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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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日，一年一度的北京畫院“齊白石藝術國際研究中心”暨“中國傳統繪畫研究中心”2019工作年會期間，與會學者專程赴千年古剎北京法源寺尋訪齊白石遺蹤。當天，“齊白石寓居處”在法源寺正式揭牌。

民國初年齊白石北漂到京城，曾兩次入住北京法源寺。入住法源寺期間，齊白石在好友以及法源寺住持道階的提攜下，擴寬了人脈，增長了閱歷，加之錯綜複雜的湖湘人文關係網的共同推動，促成其進行“衰年變法”，並確立他在北京文藝界的一席之地。澎湃新聞刊發的此文爲作者對齊白石與法源寺關係淵源的最新考證文章。

李敖的《北京法源寺》使世人皆知法源寺。他以老辣的筆鋒塑造了清末民初一個個鮮活的歷史人物，如康有爲、譚嗣同、梁啓超等，他們在法源寺找到了共同的交集。

小說是可以假設的，歷史的真相是需要發掘的。法源寺——一座千年古剎，自唐代建立以來，不論是與佛教歷史，還是與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形勢都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歷代帝王、王孫貴族、社會名賢、文人墨客，都曾在這裏留下他們的足跡、墨跡和逸事。大量的碑文、詩賦記錄了歷史的真實痕跡。作爲北京建城史存在的可確定的歷史地理座標，可謂“北京歷史文化的源點”。所存歷史遺蹟也是史學家研究近現代史的重要啓發點。

2019年11月1日，北京法源寺，中國佛教協會駐會副會長、中國佛學院佛學院常務副院長宗性法師和北京畫院副院長吳洪亮爲“齊白石寓居處”揭牌。

揭牌儀式現場

一、緣起法源寺

齊白石曾兩次居住北京法源寺，分別是1917年和1919年，但居住時間都不長。齊白石的日記中並未記錄第一次居住法源寺的具體時間。但他在《白石老人自述》中回憶道：“陰曆五月十二日到京，這是我第二次來到北京，住前門外西河沿排子衚衕阜豐米局後院郭葆生家。住了不到十天，恰逢復辟之變，一夕數驚。葆生於五月二十日，帶着眷屬，到天津租界去避難，我也隨着去了。到六月底，又隨同葆生一家，返回北京，住在郭葆生家。後來又搬到西磚衚衕法源寺廟內，和楊潛庵同住。”齊白石第二次因避湘亂而入京，先住好友郭人漳家，又因張勳復辟暫避天津，回京後和楊潛庵一起入住法源寺。其入住法源寺時間約爲三個月。九月底，齊白石聽聞家鄉戰事稍定就出京南下。

對於1919年第二次居住法源寺，齊白石手稿中《己未日記》則有詳細記錄：“己未正月廿四日出門，行七日始到長沙......三月初二下午八點鐘買車據，十一點半開車往北京。初四日早到北京。見楊潛庵，伊代佃法源寺羯磨寮房三間居焉，當付佃金八元，立有摺據。”住了半年時間，因惦念湘潭老家戰亂中的父母妻兒，當年陰曆九月十三日便南歸。

目前可查到，齊白石的作品中確切記錄創作於法源寺的共7件。包括繪畫4幅、書法1幅、印章2枚。四幅繪畫作品分別爲《墨梅》(圖1)、《旭日圖》(圖2)、《山水四季屏》(圖3)、《磚紋若鳥稿》(圖4)。

圖1 《墨梅》 齊白石 軸 紙本 墨筆1917年 北京畫院藏

圖2 《旭日圖》齊白石 軸 紙本 設色1919年 天津博物館藏

圖3 《山水四季屏》 齊白石 條屏 紙本 設色 1919年 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藏

