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花供佛”到以花入畫，看瓶花清供的千年雅史

摘要：漢代到唐代的插花藝術，從萌芽到興盛經歷了一千多年的漫長歲月，從佛前供花、宮廷插花、文人插花到民間花事，各個時代的插花史反映了不同時期的審美，卻沒有一個朝代的人，像宋人那樣愛花惜花，把花事融入平凡日常中。古人常言“花開堪折直須折”，瓶花之道，不僅在於案牘清供、點染生活，更重要的是花如其人，映射出插花之人的意趣和性情。

古人常言“花開堪折直須折”，瓶花之道，不僅在於案牘清供，更重要的是映射出插花之人的意趣和性情。本文以時間爲序，從瓶花清供的源起、萌芽、興盛至建立較爲完備的花藝理論、形成成熟的清供畫題材，勾勒了瓶花清供的千年雅史，也一窺瓶花清供何以會成爲傳統中國文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南宋佚名《盥手觀花圖》冊頁,天津藝術博物館藏

古往今來，人們蒔花、賞花、弄花、詠花，因其在短暫的生命中極盡絢爛，於一方天地間吐露芬芳，而格外珍惜這份自然的饋贈。文人雅客採擷四季鮮花，剪枝修型插瓶，置入清水精心供養，希望枝頭上的美好留駐得更長久一些，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瓶花藝術”。

“清供”，又稱“清玩”，最早是古人在傳統節日或禮佛祭祀時供養的清果、鮮花等供品，後來發展成詩書禮樂之家中擺放的各種清雅之物，這種儀式始於秦漢，唐宋時期開始成形，明清逐漸興盛。

古人常言“花開堪折直須折”，瓶花之道，不僅在於案牘清供、點染生活，更重要的是花如其人，映射出插花之人的意趣和性情。“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精神格調少不了花、香、茶、畫這四般閒事，瓶花與盆景、假山、硯臺、古玩彝器等被用來裝點文人雅士的生活空間，成爲了古人在仕宦以外的精神寄託。

漢魏：瓶插蓮荷，以花獻佛

從早期文獻和出土文物來看，早在先秦就有了插花、供花的習俗，但所插容器不限於瓶，還有盤、鉢、筒、盆、壺等。《詩經·鄭風》中，有男女手持蘭花到溱河洧水去祭祀、嬉戲的記載，臨別時還互贈芍藥。《楚辭·九歌》中也有“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的句子。“盍”是合之意，即指在神座前放置成束的鮮花。在河北望都漢墓出土的墓室壁畫中，墓主人爲自己描繪了昇仙後的居所，其中有一個陶質圓盆，盆內均勻地插着六支小紅花並置於方形幾架上，形成了花材、容器、幾架三位一體的形象，這是迄今爲止所發現最早的古代插花圖像。

對於瓶花清供的起源，學界普遍認爲源自佛前供花。據學者揚之水考證，鮮花插瓶並不是中土固有的習俗，早在魏晉南北朝就有了瓶與花的搭配陳列，不過那時候多是同佛教藝術聯繫在一起。

東漢末年，佛經的漢文譯本問世，其中有記錄瓶花供奉的經文。成書於公元197年的《修行本起經》有云：“有一女持瓶盛花，佛度光明，徹照花瓶，變爲琉璃，內外相見”。花供養是佛教六種供養中的首位，琉璃寶瓶爲佛教七寶之首。東晉高僧法顯在《佛國記》也提到，他在西行取經所到之處，皆有以花供養者。可見，“以花供佛”已成爲佛事中的一項重要儀式。

唐吳道子《送子天王圖》（局部）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南北朝時期，佛事大爲興盛。據《南史》記載，晉安王子懋的母親病危，四處請僧行道祈求病癒，“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罌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以花獻佛，祈求醫病，霍然痊癒。”銅罌是一種口小腹大的盛酒器，這段蓮花供佛的記錄，被認爲是插花源於佛教的憑證之一。現藏英國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館的北周觀音像，觀音左手持插有蓮花的寶瓶，這裏的寶瓶主要爲銅淨瓶，亦稱“軍持”、“君持”，是一種源自印度的重要佛教法器、供器。

