點。”

　　大芬村也走出了困頓，開始轉型之路。

　　越來越多的原創畫家，湧入大芬村；也有越來越多的大芬村畫工，開始放慢手中畫筆的速度，開始找尋自己。

　　“今年一年也好，明年一年也好，創造一幅作品就行了，把思想放在這一幅作品裏面就行了。”

　　“我們不要現在，也許現在有人會說，這些人畫的畫不行，但等過了五十年、一百年，人們能欣賞我的畫。”

　　生活中最難的或許不是外界的壓力，而是自由地做自己。

　　生活是每個人獨特的藝術品，找到自己想要什麼，沿着自己所熱愛的方向去努力，坦然接受所追尋的東西帶來的一切，纔是值得期待的作品。（歡迎關注我們的抖音賬號：悉尼那些事兒 或搜“mandage”）

　　大芬村逐漸揭掉了“山寨”的標籤，實現了它的脫胎換骨。

　　“我的生活，就是我的藝術。”

　　而每一個人，都有仰望星空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