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掌上风云

原题：解放军五虎将中谁最晚与毛泽东遇合？

张雄文

本文选自《吹角连营：毛泽东和他的五大名将》，团结出版社2017年11月版，作者张雄文。

解放军五虎将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粟裕、徐向前中，徐向前是最晚与毛泽东遇合的一个。

1927年4月后，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武汉的汪精卫也行将与中共决裂。徐向前被中共组织安排到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任参谋。临行前，地下“交通”给了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找毛泽东”。

这是他第一次与“毛泽东”打交道。此前，他在广州黄埔军校，对这位著名的中共人士兼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有所耳闻，却从未见过。毛泽东1924年1月到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后便去了上海，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随后又回了韶山老家。1925年9月，他回到广州，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还不时到黄埔军校演讲时，徐向前早已离开黄埔军校去了北方。

1926年11月徐向前到了武汉后，毛泽东不久也从上海赶到武汉创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徐向前是到农民运动讲习所找山西老乡时听说这一情况的，但他没找到老乡，毛泽东自然更加没遇上。

要命的是，地下“交通”除了纸条，没有给徐向前提供别任何的信息。没有地址，没有电话，徐向前揣摩再三，无法可想，只得先去九江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报到再说。他在总指挥部多次找熟人打听过毛泽东这个人，却谁也不知道下落。

不久，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也宣布“分共”，隶属于武汉政府的张发奎随即向中共党员下达“逐客令”。徐向前只得离开，重新返回武汉找毛泽东，一直找了三天。

这一回，不但毛泽东没找着，“交通”也消失了，他与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多年后，徐向前对这个不给自己提供地址的“交通”还“耿耿于怀”，但他知道其中定有缘故。至于到底是什么缘故，只有天知道了。

徐向前接到纸条的时候，毛泽东的确在武汉，而且出席了中共“五大”，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他批评了总书记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而且直到徐向前离开武汉前往九江，毛泽东也一直在武汉，1927年8月7日，他还参加了汉口的“八七”会议。

或许，当时毛泽东正在物色军事人才，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做准备，而“交通”又以为徐向前这位黄埔生认识毛泽东，没有再给其他提示，结果使徐向前错过了与毛泽东相识的机遇。

事实上，毛泽东于1927年9月9日发动的秋收起义，凭借的主力军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也称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是73团（叶挺独立团）团参谋长出身的黄埔二期生卢德铭。徐向前收到纸条前后，也就是1927年6月20日，警卫团随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驻扎在武昌国民政府所在地旧督署内。

如果徐向前不是被安排到张发奎的总指挥部而是总指挥部警卫团，或者到了总指挥部后再找警卫团，他就能跟随卢德铭的警卫团一起找到毛泽东。又如果徐向前在中共党员能公开身份的时候入党，总指挥部的其他中共党员就会主动和他联系，他也就能知道毛泽东的下落。

然而，冥冥之中的命运又似乎有意让徐向前与毛泽东的遇合有一段曲折之路，他也就只能继续等待了。

多年后的1983年，徐向前不无遗憾地对人说：“我当时离开武汉去九江前，如能找到毛泽东同志，会少走许多弯路呢！”听者回答说，那肯定会去参加秋收起义，跟毛泽东上井冈山。徐向前说，那是可能的。

1930年初，大别山区鄂豫皖的红军发展到三个师，组建了红一军，徐向前担任副军长；一年后的1931年7月，他升任为红四军军长；四个月后的11月7日，他又升任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红四方面军下辖红四军、红25军共6个师三万余人。这是中共所属的第二支方面军。另一支方面军是毛泽东、朱德的井冈山红四军发展而来的红一方面军。此前的1930年8月，毛泽东与朱德组建了红一方面军，下辖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朱德为总司令（即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毛泽东为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全军到1931年也是发展到3万余人。

徐向前

徐向前由此一跃成为中共唯一实际与朱德比肩的方面军统帅。此时，尚在上海国民党统治区的刘伯承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协助军委书记周恩来处理日常工作；彭德怀、林彪、粟裕都属于红一方面军，分别担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红四军军长、红四军参谋长。

徐向前也超越了他所有的黄埔一期同学。深得蒋介石赏识、号称升官最快的胡宗南也仅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其余关麟征、孙元良等人多为旅长、团长。

就在红四方面军组建的同一天，即1931年11月7日，江西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不久，又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革军委主席。因为与“中央政府”与“中革军委”在一起，红一方面军一度被改称为“中央红军”，不久又被恢复。

这时候，不仅仅是徐向前知道毛泽东的大名，毛泽东对从未谋面的徐向前也可谓“如雷贯耳”了。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在蒋介石重兵“围剿”之下，被迫离开江西开始长征。第二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取代损兵折将，丢掉了红一方面军一半以上人马的博古、李德，重新掌握了军队指挥权。他准备率军北渡长江，与张国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徐向前闻讯后，自然翘首以盼。

这年3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西征。两个月后，毛泽东率军跋山涉水，冲破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到达川北地区。中共两支最大的方面军即将会师。

徐向前十分兴奋，一面派部下李先念率军前往迎接，一面给毛泽东等人写信，说“正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他还特意嘱咐送信人：“一定把信送到毛主席手里！”

很快，徐向前见到了中央红军的“先锋官”——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寒暄之后，他对彭德怀说：“我真想见见毛泽东同志！”彭德怀自然不知其中曲折，还以为他和毛泽东早就认识。

1935年7月21日，在四川黑水县芦花一座简陋的房子里，徐向前终于“找到”了毛泽东。从1927年接到纸条开始，整整八年多时间，徐向前终于完成了“交通”交给的任务。他也不再是当年的形单影只孤身一人，而是统率兵8万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做“见面礼”。毛泽东对他也自然不能等闲视之，而须刮目相待了。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授予徐向前一枚一等红星奖章，并发表讲话，称赞他屡建战功。

毛泽东与徐向前合影

在与毛泽东谈话时，徐向前说出了多年的心里想法，请求调动工作。毛泽东自然有些意外，但因为张国焘正搞“小动作”，考虑到两个方面军之间的关系，他很谨慎，只微笑着顾左右而言他，没有答应徐向前的请求。

尽管如此，徐向前毕竟已经归于毛泽东的麾下，即将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征战。他经过长久的波折，犹如当年马超最后一个归属刘备，也终于得以“良禽择木而栖,良将择主而从”，开始了又一段惊涛骇浪般的金戈铁马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