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才是30歲的常態
平庸才是30歲的常態
最近幾年，我們聽到越來越多“年少有爲”的案例。
比如李佳琦，27歲就年入千萬；柯潔11歲成爲職業棋手，17歲獲得世界冠軍，2017年與人工智能機器人AlphaGo的大戰引起全世界矚目；易烊千璽18歲就連續四年獲得《電視盛宴》年度最具價值藝人獎。
所以總有人覺得，年少有爲纔是常態。
其實不然，平庸才是大部分年輕人的常態。正是因爲年少有爲的人是極少數，媒體才喜歡報道他們，類似的新聞多了，就給了我們一種年少有爲是常態的錯覺。
身邊30歲左右的人，大多剛剛湊齊首付買了車或房，爲了還貸款，在職場中苦苦打拼，坐上中下層小管理者位置的已經是不錯的成就，還有些人根本沒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沒結婚的被催婚，結了婚的被催生。
在《非正式會談》第五季第四期中，提到的中國典型“社會時鐘”是這樣的：
0-10歲：學習各項課外技能，不斷考級；
10-20歲：背書+考試，不允許談戀愛；
20-30歲：到處投簡歷、找工作，被催婚；
30-40歲：成爲房奴、車奴、娃奴；
40-50歲：爲孩子的未來操心，省喫儉用，努力存錢；
50-60歲：終於有了自己的生活，也開始擔憂退休後怎麼辦；
60-70歲：花費大部分精力養生，還要幫忙帶孫子；
70-80歲：終於安定下來度晚年。
這張時間表對於任何對未來抱有美好幻想的年輕人來說，都是刺目而扎心的，但這確實就是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方式。
前幾天與北漂的朋友通話，她抱怨說最近與父母的爭吵越來越頻繁。
她說：“以前爸媽從來不反對我在外發展，他們覺得年輕人就應該多拼多闖。但今年我29歲了，在他們看來，不管你想做什麼，女兒到了30歲就該回家找份穩定的工作，然後找個人嫁了，結婚生子圖個安穩的生活。”
父母的期望反映的是一種叫做“社會時鐘”的概念，由美國心理學家伯尼斯·鈕加藤（Bernice Neugarten）在1976年提出，它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指標，即什麼年齡該完成哪些事情，人們都會有意無意地遵從這個節奏。
當我問那位北漂的朋友，到底會如何選擇時，她也猶豫不決。雖然不願妥協父母回家嫁人，但又害怕錯過成家的黃金時期，變成被婚戀市場嫌棄的大齡剩女，導致未來後悔遺憾。
這種掙扎的心態，正是個人意願與“社會時鐘”的拉扯所導致的。
“社會時鐘”反映的是同齡人的平均水平，人們通過和時鐘的對照，判斷自己在同齡人中的位置，如果落後，那麼焦慮是跑不了的。
他們害怕一旦接受平庸，就會步入《瓦爾登湖》的作者亨利·大衛·梭羅所描寫的人生狀態：“絕大多數人都過着一種平靜而絕望的生活。”
不可否認的是，年少有爲的人永遠是少數，絕大多數人的30歲，都在平淡無奇與焦慮中度過。
30歲時，沒人再告訴我們
“沒關係，你會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很多人之所以會焦慮，是因爲太愛比較。
曾經不起眼的小學同學，現在年薪已經三十萬，而你還領着幾千塊的工資；
同事家的老房子被拆遷了，政府分了好大一筆錢，同樣一筆錢，你需要奮鬥好幾十年才能賺到；
朋友們大部分都已成家生子，家庭幸福美滿，而你依舊孑然一身……
但人的一生中永遠都有遙遙領先走在我們前面的人，“別人家的孩子”、“我有一個同學”從小到大都存在，並不是30歲焦慮人羣的專屬。
30歲節點焦慮最獨特、最刺痛的原因在於，它是幻想與現實的猛烈碰撞，標誌着從小以來心安理得期望的終結。
小時候落後於別人也沒有關係，父母和老師就對我們說：“沒事，不要害怕，你會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童年或許令人痛苦，青春期或許令人困惑，但對大多數人來說，痛苦和困惑的背後，至少潛藏着一個長大後一切都會變好的希望，後來我們慢慢長大才明白，並不是每個故事都有一個好結局。
到了30歲，期望並沒有隨着年齡的增長而自動實現，現實往往事與願違——年薪離百萬遙遠得好像一輩子都達不到，腰上不知何時長出的贅肉怎麼也減不掉，全身上下冒出莫名其妙的疼痛，想要找到合適的伴侶，但又害怕無法妥善地經營關係，最終孤獨終老。
20歲即使虛無，前方還有一個未來可以期許，而30歲只能看到40歲的落寞淒涼，如果預期的美好在40歲時還沒有抵達，長時間與落寞現實的相處也就沖淡了悲傷。
正是在30歲時，我們才充分意識到自己生而爲人的侷限性，再也沒有人來安慰我們：“沒關係，你會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被同齡人甩開的差距似乎永遠也追不上，心底某個角落發出驚恐的疑問：“難道我的人生就這樣了？”
四分之一人生危機
其實也是一個成長機會
其實，在大好年華飽受煎熬的並不止你一個人，空虛、迷茫、焦慮是30歲上下人羣的常態。
歐美文化圈將這種不安概括爲“四分之一人生危機（Quarter-life Crisis）”，並不如字面意思所說發生在壽命的四分之一，而是指一個人完全變成成年人道路上的四分之一，差不多是30歲前後，25-35歲這段時期。2012年，美國作家海斯勒出版過一本書，就叫《四分之一人生危機》。
英國格林威治大學 Oliver Robinson教授主持過一個關於“四分之一人生危機”的調研，採訪了1100名年輕人，結果是：