唐吳道子《送子天王圖》（局部放大）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用於佛事的花供養不太講究插花藝術造型，帶有明顯的宗教崇拜色彩，這與後世的文人插花有着諸多不同。禮佛儀式中，佛前供花多見瓶插蓮荷和柳枝，蓮花“不枝不蔓，著而不染”的聖潔形象，具有特殊寓意。“佛祖拈花，迦葉微笑”，從花開花落到花開見佛，佛祖與迦葉之間的傳承，藉由一枝花完成，迦葉睹花而笑，正可謂“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唐五代：百花朝賀，花有九錫

隋唐至五代，插花從寺廟佛堂進入到宮廷、顯貴、宴會中，此後的插花藝術被賦予了更多莊重華貴的儀式感，這與大唐國力強盛、聲威遠播也有直接關係。

唐代在宮廷中盛行的插花開始有了系統的理論，每年牡丹花盛開時節，宮廷中都要舉行牡丹花會，期間有嚴格的程序和講究的排場。文士羅虯撰有《花九錫》，講述了插花、賞花的流程，雖然字數只有短短几十個字，內容卻很豐富。錫者，賜也，是古代帝王尊禮大臣所賜的九種器物，爲尊重、莊嚴的象徵。花九錫，也就是插花觀賞的九個步驟，人們賜予花卉九種尊貴禮遇，增加花之華美。羅虯所謂的“花九錫”，是指：“重頂帷（障風）。金錯刀（剪折）。甘泉（浸）。玉缸（儲）。雕文臺座（安置）。畫圖、翻曲、美醑（賞）。新詩（詠）。”

大意是，事花者要用雙層帷幔給花遮風擋雨，在折枝時要用鑲金的剪刀來剪取花枝，在擇水時要用天然泉水來滋養花枝，插制的容器要選擇進貢白瓷玉缸那樣精美的器物，並且用雕有精美花紋的臺座安放。隨後，還要通過作畫記錄、譜曲演奏、品嚐美酒等活動來欣賞插花，最後作詩詠唱，將植物賦予人的品格，昇華花卉文化的內涵。在時人眼中，只有蘭、蕙、梅、蓮這類高貴的花材纔可享受這般禮遇。《花九錫》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插花在唐代的興盛、發展和繁榮。

在唐代，除了王公貴族營造園林、達官顯貴舉辦賞花集會之外，民間百姓對花草的熱愛從未消減，唐代盛期曾出現“家家有芍藥”“四鄰花競發”的盛況。周昉的《簪花仕女圖》描繪了宮廷貴女在春色正好時遊園賞花的情景，她們頭上簪花，手裏拈花，可謂花開正當時，草長恰逢此，是何等賞心之事。

唐周昉《簪花仕女圖》遼寧省博物館藏

每年農曆二月十五的花朝節，是與元宵節、中秋節同等重要的盛大節日。在這一天，草長鶯飛，萬物復甦，人們去郊外踏青賞花，市集上也擺滿了各種各樣的鮮花飾品，熱鬧非凡。到了武則天時期，花朝節更爲盛行，武則天在這一天號令宮女採集鮮花製作百花糕，遍賞羣臣，一時間觥籌宴飲，吟詩作賦，從宮廷到坊間上行下效，舉國同慶的風俗一直沿襲到宋代。

五代十國時期，由於政局動盪不穩，許多文人雅士避亂隱居，吟詩潑墨，插花藝術也變成他們表達思想情感的工具。南唐後主李煜對插花藝術也有獨特貢獻，正如其《相見歡》寫得那樣：“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因爲愛惜花，怕花被風吹雨打了，所以要把它拿到書房裏來插花。李後主創辦了最早的宮廷插花盛會，即“錦洞天”。每年春盛時節，樑棟窗壁，柱拱階砌，並作隔筒，密插雜花，掛上橫幅“錦洞天”，千姿百態，琳琅滿目。

