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前两周我用两期的篇幅和大家一起领略了西安的“吃喝”。西安的美食、美酒可谓是不胜枚举，我的两篇文章所介绍的内容真的只能算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强烈推荐大家有时间身临其境自己去体验，那时候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呢！

但是，大家要是觉得去趟西安就是“吃喝”，那可就错了。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留下了大量的历史、人文遗迹，这都是我国乃至全世界珍贵的文化瑰宝，不实地去鉴赏一番实为遗憾。这一点对于家有学子的尤其重要，暑假期间带着孩子徜徉在历史的海洋里面，孩子一定会收获颇丰的。

好了，本期我带大家一起领略古都西安的碑林和老城墙。

西 安 碑 林

西安碑林位于西安市碑林区三学街十五号。就坐落在西安老城墙边上，可谓是近在咫尺。因碑石丛立如林而得名——碑林。碑林汇集了我国历史上大量书法巨匠、书法大家的笔墨金石雕刻，是一颗璀璨的明珠。

大家先看碑林的照片，可能一下就会发现匾额上的“碑”字是个错别字！这个错字有个版本的传说“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林则徐被革职发往新疆伊犁时途经西安所题。这是林则徐有意写错字：“碑”字头上的一撇没有了，是林则徐寓意自己丢了乌纱帽（注：清代应是摘掉“顶戴花翎”。官员头戴乌纱帽起始于东晋，直至明代。）心中抑郁，以此抒怀。这种说法经导游的解说似乎已经成了标准答案，“碑林”的“碑”字也赫然列入了中国古迹景区内的“著名错字”。事实果真如此吗？完全不是如此！经史子集无所不通的林老大人怎会犯如此浅薄的错误，而且林老大人的胸怀怎会如此狭隘？其实，真实答案就在西安碑林里。查阅碑林内的名碑大碣，所有的“碑”字都没有那一撇。例如：

上图从左至右分别为唐代颜真卿《多宝塔碑》、《颜勤礼碑》；柳公权《玄秘塔碑》真迹。难道两位书法大家也写了错别字？关于“碑”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为：“碑,竖石也。从石声。”据此可知，“碑”为形声字，其右部仅为声符。关于“卑”字，《说文解字》释为：“卑，贱也。执事者。从𠂇（左手）、甲。”南唐徐锴进一步解释道：“右重而左卑，故在甲下。”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卑”字的上半部其实是个标准的“甲”。根本就没有这一撇！实际上在我国古代“碑”字的标准写法就是匾额上的写法，林老大人根本没有写错字。而这种写法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原来我们现在通用的简化汉字“碑”的写法才是错别字呢！是不是很可笑呢？好了咱们还是来讲碑林的历史吧。

1、历史传承

西安碑林的源头可追溯至唐代立于帝都长安城务本坊国子监内的《石台孝经》、《开成石经》。唐天祐元年（904年），长安驻守韩建缩建长安城，将原存务本坊国子监内的一部分石经迁至唐尚书省附近的文宣王庙（今西安社会路一带）。后梁开平三年至乾化四年（909年—914年），长安驻守刘鄩接受幕吏尹玉羽建议为免珍贵石经流失，将其余石经全部迁至唐尚书省之西隅，妥加保护（今西安社会路一带）。

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范雍在唐尚书省西隅附近建立京兆府学；元丰三年（1080年），吕大防将文庙和府学的一部分迁至西安碑林现址；元祐二年（1087），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因看到保存在唐尚书省之西隅的石经“地杂民居，其处洼下”，遂将石经及其他唐宋碑刻徙至“府学之北墉”；崇宁二年（1103），虞策知永兴军时将府学彻底迁至“府城之东南隅”即西安碑林现址，并进行了修建和改造。至此，府学、文庙与碑林同在一地，这一地址固定下来后一直未做大国末调整，即今西安碑林所在地。

