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20年，刘裕代晋称帝，开启了南朝历史的按钮。从晋到隋，100多年间，南朝连续经历了5次朝代更迭，而27位皇帝中，竟然有大约10人是“精神变态”。雄才大略的刘裕肯定难以想象，为何自己身后的南朝历史会如此畸形？

01 变态的南朝皇帝们

从420年到589年，南朝的历史大约有169年，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一共约有27人称帝。而纵观四朝，有两个共同现象十分普遍。

第一现象就是变态皇帝多。虽是九五之尊，但这些27位皇帝之中，大约有10-12人在史书的记载中，或是荒淫无度，或是残忍嗜杀，或是精神病态。总之，他们都表现出十分不正常的变态人格。

南朝的荒淫史从宋孝武帝刘骏开始。到了刘骏之子刘子业，不仅荒淫无道，还暴虐嗜杀，即位两年就被近侍杀死。而之后的宋明帝刘彧及其子刘昱（都念yu，与其祖刘裕名同音），比之刘骏父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刘宋被折腾亡了，而萧齐也好不到哪去，短短23年的王朝竟然出了萧昭业、萧鸾、萧宝卷等三位荒淫暴虐的皇帝。萧梁之中，梁武帝萧衍怠政溺佛、萧绎狡诈残暴。陈朝相对竟然是最正常的。

虽然不排除当时帝位更迭频繁，有抹黑前帝的嫌疑，但史书常常为尊者讳，史书中都有着这样的劣迹斑斑，可见很多情况或许相差无几。

169年出了10个变态皇帝，这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是一个十分罕见的现象，难道是有家族遗传吗？

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这一段历史，就会发现，除了皇帝，四朝皇族并未大量出现变态人格。也就是说，四朝皇族并没有遗传的精神病。

这说明，皇帝们的残忍和变态，不是先天的，而是来自于皇位。普通人有这样的变态行为，大多是因为受到了长期的刺激或者精神压力（要医学解释的话去找医生），难道这些皇帝们也是吗？

而另一个共同点是，四朝都是通过禅位而来。

宋武帝刘裕的皇位来自于晋恭帝司马德文。虽然司马德文表现的十分恭顺，但刘裕还是将司马皇室几乎屠戮殆尽。

齐梁陈也同样依葫芦画瓢。即使禅位的末帝刘准、萧方智、萧宝融对他们已经毫无威胁，但得位的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陈武帝陈霸先，也都没有因此而饶恕他们的生命，反而急切的将他们杀死。

按说，新朝初立，为了安稳人心，急切的杀死已经没有威胁的末帝毫无必要。那么他们为何要这样做呢？

如果是个别现象还不能说明什么，但他们统一的行为或许也说明，他们感受到了一种隐隐的不安。

这两个共同现象，都指向了一个可能，那就是南朝皇帝们，坐在皇位上，却长期感受到一种不安或者威胁。这或许是他们精神变态的原因所在。

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威胁到高高在上的皇帝们呢？

02 顽强的南朝士族政治

在《南史》中，记载了这样两则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南朝刘宋。刘宋时，有个人叫王球，乃是王谧之子，出自士族翘楚琅琊王氏。王谧曾有恩于刘裕，文帝刘义隆上位时王氏又出了力，因此宋文帝一朝，王氏的权势仍旧十分可观。

文帝有一个出身寒门的宠臣，名叫徐爰。文帝想提一提他的身份，便下令王球及殷景仁与之结交。结果王球竟然拒绝说：“士族和庶族的区别，是国家的章法。我不敢奉行您的诏令！（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

另一个故事“称旨就席”则发生在稍后的南齐武帝萧赜时。武帝的宠臣纪僧真出身小吏，掌权后便向武帝请求做“士大夫”，即加入士族的行列。萧赜告诉他，我不能这样做，得看江斅、谢沦（大约是当时士族领袖）的意思，你自己去拜访他们吧。

于是，纪僧真便称皇帝的旨意去拜访江斅，结果刚一坐下，江斅就对自己的侍从说：“把我的座位挪开（移吾床让客）”。纪僧真无奈，回报萧赜说，“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抛开故事背后的政治目的不谈，这两个故事背后有个问题十分不寻常：作为帝国的权贵、皇帝的宠臣，他们为什么还要冒着被歧视的风险，去争取这个士族身份？