這一時期的花材開始不侷限於名貴花品，而是就地取材，奇花異草、山花野草不拘一格。插花器具也由銅器、瓷器，擴展到竹筒、漆器，而且插花作品不一定要擺放在桌子上，出現了壁掛、吊掛，有人還發明瞭一種能固定花材的新型容器“佔景盤”，盤中有許多銅筒，這樣便於花枝直立，更好展現花朵的姿態。

北宋定窯白釉刻花花卉紋梅瓶故宮博物院藏

兩宋：四藝之首，滿城尙花

漢代到唐代的插花藝術，從萌芽到興盛經歷了一千多年的漫長歲月，從佛前供花、宮廷插花、文人插花到民間花事，各個時代的插花史反映了不同時期的審美，卻沒有一個朝代的人，像宋人那樣愛花惜花，把花事融入平凡日常中。就像揚之水在《宋代花瓶》中所說的：“宋人對花的賞愛，很少再有狂歡式的熱烈，而是把花事作爲生活中每一天裏的一點溫暖，一份美麗的點綴。”

北宋趙昌(傳)《花籃圖》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插花藝術在宋代與焚香、點茶、掛畫共列爲“四藝”。“花”、“香”、“茶”、“器”，這些都不是宋人的創造，卻經由宋人賦予了雅的品質，換句話說，是宋人從這些本來屬於日常生活的細節中提煉出高雅情趣，並且因此爲後世奠定了風雅的基調。“瓶花”一詞在詩詞中的記載最早出現在北宋詩人俞瑊的《中山別墅》：

村居何所樂，我愛讀書堂。

階草侵窗潤，瓶花落硯香。

憑欄看水活，出岫笑雲忙。

野客時相過，聯吟坐夕陽。

在作者看來，閒居村舍，最快樂的事莫過於讀書，透過窗戶可以看到臺階上綠油油的青草，案頭上擺放的花瓶，花瓣落下染香了硯臺。也如宋人史文卿在詩作《惜春》中所言：“惜春只怕春歸去，多插瓶花在處安。”害怕春天匆匆逝去，所以要插花，以“留住”春天。除此以外，一爐香、一盞茶、一瓶花，宋人崇尚的花事，不同於唐人萬人空巷的集體遊園花會，而是多了些孤芳自賞的個人特質，風格從莊重講排場的宮廷式插花，轉變成不拘一格、追求自然美的文人插花。究其原因，除了商業貿易和都市經濟的高度發達，傢俱史中的一個顛覆性的變革——桌椅的出現，導致整個室內格局都變了，傳統居室陳設以坐席爲中心，轉變爲以桌椅爲中心。瓶花史與傢俱史適逢其時的碰合，使鮮花插瓶順應需要，與香爐成爲室內陳設的固定組合，一般在書齋擇小瓶，廳堂擇大瓶，搭配線條簡潔的花架、案几，使精緻的雅趣有了安頓之處。

南宋李嵩《花籃圖》（夏花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南宋，李嵩，《花籃圖》（冬花冊），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以兩宋流行甚廣的花卉類靜物畫爲例，現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北宋畫家趙昌的《花籃圖》，畫中有盛開和含苞待放的粉白色芙蓉，雛菊少許，清新曼妙。南宋宮廷畫師畫李嵩的《花籃圖》有春、夏、秋、冬四幅，《花籃圖》（夏花冊）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籃中有以盛放的蜀葵爲主花，萱草、梔子花、石榴花等夏季花卉爲輔，色彩豔麗，錯落有致，竹籃編制精巧，體現了宋朝的插花時尚。李嵩的《花籃圖》（冬花冊）現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花籃圖》（春花冊）流入日本私人藏家，現被上海龍美術館收藏。《花籃圖》（秋花冊）則已經失傳。南宋還有一幅佚名的《花籃圖》，現藏於上海博物館，風格與李嵩相似，但畫中花卉更爲簡單樸素，有鳳仙花、牽牛花、桂花、雛菊等尋常市井人家常見的花材，頗有淳樸自然的山野之趣。