回顾历史，即便是少数民族建立的金、元等政权同样对碑林保护有加。金正隆五年（1160年），河中府府尹耶律隆和陕西东路转运副使周维甫奏请朝庭对碑林进行了大规模修葺。元至元十四年（1285年），京兆府学正骆天骧与京兆府教授孟文昌请灞桥堂邑刘斌将倒地碑石复立，损坏者加以修缮。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重修文庙、府学和碑林。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关中发生大地震，致使碑林碑石多遭倾倒折断。这也是有记载以来碑林遭遇的一次大规模自然灾害。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对碑林进行大整修，对倾倒受损的石经进行摹补并刻立《九经字样》。明人赵崡在《石墨镌华》序中始有“碑林”之称，这是所见资料中将西安碑林称为“碑林”的最早记载。清康熙三年（1664年），陕西巡抚贾汉复及许继业等官员主持，集《开成石经》字样补刻《孟子》七篇。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西安知府徐容、府学教授张钟、训导姚文思修缮碑林。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陕西巡抚毕沅奏请整修碑林，该请示很快就获得了乾隆皇帝的亲笔批示指示工部及陕西省地方协助办理。这次整修重新规划和改建了碑林建筑，对藏石进行整理，并派员专司管理及日常维护，为保护碑刻出台禁令，提出限制随意出入、限制自行拓碑，这是清代对碑林最为全面以及最重要的一次整修。

民国二十六年至民国二十七年（1937至1938年），民国政府对碑林进行大规模整修，邵力子、张继、黄文弼等酷爱书法、金石的国民党元老亲自担任监修委员，工程在建筑设计和碑石排列等方面特请建筑专家梁思成做具体指导，整个建筑形式和布局一直沿用至今。此次整修中，将于右任（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民国时期的书法大家）老先生所捐史料和书法价值极高的387件西晋、北朝及隋唐墓志（即“鸳鸯七志斋藏石”）建立专室陈列，这些墓志极大地丰富了碑林的藏品体系，是于右任老先生对西安碑林作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

进入新中国，1951年09月15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即发布《关于贯彻保护文物古迹的法令及筹设西北历史博物馆和西北革命文物陈列馆的决定》。《决定》指出：“西北为我国古代文化发祥之地，又为汉、唐以来与各兄弟民族文化及西洋文化交流沟通的重要枢纽，所遗文物史迹特多……红军北上抗日，走遍了陕甘宁青的大部地区，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曾以陕、甘、宁边区为落脚点和出发点，史迹流传最广，遗留文物亦最多，必须加以妥善保护。”据此，当时的西北文化部（隶属于西北局）决定将西安的“西北历史文物陈列馆”扩建改为“西北历史博物馆”（碑林博物馆），制定管理办法妥善管理。

时间辗转进入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在浩劫中许多的珍贵历史文物都难逃一劫，化为了乌有，大家可能会感到不可理解，碑林这些珍贵的碑刻是如何度过这场劫难的呢？这要完全归功于碑林管理处的那些老专家、老员工，他们当时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保护了珍贵历史文物。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当碑林管理处的同志们听说了红卫兵造反派捣毁了洛阳白马寺的时候就开始未雨绸缪，他们马上向上级文物部门打报告再次强调“碑林所藏文物的珍贵性、重要性及其历史、文化价值”提出“完全封闭碑林，禁止人员进入，以求碑林自保”的建议。经陕西省并报请中央批复，1966年至1969年，碑林完全闭门自保，全部大门上锁，禁止一切外人进入。经过碑林人上下未雨绸缪，通过努力，使得碑林得以封门，不再公开对外。1969年至1971年间，碑林只偶尔接待国家安排的元首级别的外宾参观。在文革最为激烈的时候，造反派还是盯上了碑林。封门自保后，依然有造反派来到碑林要“破四旧”、“铲除封建主义残余”彻底砸毁石碑。碑林工作人员全体出动，组成人墙紧紧守住大门，抱着置生死于度外的态度，首先向造反派声明碑林里面是国宝，要想进入除非有中央指示，否则谁也别想进入；一方面明确告知造反派要想闯入碑林除非从工作人员身上踩过去；另一方面给这些不速之客耐心讲解碑林珍藏的碑石的珍贵，它们是绝无仅有的历史遗迹、国之瑰宝。应该是碑林人的誓死护石气势和深厚的文化知识震慑住了造反派，一批批的造反派始终没有能够冲进碑林。正是碑林人的执著与坚持，才保护了这些文物古迹度过了“十年浩劫”。碑林干部员工不但保护了碑林，还组织了三个小分队赶赴陕南、关中、陕北，从当地革委会手中抢救回了一大批即将被烧石灰或者砸碎修路、修桥、修屋的珍贵名碑。如唐褚遂良的“同州圣教序”碑、前秦隶书“广武将军”碑、东汉延熹五年“苍颉庙”碑、汉隶书“仙人唐公房”碑以及宋代米芾书碑、杨家将、佘太君后人石碑、元代文人刻碑等数十通人文名碑。可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碑林珍品