因为南朝的士族身份是“限量版的贵族”。南齐高帝和武帝时，政府曾进行过一项被称为“检籍”的工作，简单的说就是清查户口，防止有人冒充士族。而这项工作竟然引起了武装反抗，导致齐武帝不得不终止检籍。可见，士族身份有多么吃得开了。

那么，士族身份为何会被如此看重呢？这源于士族体系背后的特权。

从上面的故事和检籍来看，这个士族体系是被官方认证的，具有经济特权、社会地位特权的贵族体系，但又半独立于帝国行政系统之外。而从江斅和王球的反应来看，这个士族体系十分封闭而强大，强大到敢于当面反驳皇帝的命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几乎意味着士族体系足以并敢于威胁皇权！

是不是这样呢？上面两个故事还有一个点睛之笔的结局，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王球拒绝宋文帝以后，文帝的反应是“改容谢焉（正色并且道歉）”；而江斅冷落纪僧真后，当时社会风气认为江斅有风格，“不为权幸降意”。

高高在上的皇帝竟然要因此事向士族“改容谢焉”，而社会舆论竟然也支持士族。从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出这个让皇帝们感到不安的源泉了：士族政治。

而且，另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他们明明足以威胁皇权，可皇帝还不得不重用他们，或者说用一批士族，打压另一批士族。比如刚刚提到的王球家族在文帝时，有王弘、王昙首、王华三人同时为相。

这就很值得探讨了，为何士族政治如此顽强，连皇帝都要如此忌惮？

03 士族的凭借：禅让政治和九品中正

我国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政治下，皇权是整个帝国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南朝的皇权竟然难以压制士族，这只能有一个原因：士族足以威胁皇权，而皇权却难以动摇士族。

而发生这种以下抗上的唯一可能，就是士族有不受皇权控制的世袭制度或人才选拔制度，而且皇权因为某种原因不愿意或做不到根除士族代言人。

恰恰，南朝是唯一一个能实现这两种可能的时代。

首先，南朝四朝都源于禅让而不是起义。在原来皇族存在的情况下进行禅让，那么新的皇权就必须赢得帝国官僚们的支持。而四朝存在的时间都只有数十年。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皇权要合法根除前朝留下的士族官僚，合法培养一批新的帝国中坚力量，几乎是做不到的。因此，南朝的禅让政治决定了士族们不会缺乏代言人。而同时，早在东晋时期就相互联姻，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了士族们早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其次，九品中正制度，决定了士族上升通道的稳定和对皇权的相对独立性。九品中正制度起源于曹魏，两晋时期，士族们相互靠拢形成利益联合，逐渐掌握了这个人才上升的通道，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便是这种士族政治形态的最佳体现了。不管国号是宋或是齐，只要这种人才选拔制度仍然存在，士族们就有死灰复燃的合法机会。

因此，禅让政治和九品中正制，联合构成了士族政治的稳定性，他们对王朝的更迭并不那么在意，因为他们对皇权的依耐性很低，他们更加在乎自身的权利不受到影响和降低。

皇权的扩大会影响他们的地位和利益，而让很多寒门加入士族则会稀释他们的特权。因此他们一边封闭大门，用文化和礼仪将寒门与士族隔离开来；一边联合抵制皇权，不让皇权过多的影响到他们的权益。

那些成熟的皇帝们都明白，缺乏有效的制衡，擅自去动士族的奶酪，是要遭殃的。当然也有不信邪的皇帝，如刘昱、萧宝卷等都曾想依靠皇权，强力破坏这种平衡来加强皇权。但结局是，他们本人被史书记载为变态皇帝，而他们的王朝也被士族联合颠覆了。

因此，看起来高高在上的皇权，虽然十个不情愿，但为了不被他们抛弃而另立王朝，也不敢轻易的去破坏这个平衡，过多的切割士族们的蛋糕。而长期处于这样的威胁之下，皇帝们自然会感到不安。

即便如此，士族政治并不是南朝开创，而是两晋以来的老问题，南朝的枭雄皇帝们竟然束手无策吗？

04 皇族掌权带来新的血腥挑战

实际上，南朝刘宋的建立者刘裕本人就是准寒门（或低阶士族）出身。依靠军功起家的他，十分清楚士族对皇权的威胁。因此，刘裕从掌权开始，就已经着手尝试，如何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

刘裕的措施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大力提拔寒族将领，打击士族经济基础。刘裕首先采取了一升一降的办法。他一方面利用各种理由打击、屠杀了一批士族，然后实行了著名的“义熙土断”，削弱破坏士族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他大力提拔了一批寒门将领，拔擢寒门之士掌握机要部门，形成“寒门掌机要”的局面。比如上文提到的徐爰、纪僧真所担任的中书舍人就属于这种职位不高，但实权甚大的机要官职。