南宋佚名《花籃圖》上海博物館藏

關於插花的方式，除了滿插花籃，還有隻插一支或幾支的情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梅花。梅花品性高潔，自古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睞，瓶插梅花追求線條美，與此相關的詠梅詩詞更是不勝枚舉。比如，曾幾《瓶中梅》雲：“小窗水冰清琉璃，梅花橫斜三四支。”李光的《漁家傲》中有“海外無寒花發早，一枝不忍簪風帽，歸插淨瓶花轉好”，陸游的《小雪》中也有“檐飛數片雪，瓶插一枝梅”之句。最適於擺插梅花的花器被稱爲“梅甁”，既可插梅也可作爲酒器，小口、豐肩、細腰的器型與梅之瘦骨相映襯，有幾分傳統國畫中溜肩美人的神韻，瓷梅甁始見於唐，宋以後開始流行，歷經數朝經久不衰。

北宋耀州窯青釉刻花牡丹紋瓶上海博物館藏

受理學觀念影響，宋代的文人插花不只追求怡情娛樂，還特別注重構思的理性意念，即所謂“格物”，因而也被稱爲“理念花”，宋代文人插花以“清”、“疏”、的風格著稱，表現出作者的理性意趣或人生哲理、品德節操等。

宋代是插花藝術的極盛時期，全民上下皆尚雅文化，尋常人家也愛插花。歐陽修《洛陽牡丹記》說，“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大抵洛人家家有花。”不僅在洛陽，逢年過節，家家戶戶都供養花草，《西湖老人繁勝錄》中記載，每逢初一日，即使是貧苦人家，“雖小家無花瓶者，用小壇也插一瓶花供養，蓋鄉風如此。”

宋人戴花、供花、賞花的愛好，早已蔚然成風，這也促進了城中花市和鮮花種植業的繁榮。在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臨安的街巷市井，無數人以種花、賣花爲業，側面反映宋朝人對生活品質的追求，生活的富庶安逸。

元王冕墨梅圖趙奕行書梅花詩合卷

《東京夢華錄》記載，每到春天，“萬花爛熳，牡丹、芍藥、棣棠、木香，種種上市，賣花者以馬頭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清奇可聽。”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也畫了兩處賣鮮花的小攤，一個在城內“孫羊正店”門口，一個在城門外的路邊，周圍有市民正在買花。陸游的名句“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讀來總讓人感覺到一種難以名狀的淡淡惆悵，這清晨從樓下小巷傳來的賣花聲，最易牽動詩人的萬般愁緒，從北宋汴京都城到南下後的臨安城，賣花聲的風習沒有改，貨郎的鄉音卻變了，就像一個時代的如夢又易碎的繁華，近在眼前，卻轉瞬即逝。

明清：歲朝清供，博古成風

明朝受“陸王心學”的風氣影響，主張良知之學、知行合一，明人不滿足於將瓶花看作息心養性、鑑賞把玩的純粹審美對象，還將花藝引入了學術領域，進而出現了高濂的《遵生八箋·瓶花三說》、張謙德的《瓶花譜》、袁宏道的《瓶史》以及文震亨的《長物志》等瓶花藝術論著，從而建立了完整的花藝理論體系。

明龍泉窯青釉凸雕纏枝蓮紋瓶故宮博物院藏

崑山書香望族張謙德精於鑑藏，“家藏珍圖法墨甲於吳中”（《清河書畫表》）。他博雅好學，十八歲即著成《瓶花譜》。他認爲在花器選擇上，“貴磁銅，賤金銀，尙清雅也。”瓷器一貫是插花的首選，開口小、重心低，放置安穩的膽瓶最適宜書室擺設，其中被傳爲“神品”的五代柴窯、宋代汝窯到明代早已蹤跡罕有，於是宋代官窯、哥窯、定窯和明代宣德窯等名窯被奉爲當時珍品。以青銅器插花，在崇尚“博古”的晚明文人中也極爲常見，除了銅瓶，古人用來貯酒的尊、罍、觚、壺等青銅器，帶有天然形成的古舊鏽色，也被世家清貴用來做花器。