“86%的年輕人都承認他們對自己的情感、工作和經濟狀況壓力爆表，五個人裏就有兩個覺得自己非常窮，賺的錢不夠養活自己，32%覺得在30歲之前找到結婚對象的希望很渺茫，21%渴望一次徹底的職業轉型，還有6%在盤算着移民。”
並且，進取心強、熱愛嘗試的人更容易受到“四分之一人生危機”的侵襲，焦慮的感覺會更強烈。
這樣的人抱有強烈的信念，堅信自己會成功，並且爲自己的人生髮展設下大大小小的目標，而當現實展示出冰冷的一面，就會感受到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感受到更多的沮喪、困惑與失望。
換句話說，30歲左右擁有極強進取心的人往往還比較天真，堅信努力就能成功，就是導致失望最大的原罪。
但經歷這樣的危機，並不是一件壞事。
焦慮代表的是對現狀的不滿，湧動的不安之下潛藏着對美好的嚮往、對蛻變的渴求，無論如何，這可比無所追求、渾渾噩噩地度日要好得多。
Robinson 教授認爲，“四分之一人生危機”的迷茫、焦慮、困惑雖然讓人痛苦，但長遠來看卻是一件好事，它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個成長的機會，從這段危機中走出來的人，都會對自己和生活有更深的認識。
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掙扎，是度過人生危機必經的過程，是邁入成長新階段的第一步。
遵循“社會時鐘”也沒有那麼可怕
有一部系列紀錄片的名字叫《人生七年》，比任何虛構作品都真實地反映了時間在生命流逝過程中的絕對力量。
1964年，英國導演邁克爾·艾普特（Michael Apted）開始追拍14個7歲的少年少女，每隔七年，艾普特就重訪一次這批人，跟蹤他們的少年、青年、中年，最近一期在2019年6月播出，曾經意氣風發的少年少女，如今已經是63歲的白髮老人了。
在人生的前半段，當他們計劃人生時，關注點無非是社會灌輸的財富、階級、地位等，但在生命末端，關注點都變成了生死、親情、健康、內心的安寧等無關階級、無關財富的東西。
約翰是其中一個“壯志未酬”者，出身於精英階層，7歲面對鏡頭時總帶着一副上層階級氣派，14歲時記者問他這一輩子想得到什麼，他笑着說：“名氣，和權力。”並下定決心要從政：“取消工人罷工權，改用司法裁決。”
另一個孩子問他：“那豈不是侵犯了工人的集會自由？”
他咄咄逼人地反駁：“你會把一個搶劫犯關進監獄，稱爲侵犯了他的搶劫權嗎？”
後來他並沒有如願以償涉足政界，成爲了一名律師。42歲接受採訪時，他微微發福，腦袋半禿，溫和地笑着說：“我現在很喜歡園藝，要是你以前告訴我，我會變得熱衷花草，我肯定會覺得那是個笑話。”
此時的約翰已經褪去了年幼時的鋒芒和戾氣，人到中年，他的眼睛裏再也沒有了憧憬和幻想，夢想的濃霧散盡，取而代之的是柔和溫馴。
約翰躋身政界的願望沒能實現，中年的他放棄了追尋，就這點來看，他可以算作是一個失敗者。
但當約翰將他整個戲劇般起起落落的人生鋪陳在面前，晚年面帶微笑地告訴你，他喜歡園藝，又會讓人感到，曾經的選擇根本無所謂對錯，內心經歷過的一切掙扎，在整個宏觀生命中是多麼微不足道。
他的溫和，並不是因爲對命運的屈從，而是生活的捶打確實使他變得成熟了。
接受平凡的約翰，遠比年少時鋒芒畢露、咄咄逼人的他更加可愛。
美國社會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在《技術與文明》中提到，現代工業時代最關鍵的機器：不是蒸汽機，而是時鐘。
因爲時鐘的發明，人類改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狀態，各個時間節點成爲人們思考和行動的參照點。誠然，如果沒有鐘錶，當今社會一定會崩潰，但由此伴生的副作用是，劃分得越來越精確的時間也爲現代人的生活帶來了極大壓力。
從這一角度來看，“社會時鐘”是一種劃分人生刻度的隱喻，它將人生劃分爲各個階段，對個人在某個節點的發展和行動提出建議，指導人們的生活。
約定俗成的“社會時鐘”其實沒有好壞的定義，有人把它看做一種制約，也有人把時鐘敲響視爲善意的提醒，告訴我們在某個人生階段該做什麼事，不至於在人生海海的航程中迷失。
大多數人遵循時鐘做事比較容易，因爲身體的健康狀況是按照時鐘走的，年輕時可以拼搏，中年時力求穩定，該結婚時結婚，該生子時生子。
遵循“社會時鐘”按部就班地生活，其實沒有那麼可怕。
你不必年少有爲，但必須三十而立。
論語所說“三十而立”的“立”包括三方面：
立身：具有一定的道德修養，類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的“修身”，也就是要形成比較成熟的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
立業：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來源。在古人看來，父母含辛茹苦把我們養大，如果年到三十還需要父母的撫養，是大不孝的行爲。
立家：組建家庭。30歲的人已經從一個孩子，變成了一個家的頂樑柱，從前依託別人，現在自己成爲一個家庭的依託。
“三十而立”並不是指事業有成，它代表着人生徹底“獨立”的開端，今後的路途，也許精彩，大多乏味，都必須由自己去面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