现在的碑林博物馆是在古碑林的基础上，利用西安孔庙古建筑群扩建而成。歌剧上没有太大变化。由孔庙、碑林、石刻艺术室三部分组成。照壁、牌坊、泮池、棂星门、华表、戟门、碑亭、二庑等明清建筑保存至今，并遵循着孔庙固有的建筑格局，组成了一个绿树掩映、古朴典雅的庭院式建筑群。碑林保存的名碑中，以唐碑最为突出。唐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盛唐时期太宗、高宗、武则天、玄宗等几代君王都喜爱书法，期间更是书法人才辈出，如褚遂良、张旭、怀素、颜真卿等都是当时的书法大家。唐代书法流派分，真、草、隶、篆，百花争妍。它上承魏晋六朝之余韵，下开五代宋元之先河，是中国书法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光彩夺目的篇章，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具有先锋的一页，深刻地影响着后来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道路。

《石台孝经》

矗立在亭子中的石台孝经碑

步入碑林，在碑林广场上有一座红柱绿栏双飞檐的碑亭，碑亭内伫立的即是被称为“迎客第一碑”的《石台孝经》，它目前是国宝级文物。是由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并书写，太子李亨（唐肃宗）篆额，由宰相李林甫、国子祭酒李齐古主持，于天宝四年（745年）镌刻而成的御碑。碑文隶书，十八行，行五十五字，书法工整，字体雍容爽朗，端庄大方，结体庄严恢弘。据说当年碑刻好后，李齐古把拓本呈给唐玄宗过目，唐玄宗又写上了“孝者，德之本”鞠批文。碑体原石由四块黑色细石合成，长方柱体，四面刻字，高620厘米，宽120厘米。碑冠、碑身、碑座，共用35块巨石组合。碑顶雕刻着灵芝云纹簇拥的双层花冠和神龙，碑座上线刻双狮和卷草纹饰的三层石台垒起，显得庄重魁伟，所以被称为《石台孝经》。

《唐集王羲之圣教序碑》

王羲之圣教序碑局部（每个字都是如此飘逸洒脱）

也是国宝级文物。作者是“书圣”王羲之（303年—361年，一作321年—379年），东晋书法家。由于书法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唐太宗的提倡，王羲之的书法被认为是全国的正宗，其书迹为历代珍宝，影响甚大，故有“书圣”之称。碑林藏有王羲之《乐毅论》、《十七贴》、《冯摩兰亭》、《褚摩兰亭》、《唐集王羲之圣教序碑》等。还有唐咸亨三年（672年）刻立，由唐弘福寺和尚怀仁集王羲之墨迹中的字组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

《合阳令曹全碑》

曹全碑局部（君讳全，字景完）

该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185年），明万历初年在合阳县（今陕西合阳）萃里村出土。此碑为竖方形，高273厘米，宽95厘米，共20行，每行45字。记载了曹全镇压黄巾军的事件，也记载了张角领导农民起义波及陕西的情况，反映了当时农民军的声势和合阳县民郭家起义等情况，为研究东汉末年农民起义斗争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此碑石黑明如涂油脂，光可鉴人。文字清晰，结构舒展，字体秀美飞动，书法工整精细，秀丽而有骨力，风格秀逸多姿，充分展显了汉隶的成熟与风格。

昭陵六骏浮雕

该浮雕以唐太宗李世民征战疆场所乘过的六匹有功战马为蓝本雕刻而成，作品比例合度，线条明快，高度写实，是唐代石刻艺术中不可多得的作品。这是目前我国现存的绝无仅有的国宝。

唐太宗的六骏名为“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guā)”、“白蹄乌”。大唐开国初年，这些骏马都曾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或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或在战场上擒敌斩将、或在生死关头救过李世民性命。为了纪念和缅怀六骏，唐太宗李世民亲令阎立德、阎立本两位艺术大师，“手绘图本”用浮雕方式描绘六匹战马生前英姿列置于昭陵前，始终陪伴皇帝。可惜其中“飒露紫”、“拳毛騧”二骏，于1914年被盗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至今仍漂泊海外。其余四骏现存碑林。昭陵六骏刻于贞观十年，各高2.5米，横宽3米，皆在青石平面上起图样，雕刻人马形状的半面及细部。六骏姿态神情各异，威武雄壮，雕刻线条简洁有力，造型栩栩如生，显示了唐代浮雕艺术的最高成就。

