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当江西宁州（今修水县及铜鼓县）知州刘世豪来到本州县试考场时，他无比惊奇地发现，明明考期已至，考场上却寂然无声，竟无一人前来应试。古代科考，第一级为童试，其中又分县试、府试、院试三个步骤，县试乃漫漫科考路的第一关，其重要性毋庸赘言。也正因为如此，刘世豪也有些糊涂了：难道之前榜示时间有误？抑或是地点弄错了？

事后，刘世豪派人查明，本次县试开考的榜示时间及地点均无误，各乡童生也都已入城，准备参加考试。但蹊跷的是，这些人却又纷纷避不应试，这似乎是一场有意为之的集体行动。查明原因后刘世豪非常生气：童生们的罢考竟然是冲着自己来的，原因是他身为福建人，一味庇护本县闽籍棚民，并大力推动后者入籍应试，由此影响到了本地土著童生的利益。

那么，江西为什么会有闽籍棚民，并造成了这样一场风波呢？

明朝万历年间，一些来自福建、广东和赣南山区的流民来到宁州一带，最初主要从事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与生产。后来时间长了，很多人即在此向土著租种山地定居，由此形成所谓“客家”聚居区，当地人称之为棚民。

清朝时有棚民造反，雍正明确表示必须予以彻底解决，以维护地方上的安稳。最后，户部尚书张廷玉提出了三大解决办法：一是有棚民聚居的地方应挑选才德兼优的官员前往任职，以防匪党蔓延；二是将自愿入籍的棚民编入本县册籍，五家连横互结，严行保甲之法；三是对棚民中有膂力技勇之人及读书向学之子分别考验，加恩收用。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宁州县试发生了童生罢考事件。

事后，刘世豪百般劝导，两次改动考期，但各乡童生均不赴考。不仅如此，城里还发现匿名帖，其中有“交卷赶考者即打死、子孙永远不准赴考”等语，一时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眼看事情越闹越大，刘世豪只得放下地方官的架子，邀集本州文武各官及本州所有贡监童生前往本州儒学明伦堂，希望大家一起坐下来，看看事情有无转圜的余地。

但在本州官员均已到齐的情况下，那些贡监童生仍无一人到场。在此情况下，刘世豪强压心头怒气，令儒学门斗（学官的门役）与衙役四出劝谕，之后甚至亲自前去查访，而本县生员与童生非但置若罔闻，反而有“本州既许客民入籍，合属绅衿俱欲告退衣顶”的谣传。刘世豪毫无办法，唯有向上禀报，请求上峰裁决了。

感到愤怒的还不止刘世豪一人。就在罢考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时，宁州土著士绅派代表前往省城请愿，控文中更是将外来棚民指为“闽广群凶”，称数十年来养虎遗患，如今竟敢“窥宁版籍”。而且，闽广与宁州之间路途并不遥远，闽广之士完全可以回原籍参加考试。如果知州一意孤行，他们只好流徙他处，另寻生路。

由于当时清廷刚刚颁布编查棚民的政策，宁州土著士绅的控文虽然被江西学政、布政使和巡抚衙门接受，但批示却轻描淡写，称此事“原系清理地方，永远安靖之计”，不必大起风波，速归安农。

省级部门的答复显然不能让宁州土著士绅满意，而这也为宁州罢考事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四月初，宁州各文武生员向本地儒学递交了一份“情甘退顶，不与考试”的集体呈请。换言之，宁州所有文武秀才均以放弃功名的方式支持本次童生罢考，连秀才们例当参加的科试、岁试也一并抵制。如此，宁州罢考事件进一步升级。

由于事态重大，州学正、训导不敢怠慢，其后即将本州文武生员名册、众生员的声明等送至南昌知府衙门。在这份措辞更加激烈的报文中，土著生员大骂棚民轻弃故土，祸乱地方，天下共戮。

得知事态发展后，刘世豪愤怒异常，他在向巡抚与学政呈送的详文中对宁州土著士绅痛加指责，称他们为一群不服王化的劣衿（秀才）、丧心病狂！如若不对他们痛加惩戒，则将来必定酿成大祸。

宁州地方官员与本地士绅发生如此激烈的对立，上级部门也颇为头疼。一方面，清廷基层政府统治能力有限，如果没有地方士绅配合的话，很多事务势必无法开展；另一方面，科考乃国家重要制度，地方官员的权威应该维护，更何况刘世豪本身并无过错。

正因为此，两江总督与江西抚衙在处置意见上出现了细微的差别，总督要求“密拿倡首恶棍，严行究治”，而江西布政使、按察使等在将总督批示转给南昌知府时，却要求知府亲自前往宁州做劝解工作。

之后，南昌知府亲赴宁州，向本地士绅再三声明棚民子弟不参加本次县试后，宁州考生最终于六月中旬结束罢考，进行了考试。至此，这一波及宁州城乡而惊动省府的事件才算平息。

其实，但凡有类似棚民聚居的地区都多多少少会出现类似的土客冲突与风波。而在这些旷日持久的土客矛盾对立中，国家制度与政策的引导无疑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不过，由于传统社会中国家治理力量有限，因而地方政府难免要屈服于现实、妥协于士绅，对一些难以化解的矛盾能拖就拖，以达到维持地方安定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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