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時，著名理學家朱熹被任命爲江東提刑（相當於法院院長），但他卻主動提出辭免，理由是：他祖籍徽州婺源縣，有墳墓、宗族、田產，那裏屬於江東，所以應該回避。所以宋朝官員買田買地，都在異地，例如歐陽修也在不起眼的潁州買了一塊地，安度晚年。

上面的例子，實際上講的是古代官員兩項迴避制度：一是官員不能在自己老家做官；二是不能在自己有資產的地方當官。

一、官員迴避制度，是何時出現的

任官迴避制度，草創於西漢時期。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以其深邃的政治洞察力，提出了“仕官避本籍”的重大理論。這個理論的實踐，可以有效避免“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使中央政令執行不受干擾，減少腐敗。

二、古代執行迴避制是否嚴格？看完下例就知道了

宋神宗即位後，任用了敢於直言的吳充爲同知諫院（紀委書記），掌握言路。不久，王安石由翰林學士提拔爲參知政事，成了執政官，吳充便“引嫌解諫職，知審判院，權三司使”。

王安石提拔了，吳充爲何要“引嫌解諫職”？就是因爲避嫌，請求解除紀委書記職務。爲什麼要避嫌呢？原因很簡單，那就是他們二人是兒女親家，王安石的長女就是吳充次子的妻子。

如果僅此也就罷了，熙寧三年，也就是公元1070年，政府內核嚴重缺員，於是神宗想起欲用吳充擔任參知政事，王安石一聽不同意了，充與臣有親嫌，怎麼能安排在同一崗位上呢，儘管神宗認爲他們二人都很正派，以爲無害，但由於王安石的阻撓，吳充整整6年都沒能當上宰相，直到1076年，王安石被罷免宰相職務後，吳充纔在宰相位上過了把癮。

乾隆四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77年，浙江紹興府通判一職出缺，按人事任命制度，先由吏部文選司在初審基礎上選出符合條件的若干人選，再以抽籤方式決定取捨，結果，順天籍張廷泰中選。但在乾隆帝接見張廷泰時，聽出了他的紹興口音，因加詢問，得知其幼年曾隨父在紹興居住數年，於是乾隆取消原擬任命，讓張廷泰到福建任職去了。

三、迴避制度的逐步豐富和完善

漢朝的迴避制度，主要是親戚迴避。即有親戚關係的人，不能在同地或同部門做官。所謂親戚，包括婚姻關係，例如兒女親家。

再後來，出現了“三互法”，規定相當嚴格。“三互法”的意思是，甲州人在乙州做官，乙州人在丙州做官，那麼丙州人既不能在乙州做官，也不能在甲州做官。“三互法”的交錯迴避，禁忌過於嚴密，往往造成找不到合適的官員人選的局面。

東漢後期，幽冀二州的長官久缺不補。由於“三互法”的原因，全國十三個州中，有十一個州的人不得擔任幽冀二州的長官。

隋唐時代，迴避制度更加完善，縣級官員不能任用本地人。除了正副縣長，以下主管文書、財政、稅收、刑法的官員，也不能用本縣人，甚至不能用鄰縣人。

迴避制度到了宋朝，進一步豐富和完善：相同籍貫的人，不能在同一機關任職。那時候，爲了避免皇親干政，宋朝明確規定，皇親可以授予虛的官銜，享受待遇，但一律不準掌握實權，外戚也一樣。

北宋有個著名畫家，叫趙大年，很有才華，但畫的東西翻來覆去都是老一套，十分單調，原因就在於他是皇親，皇親不能隨便走動，必須集中居住，所以導致趙大年眼界狹小。

△趙大年書畫作品

除了親戚迴避和籍貫迴避，還有師生迴避。

古代以科考取官爲主，科場主考官和考中生員，即爲師生關係。官員赴任後，所在督撫要對他進行審查，發現故意捏造掩飾企圖逃避的，本人和有關官員都要受降職甚至革職的處分。

對於當今社會，迴避制度中值得參考的，或許是宋朝的資產迴避制度，宋朝官員不能在自己任職的地區購買資產。宋真宗時，曾有浙江華州州長崔端在轄地置業，被追究罷職，產業沒收。相反地，蘇東坡在杭州做官，就沒有在那裏買地，而是在江蘇常州買了一塊地，準備在那裏安度晚年。

明清時期的迴避制度更加嚴格。明朝規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只要想做官，就只能穿越半個中國。

清朝法律略有緩和，只規定不得本省爲官。一旦爲官，便要拿着身份證明，到外地上任，稱爲“避籍”。

清朝的時候，對縣級官員，有一個“500裏”政策，意思是說，官員必須在出生地以外500裏任職。這個政策特別指出，“500裏包括捷徑小路”。

不過，雖然迴避制度歷朝都認真執行，但也都有特例存在。從魏晉開始，就有皇帝特旨，令官員回本籍爲官，作爲嘉獎。宋朝推出了一些新規，修訂了迴避制度：官員父母如果沒有其他兒子，官員可以在本地做官，以便贍養父母，官員父母超過80歲，官員也可以就近做官。

四、迴避制度的兩面性

“迴避制度”確實有利於剷除腐敗的土壤，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但也存在一些問題。

一是不利於官員施政。官員遠赴他鄉，異地爲官，對於任職地的風俗很難事先了解，也可能會出現語言不通的現象，官吏治理必然存在困難。

二是不利於官員盡孝。過去大多數官員都是異地做官，所以做官時基本上沒辦法回家盡孝，只能在父母死後千里丁憂。這也是“忠孝不能兩全”的根本原因。

在中國封建社會，儘管迴避制度不能完全制止營私舞弊行爲，也杜絕不了腐敗，但對於防止和克服親屬關係對國家政權管理的干預，對防範朋黨、澄清吏治起了重要作用，對於當前各國公務員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也有一定的借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