《多宝塔碑》和《颜勤礼碑》

两碑作者皆为书法界有着“颜筋柳骨”之称的——颜真卿。不用多说了，这两块石碑也是国宝级文物。提到颜真卿大家一定不陌生，尤其是对书法稍有了解的更有共鸣，书法入门者大多研习颜体、柳体，绝大多数初学颜体。中唐时期，书法艺术向多样化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功力深厚的书法大师，也体现出了唐代书法的最高水平。其中以颜真卿、柳公权二人最具代表性，史称“颜筋柳骨”。 颜真卿的书法初学晋王羲之和唐褚遂良、张旭等人，后突破了六朝直至盛唐时期的“二王”为宗多少带有贵族化倾向的秀娟纤劲的书风。从而以圆转厚重的笔法代替了方折劲巧的用笔方法，形成浑厚遒劲，丰润奇伟，大气磅礴的艺术风格，独创出“颜体”字。颜真卿的书法是唐代一绝，相比书法更值得推崇的是颜真卿的人品和气节。在此我简要介绍一下：开元二十二年（734年），颜真卿登进士第，因能力超群、文采过人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颜真卿为人正直敢于坚持原则、敢于触动权贵。后因参劾权臣杨国忠而被贬为平原郡太守，世称“颜平原”。安史之乱时，平原郡隶属河北，颜真卿看出来安禄山的反叛迹象，一方面向朝廷奏报，另一方面积极备战，修缮加高城墙、拓宽疏通护城河、招募勇士守城。不久后安禄山果然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在范阳起兵。河北郡县很快都被叛军攻陷，只有平原城因为颜真卿的未雨绸缪而城坚守备、防守严密，叛军始终无法攻破。颜真卿派司兵参军李平骑快马到长安向玄宗报告情况，请皇帝敕令各地军队勤王，同时袭击叛军老巢。玄宗初起初听到安禄山反叛的消息，叹息道：“河北二十四郡，几无一忠臣耶？”等到李平到长安汇报了平原的战事，玄宗大喜，对左右的官员说：“一介书生，投笔从戎，真男儿也！”最后颜真卿被叛军所俘，叛军反复利诱希望颜真卿为他们所用。没想到颜真卿对叛军破口大骂、誓死不降，最终被叛军杀害。所以文天祥在《正气歌》里面赞叹道：“为颜（颜真卿）常山舌、为张（张巡）睢阳齿”。

《玄秘塔碑》和《大唐回元观钟楼铭》

说完了颜我再说柳。两碑作者为“颜筋柳骨”中的柳公权。柳公权二十九岁时进士及第，早年曾任秘书省校书郎。他的文化修养极高，经史子集无所不通，于唐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官居侍书，长在朝中。柳公权一生共历仕七朝，官至太子少师，封河东郡公，故世称“柳少师”。柳公权在颜体字开阔丰润的基础上加强了遒劲奇绝的一面，用笔挺拔，风骨峥嵘，神气清健，尽脱陈俗，从而自成一家，人称“柳体”。除了《玄秘塔碑》，碑林还藏有柳公权所作《神篆军碑》、《李晟碑》、《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等绝无仅有的书法珍品，堪称为稀世珍品。

上述，我所介绍这只是碑林中收藏的极具代表性的国宝级文物，碑林的藏品中涵盖了书法、雕刻、造像等等诸多方面。大家兴趣爱好不同，如果身临其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触。不过我真是建议大家有机会可以来到碑林参观，尤其是当你静静伫立在那些高大的石碑中间时，顷刻间宠辱偕忘，你仿佛能够听到石碑的窃窃私语。

西安老城墙

我们一般提到西安城都会联想到曾经的大唐长安城，但是我要遗憾的告诉大家，曾经辉煌壮美的长安城早已经被历史的长河所淹没。我们今天所说的西安老城墙确切地说是——明代西安城墙。西安人习惯称城墙内为古城区。明代修建的西安城墙墙高12米，顶宽12—14米，底宽15—18米，整体轮廓呈封闭的长方形，周长13.74公里，占地面积11.32平方公里。时至今日，西安城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城墙建造史、发展史，以及探讨城墙建造工艺、布局工艺、施工工艺等留下了绝无仅有的“活资料”。