其二，加强中央集权，并外派皇子出为地方州牧，形成“皇子镇地方”的局面。刘裕一方面强化中央集权，防范权臣；另一方面，刘裕多以皇子为地方州牧，皇子年幼就派心腹大臣为辅掌握实权。比如，灭后秦得关中后，刘裕以年仅10岁的次子刘义真为雍州牧，以心腹沈田子等辅佐，虽然这让刘裕丢失关中、痛失臂膀，但4年后，刘义真依旧出镇历阳，都督六州诸军事。这说明，即便幼子明显不具备这个能力，刘裕还是要强行这样做。

随着士族力量的恢复和时势所限，第一个措施难以施行，因此，皇子镇地方政策就被南朝皇帝们奉为对抗士族政治的良策了。

然而，这项被奉为圭臬的政策，很快就为南朝带来了新的问题：皇族内讧。

一旦中央有变，有了地方实权的皇子们便逆向夺权，成为新的合法皇帝，比如宋孝武帝刘骏、梁元帝萧绎。

这还不算，为了防止其他皇族效仿，新上位的皇帝往往对其他皇族成员有所忌惮，而展开皇族大屠杀。前文提到的变态皇帝刘骏、刘子业、刘彧、萧鸾都是著名的皇族杀手，而刘宋和萧齐的皇族几乎被他们屠杀殆尽。而到了萧梁，萧衍的皇子们甚至置叛乱于不顾，等待着老皇帝咽气，然后入主中央。

虽然皇族政治无法根除士族政治，还带来了新的挑战，但在士族政治的威胁下，皇帝们依旧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措施，才能增加内心一丝丝的安全感。

05 南朝困境：双重压力下的畸形政治

做一个形象的比喻，皇帝就像是一个生存在黄河岸边的人，士族们就好比那条黄河。

士族代言人就是黄河的水，禅让得来的南朝皇权要生存就不得不依赖他们，而他们凭借九品中正制裹挟带进来大量的泥沙，将整个黄河河道占的满满的，河床逐渐高过地面，直接威胁到了皇权。

为了解除这种威胁，皇帝不得不利用皇子和皇族们筑成堤坝，来防止被淹死。而随着河床的增高，他们不得不将堤坝也越修越高，很快，皇族们筑成的堤坝也成为了威胁皇权的另一个风险。

心里高压持续威胁着南朝皇帝们的生理和心里，导致他们一方面难以承受精神重压，行事疯狂；一方面又不得不这样做。在这双重威胁下的南朝皇帝们，日子过得如履薄冰。

上文提到的南朝变态皇帝们，要么杀戮皇族和功臣，要么沉溺宗教和文化消极避世。这是因为在双重压力下的他们，有些是真的承受不了压力，变成了真疯子（如刘骏父子和刘彧父子）；有些是想通过杀戮来破解这个死循环，却因此被士族们将暴虐作为推翻他们的理由（如刘准和萧宝卷）；有些既不愿意疯也不愿意死，只好消极避世（比如萧衍和陈叔宝）。

在这样的畸形政治形态下，形成独有的“南朝困境”：士族们在安乐中逐渐堕落，而皇帝们在无法破解的死循环中走向变态。人们生活水深火热无法自拔，帝国领土日蹩但内耗仍在不断加大，莫论开疆拓土，连守成也越来越难。

而要破解“南朝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根除士族政治和九品中正制，重新建立合理的帝国统治架构。而这一点，直到杨隋和李唐发明了科举制度，才真正找到解决的法门。

南朝困境的终结

实际上，南朝的最后一个王朝陈，相对来说是政治最为清明、变态皇帝最少的朝代。这是因为太清之难中，侯景用他的血腥和暴戾，彻底摧毁了腐朽的士族和分化的萧梁皇族。而废墟上重建的陈朝，终于得以稍稍摆脱士族制衡的重压，好好的喘一口气了。然而，外患的增强、狭小的地盘和未能根除的九品中正制，导致未能彻底摆脱南朝困境的陈朝之路也只能越走越窄。

而“南朝困境”也随着南朝的没落和灭亡，终于走向了末路。如果那些“变态”的南朝皇帝们投胎转世，他们或许更多的是感受到解脱吧。就像刘宋末帝刘准的那句临终遗言一般：“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