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笔者来和大家谈谈吃和钱的事儿,而这就需要讲到与之息息相关的一个东西——恩格尔系数。

  19世纪统计学家恩格尔总结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这一规律也被后人命名为恩格尔定律。它的计算公式为:食物支出金额÷总支出金额x100%=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定律是国际上通常用来衡量大家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准,人们大都认为其具有普适性。上面这个公式可以理解为,恩格尔系数的结果值越低,我们的生活水品就越高。那么,恩格尔系数是否真的就能代表我们的真实生活质量呢?

  恩格尔系数引起的讨论

  根据《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中指出,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9%,中国第一次进入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富足区间,然而大多数人还没有认同这一数字,原因是从今年以来社零增速下降到榨菜泡面业绩亮眼,再到汽车市嘲金九银十”的惯例被打破等,这些现象似乎都再说明恩格尔系数指标是有局限的。

    恩格尔系数的局限

  恩格尔系数之魅力在于简洁,弊病也在于简洁。因为受到文化心理差异、地区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复杂因子影响,生活习惯、消费偏好等因素会存有差异。比如一个有趣的点是:吃。多年前,就有经济学家举过一个例子:杭州年轻人有钱后反而更爱下饭馆,导致恩格尔系数不降反升。类似的,广东经济发展全国名列前茅,但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原因还是“好吃”“重吃”“会吃”。160年前“不太懂吃”的德意志经济学家恩格尔,大概没能计入这样的文化差异。

  除此之外,恩格尔系数明显具有着以下的局限:

  1、恩格尔系数的算法之中并未解释食物消费支出占比减小的原因是什么。倘若是出于某种原因让人们节衣缩食,从而能够省出钱来应付一些必要的大额刚性支出,那么从这个角度,恩格尔系数的减熊可能反映的是居民生活质量的降低。

  比如从居民杠杆率上看,2006年~2017年间,其数值由18%暴涨至49%,10年不到便增加了超过30个百分点(参见图8),而美国的居民杠杆率从20%升至50%用了接近40年的时间。这也充分反映出国人背负的债务正在急剧增加。

    受此影响,相当一部分人的日常消费被严重挤压,从而很可能被迫省吃俭用。这时,恩格尔系数的降低更多是由于生活负担的加重所致,并不能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而这,也再度印证了恩格尔系数的“失灵”。当然,日渐增长的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同样会产生类似效果。

  2、恩格尔系数还受不同地区产品价格结构与政策实施的影响。例如,一个农业地区,果蔬等食品价格相对低廉,而工业品价格相对较高,这使得当地恩格尔系数的真实意义不同于以往。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局限性?

  在恩格尔所处的年代,全社会范围内的物质财富较为匮乏,居民收入水平也相对低下。“吃”自然是排第一位的。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今天的人们对于食品消费的要求也有所变化,不再满足于“维持生命”的层面,而是需要升级到“享受生活”的境界之中。

    现在,人们慢慢从为了解决温饱与基本生活(对应马斯洛需求层次中的“初级阶段”)就慢慢进入到了“为了自己的快乐”这一阶段(对应马斯洛需求层次中的“高级阶段”),即由生理需求转向精神层面的需求。

  “新恩格尔系数”

  在更加关注精神层面消费需求的现阶段,恩格尔系数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的形势,因此,用居民服务性消费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作为衡量当前居民消费升级与生活水平的判定标准的“新恩格尔系数”,显然要比恩格尔系数似乎更加适合。与恩格尔系数相反的是,“新恩格尔系数”越大,表明居民生活质量越高。最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自1995年至今,不同国家的“新恩格尔系数”的变化。

    结语:

  尽管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恩格尔系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但是随着时空的转换与环境的变化,恩格尔系数在今天已经不可避免地显现出种种局限性。 恩格尔系数持续降低,为中国总体发展而骄傲是应该的,但更要清醒认识到,现实的复杂性往往超越一个简单的经济学系数。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长盛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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