1、形制齐备

现存的西安城始建于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年），洪武十一年（1378年）全面竣工，它是在明太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策指导下，在隋、唐皇城的城垣基础上建成的，当时是陕西的府城所在地。城池建成后明太祖朱元璋将次子朱樉册封为秦王并入住西安，同时，藩封、府治同在一城，在西安城内还修建了王府，因而当时城池设计规模宏大、设施齐全且施工工艺精良，建成的城池设施完备、坚固无比，再加上后来明清屡次修葺、增建，至今保存完好。实际上从明太祖朱元璋的内心一直非常向往西安，他通过读书、读史的了解，认为“天下山川唯秦中号为险固”，是立国建都的绝佳之地。以至于御史胡子祺曾上书请求正式迁都西安。但是，迁都是大事，不可轻易实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八月，朱元璋亲自委派皇太子朱标带领相关大臣巡视西安，让太子仔细考察关中地区的风土、民情、河流山川、钱粮兵马、进退守据等各方面情况，之后形成汇报资料向皇帝详细汇报，“再行定夺迁都之议”。可是实在不巧，太子朱标做事认真，又肩负皇帝的重任，凡到一处必考察民情，查阅县志，并对山川河流、城垣绘制成图。这一路考察细致，事必躬亲，以至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回到南京就病倒了，不久撒手人寰。失去了最中意的皇位继承人，这一下对朱元璋的打击太大了，以至于老皇帝很长时间都不能从悲痛中走出来，这也是朱元璋晚年喜怒无常的一个原因，大明朝的迁都之议就永远搁置了。

西安城墙设计科学、功能完备，除了主城墙以外它包括护城河、吊桥、闸楼、箭楼、正楼、角楼、敌楼、女儿墙、垛口等一系列军事防御设施。城墙四角各有角墙一座，城墙外有城壕。城墙上外侧筑有雉堞，又称垛墙，共5984个，上有垛口，可射箭和瞭望。内侧矮墙称为女墙，无垛口，以防兵士往来行走时跌下。城墙每隔120米修敌台一座，突出在城墙之外，顶与城墙面平。这是专为射杀爬城的敌人设置的。敌台之间距离的一半，恰好在弓箭的有效射程之内，便于从侧面射杀攻城的敌人。城墙上共有敌台98座，上面都建有驻兵的敌楼。最初的西安城墙用黄土分层夯打而成，最底层用土、石灰和糯米汁混合夯打，异常坚硬。后来又将整个城墙内外壁及顶部全部砌上青砖。城墙顶部每隔40—60米有一道用青砖砌成的水槽，用于排水，对西安古城墙的长期保护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安城墙四座城门分别有正楼、箭楼、闸楼三重城楼。闸楼在最外，其作用是升降吊桥，箭楼在中，正面和两侧设有方形窗口，供射箭用。正楼在最里，楼下是城的正门。箭楼与正楼之间用围墙连接，叫瓮城，是屯兵的地方。瓮城中还有通向城头的马道，缓上无台阶，便于战马上下。整个一座西安城就是一座军事要塞。

2、西安城门

明代建成的西安城墙主城门有4座，分别是：长乐门（东门）、安定门（西门）、永宁门（南门）、安远门（北门）这四座城门也是古城墙的原有城门。作为西安明城墙的原有城门因当时的军事防御需要，都是单门洞，且都修建了三道城墙，两道城墙之间又形成了瓮城。除永宁门外，其余三门现都只剩下两道城墙。从民国开始为方便百姓出入古城区，先后新辟了多座城门，至今为了方便交通，西安城墙已建有城门18座。从南边的永宁门开始顺时针依次为：永宁门、朱雀门、勿幕门、含光门、安定门、玉祥门、尚武门、安远门、尚德门、解放门、尚俭门、尚勤门、朝阳门、中山门、长乐门、建国门、和平门、文昌门。由于这18座城门的形成时间不同，所以建筑规格、风格也各不相同。

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同志

3、险遭拆除

今天，我们看到包括北京在内的绝大多数老城墙都被拆除了，在一个时期内城墙仿佛成为了城市发展桎梏，必须要拆之而后快。西安也不例外，1950年，刚刚从战争的创伤中稍获缓解的新中国马上面临着重建，尤其是城市的重建。当时，西安为了修建道路、兴建民房，打算拆除古城墙，将墙砖挪作他用。拆除城墙的报告被摆到了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面前，此事决定在西北军政委员会集体办公会上讨论。习仲勋发表了意见，他认为如果仅仅为了拆除墙砖用于修建道路、兴建民房的用途，没有必要拆除城墙，城墙是城市发展的历史，不应该随意去动它。委员会一致表决支持习仲勋同志的意见。随之，西北军政委员会以彭德怀、习仲勋、张治中的名义发出了《禁止拆运城墙砖石的通令》。这是习老第一次挽救西安老城墙。