明陳洪綬《銅瓶插荷圖》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文人擇瓶的愛好，進而影響了書畫家的創作。陳洪綬身處這樣的時代背景中，他的繪畫作品沿襲了宋代文人的餘音——博古之風，尤其擅畫銅瓶插花。陳洪綬花鳥畫中的瓶花或簡古，或清雅，花器選擇和場景佈置相當考究，與袁中郎在《瓶史》中描述的場景頗爲相似。《早年畫冊·銅瓶插荷圖》（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作於1622年，整幅作品乾淨素練，僅有一個造型細高的青銅柳葉瓶倚在畫面左側，瓶身自然斑駁的銅鏽，表現出古意厚重，瓶中竹葉一簇、荷花一朵，蓮葉把重心拉向右側，這是陳洪綬較早期的作品，雖然只是一瓶蓮花，但構圖在古拙中透露新意，初看平平，細看運筆、設色、佈局都是匠心獨運，不愧爲愛蓮且精於畫蓮的“陳老蓮”。仕女畫《斜倚熏籠圖》(現藏於上海博物館），描繪了仕女在閨中薰香的場景，她斜倚在竹條編織的熏籠上，籠下銅製的鴨型香爐既香且暖，塌前有頑皮小兒撲蝶，女侍低頭屈膝注視，身旁的有一隻插着木芙蓉畫的銅瓶，顯示季節已到深秋，細節生動曼妙。

明陳洪綬《斜倚熏籠圖軸》上海博物館藏

在插花藝術的影響下，中國繪畫產生了一種“清供畫”題材，反映了文人的審美意趣、賀歲風俗和吉祥寓意。到了明清兩代，隨着文人階層羣體的擴大，清玩之風一時流行，大量文人雅士涉足瓶花領域，蘇州地區沈周、陳淳、文徵明及其吳門畫派留下了大量瓶花和盆景組合的畫作。明陸治款《歲朝清供》現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畫家以梅花、山茶、水仙爲“花國歲寒三友”，另有石竹爲伴，有歲朝春韶之意，散落着百合、柿子和一柄如意，取其諧音爲百年好合、事事如意、福壽綿長。

明陳洪綬《清供圖》

清代初年，歲朝清供這類題材在江南頗爲流行。清供圖的形制基本成型，其中最重要的一組元素是瓶器、香爐、如意，瓶器在清供中常取“平安”之意；香爐源於商周時代的鼎，作爲一種祭祀、祈福的禮器經常出現在供奉中；如意造型是由雲紋、靈芝做成頭部，銜結一長柄而來，最初的“如意”是由古代的笏和搔杖，後演化成我國傳統的吉祥之物，供奉的時令鮮花蔬果色彩豐富，營造出節慶豐收之感，蘊含古人對美好生活的願景。

除了歲朝清供圖，明清文人受到復古思潮影響，金石之學蔚然成風，通過賞玩品鑑古書畫器物考證形制名物，在幽居逸樂中，尋索孔子所謂“好古敏求”的古代禮樂之道，催生了一種“博古清供圖”的風行。清末的虛谷、趙之謙、任伯年、吳昌碩等都曾創作過大量的清供圖與博古圖，以古爲雅，鼎、尊、觚、爵等青銅器及玉器大量入畫，同時融入如意、柿子、桃子、佛手等吉慶之物。如任薰《博古花卉》、任頤《吉金清供圖》，吳昌碩《鼎盛圖》，在青銅鼎彝之器的全形拓樣中，繪製設色梅花、蘭花、牡丹等花卉，四季花之華美與青銅器之深厚凝重相得益彰，古意盎然又寓意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