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已经42岁的山东菏泽农民朱之文，一首《滚滚长江东逝水》惊艳电视选秀，一举成名，通过各种演出富裕起来，被称为“大衣哥”。

这9年来，大衣哥过得怎样呢？前一阵，上海的《新民周刊》等多家媒体的报道将其总结为“被吸血的9年”。

9年来，大衣哥在老家捐款、修路，不断回报社会，不过，结局却很尴尬：他花50万修路，却被嫌弃：“就修那么一点”“要想俺们说他好，俺庄上一人给俺买个小轿车，一人给一万块钱”；很多年轻女孩来找他儿子相亲，只是因为大衣哥会根据习俗给这些来相亲的女孩见面红包；整个村一千多人有接近一百人围着他拍短视频赚流量钱，最小的7岁、最大的74岁，为了拍视频，踩着门口的两个石狮子翻墙进院，甚至半夜跳到院子，宣称要直播朱之文一家怎么睡觉的，被拒后一块大石头就砸了进来；他抽屉里几百张借条，却从来收不回，村民们说“他的钱都花不了，谁还想着还？”

这就是错配。“大衣哥”之前天天在村里练歌，村里人嘲讽，本身已经是一种错配；后来，他靠唱歌致富了，却仍然还在村里继续干农活，村里人却变了，是另一种错配。

过去被斥为异己，后来被追捧，然而，喜欢唱歌的“大衣哥”实际上和他所生活的农村场景从未兼容过。唱歌的人，只有和喜欢歌声的人在一起，才有欢喜。

最近，我看了一部阿根廷电影，叫做《杰出公民》，是电影，却满是真实的细节。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作家，丹尼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阔别40年的阿根廷老家小镇，邀请他回去看看，要给他树雕像，并颁发“杰出公民”奖。回去之后，丹尼尔才发现，事情并不是这么回事。到机场接他的司机，在途中把他的书撕下来当做手纸；电视台邀请他去做访谈，却根本不关心他的文学作品，而是让他给本地饮料做免费广告；一个人要他给自己的儿子买9800美元的轮椅，因为这点钱对一个诺奖获得者而言不值一提；应邀担任本地画展的评委，他用心评了，但是，当地视觉艺术协会主席得知自己的画作没有被选上，立即怒了，叫上流氓来威胁，本地的市长也要他将奖项评给指定的画作；一个不认识的人邀请他去家里做客被拒后愤怒起来；他的发小娶了他的女友，视为自己的成功，这个发小自己过着糜烂不堪的生活，却因为自己女儿向丹尼尔示好而暴怒，枪击了他。

当作家评出的画作被替换后，他说："在非洲草原上有一些民族，他们词汇里没有自由这个词，因为人们每天都是自由的。反倒是每天把自由挂在嘴边的人最不自由。"此语一出，把镇长所代表的本地权力集团彻底得罪；他又说“若你们继续这样下去，无视无知与愚昧，反而为其鼓掌叫好；若你们身处虚伪而不自省，继续我行我素，那么这个地方将不会有丝毫改变。”这一来，又把所有人都刺痛并得罪了。更重要的是，当地所有人终于确认，从这个坚持原则的文学家名人身上，无法获得任何额外的好处。就此，他成为叛徒，引来一堆鸡蛋，而且，抨击还那么理直气壮，正如那个绘画水平糟糕的视觉艺术协会会长、博士所抨击的：“你的品味是符合外国的传统和习惯，你想强加在这个地方，你的文字充斥着怨恨和憎恶，憎恨你的小镇和故乡，你这个百万富翁所有工作就是诽谤自己的故乡，你是欧洲人的奴仆，是金钱的奴仆。你是一个叛徒！”

他被迫提前离开了故乡小镇，在一声枪响中，倒在深夜郊野。

问题的根本在于，不是故乡这片土地，而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以及他们的认知构建了故乡的世界。这位诺奖得主，早已经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这个世界有这个世界的逻辑，而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样有什么不对，怡然自得。如果作家没有回到这里，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正如他自己也在最后对一个乡民说出心里话：“我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只是凑巧出生在同一个小镇。”

和大衣哥一样，这位作家回到故乡的决定，是一次错配。全片，只有这个独自去湖边的片刻镜头是阳光的，因为它仅属于丹尼尔自己和他的故乡，此刻，湖水干了，允许他自由想象过去的样子，这就不存在错配的问题：

既美好，又尴尬。

错配会带来喜剧，正如帽子姐被扇飞的帽子；错配也会带来悲剧，正如《杰出公民》的最后射向丹尼尔的子弹。而加拿大这次“四十年未见之厚颜无耻”，只是一朵注定消逝的舆论浪花。因为，生活中，到处都是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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