习仲勋同志与西北局主要领导合影

但更大的危机还在后边。1958年伴随着大跃进，“拆墙风”开始在全国刮起来，首先从北京开始，各处的老城墙都不能幸免。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为了阻止北京老城墙被拆除曾据理力争，甚至失声痛哭，结果还是没保住，还被指责为“老保守”。这股风吹到西安后，一些人又马上站出来要求拆除西安城墙，当时的陕西省委批示“同意关于拆除西安城墙的意见”。这一次似乎西安古城墙已经在劫难逃了，但当时的有识之士是坚决要保城墙的，省委第二书记赵伯平立刻向已经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老作了汇报。习老得知情况后，立刻给文化部负责同志打了电话，指出西安老城墙是不可多得的文物，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不可以拆除。同时敦促文化部马上向国务院提交了保护西安老城墙的相关报告。1959年7月，经过讨论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要求陕西省遵照执行。这份文件挡住了“拆墙大军”。

改造后的西安老城墙（丝毫不会影响城市交通）

1981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老在一份内参上读到《我国唯一的一座完整的封建古城垣遇到严重破坏》的文章。文章写到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西安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是经济发展了，文物保护意识却淡漠了，为了所谓的经济利益，文物保护工作“靠边站”了。一些人开始打西安古城墙的主意，随意拆除墙砖卖钱，古城墙被拆得千疮百孔。又有一些人再次提出彻底拆除古城墙给城市发展“让路”的意见。看到这些，习老很着急，他立即让秘书给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打电话询问此事。之后亲自给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详细地介绍了西安古城墙的历史，强调了古城墙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再一次提出了我们要把西安古城作为文物留给子孙后代的观点。习老的来信引起了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重视，于1981年12月31日形成了《请加强西安城墙保护工作的意见》下发陕西省要求遵照执行。习老始终牵挂着西安老城墙，这之后习老又多次对西安老城墙的保护和恢复做出批示。1987年习老来到陕西调研，特意登上西安古城墙考察西安城墙保护建设工作。习老三次力挽狂澜终于保护了西安老城墙，给子孙后代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4、焕发青春

一座城市建筑就是一本厚重的历史，它承载了一个城市发展传承的历史。城市的发展哪能随便一拆了之？倘若把西安的旧建筑统统拆掉，全部换成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建的楼大厦，也就把一座千年古城的历史毁掉了，那西安，还有什么资格被称作历史文化古城呢？

伴随着国家的发展，文化的确立。近年以来大家逐渐树立起文化保护、环境保护理念。2009年8月28日，西安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西安城墙保护条例》。同年9月24日，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西安城墙保护条例》。西安古城墙被立法加以保护。明确了城墙墙体、城门、城墙内侧20米以内，城墙外侧至护城河外沿的区域以及四个城门内外侧的广场绿地均为保护范围，城墙内侧20米到100米的区域和护城河外沿180米以内区域都为建设施工控制地带。2011年9月，在西安召开了中国古都学会城墙保护专业委员会4+2城市第三次学术研讨会上，西安城墙保护基金会宣告成立，这是西安市探索城墙保护新模式的尝试。

在古城墙下举办的大唐乐舞中秋晚会

西安市已老城墙为基础营建了环城公园。随后，城墙上的排水系统加以完善，敌台和垛口逐步恢复。再恢复护城河，将黑河水经曲江池和兴东湖，引入护城河。护城河两岸植树后形成环城林带。花坛、草坪遍布城墙之下。从西门到东门，先后建成松园、牡丹园、石榴园、樱花园、吉备真园、含光阁、迷宫、元梯、吊桥、南门月城等游览点，每天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环城国际马拉松赛、环城自行车赛、长安古乐文化周、“唐都上元不夜城”主题灯会、中秋赏月、“钟鸣盛世，祈福长安”新年祈福等等，每年围绕着老城墙都要举办大大小小几十场活动吸引中外游客数以千万计。老城墙非但不是城市发展的桎梏，反而是城市发展的亮点、是西安的城市名片。

好了，各位读者本期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敬请期待我的下期——大雁塔、小雁塔。

作者简介：全勇据徳游艺签约作者，出生于北京，全氏一族在京城至今已经经历了整整6代人。作者业余时间尤喜明清历史，经常徜徉于博物馆，图书馆而流连忘返，深入研究了大量明清历史风俗，历史典故，历史事件等。曾经师从于北京周易协会副理事长，北京楹联协会秘书长，北京满族研究会理事 赵永生老师。在老师的指导下学术水平日趋精进，对清代宫廷饮食，医药，藩邸等多有研究，研究论文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