圖4 《磚紋若鳥稿》 齊白石 託片 北京畫院藏。百年前的1919年，將欲變法的白石翁居北京法源寺，偶見磚紋如鳥，遂畫。

其一爲北京畫院所藏1917年創作的《墨梅》，題跋“客京華法源寺”。其二爲天津博物藏收藏的創作於1919年的《旭日圖》，題跋有“己未四月弟齊璜制於法源寺”。其三爲創作於1919年、由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收藏的《山水四季屏》，題跋爲：“己未夏五月餘三客京華。寄萍法源寺。”其四爲北京畫院收藏的《磚紋若鳥稿》，題款：“己未六月十八日，與門人張伯任在北京法源寺羯磨寮閒話，忽見地上磚紋有磨石印之石漿，其色白，正似此鳥，餘以此紙就地上畫存其草。真有天然之趣。”書法爲齊良遲收藏寫於1919年的楷書手札，記錄了“時己未六月廿六日。白石老人記於北京法源寺羯磨寮”(圖5)。印章一枚爲北京畫院藏“三百石印富翁”，邊款刻“此石己未年居法源寺刻，庚申居前青廠補記，白石”(圖6)。

圖5 《楷書手札（之二）》齊白石 手札 紙本 1919年

圖6 《三百石印富翁》齊白石 朱文 青田石 1919年 北京畫院藏

《齊白石印草》還收錄一方齊白石贈予楊潛庵的印章“視道如華”(圖7)，邊款交代了齊白石移居法源寺，與楊潛庵同寓的緣由：“餘二十年來嘗遊四方，凡遇正人君子，無不以正直見許，獨今年重來京華，有某無賴子欲謀騙吾友，吾友覺，防之。某恐不遂意，尋餘作難，餘避之潛庵弟所居法源寺如意寮。傾談金石之餘刻此印。丁巳八月二十八日。兄璜並記。”此印上還有楊潛庵刊刻記錄：“餘未弱冠，遨遊四方。孤旅鮮悰，十八年矣。比居蕭寺，心跡雙宗，聊宋佛說，倩白石先生制印，用證淨樂雲，丁巳九月潛庵楊昭儁記。”可見齊白石1917年是先借住楊潛庵所居法源寺的如意寮。1919年第二次到北京自己才花租金入住法源寺的羯磨寮。

圖7 《視道如華》 齊白石 1917年

二、羯磨寮敘事

筆者多次到法源寺參觀，希望能找到齊白石居住的準確位置，抑或是能找到其留下的蛛絲馬跡。如意寮並沒有準確的文獻記載，但對於1919年齊白石曾居住過的羯磨寮，有了新的發現。羯磨，梵語讀karma，也譯曰：業，作授或懺悔等業事之一種宣告式也，以由此宣告文而其事成就故也。寮，是小屋之意。據此推測羯磨寮原本爲寺中用來懺悔、文思的禪堂。近日從中國佛學院教務處可潛法師處得知羯磨寮爲大悲院西側院內僧舍。另據《法源寺志》記載：“羯磨寮(大悲壇左側院內)”。《海法真源》記錄：“教授寮在大悲壇右側院內，羯磨寮在大悲壇左側院內，廊下有一井。”大悲壇現爲觀音殿，右側(東側)教授寮三間住着德高望重的法師，左側(西側)羯磨寮三間現爲僧人課堂。廊下並無井，問詢中國佛教圖書館無心法師，被告知井早年已填埋(圖8)。通過羯磨寮前小路便可到達藏經閣。藏經閣是整個法源寺最後的建築，此處環境幽靜清逸，閣前有古老的銀杏樹和綠蔭滿院的海棠。從觀音殿到藏經閣，平面佈局採用了“欲縱先收”的園林建築風格(圖9)。羯磨寮正是曲徑通幽之處，非常適合居住生活。齊白石花八元租得羯磨寮三間是相當值得的，在當時這樣的房租費用也算價格低廉。

圖8法源寺羯磨寮 齊白石曾在此居住

圖9 法源寺平面圖（一誠法師：《法源寺志》，五洲傳播出版社）

此外，《法源寺志》中記錄羯磨寮民國額聯三幅。

內柱聯爲：“月炳智珠洞幽燭隱，霜橫慧劍蕩穢降魔。同治十年臘月八日香南居士崇恩書。”

外柱聯爲：“佛海勵清修旃檀永護，法雲垂福廕松柏長春。海祥等頂禮。”

寮內額爲：“學古有獲。蓬巢吉祥題。”

有趣的是，香南居士崇恩爲滿洲正紅旗，清皇室，素與學者、書法家交好。與其關係最密切的書家則爲清代三百年書壇第一人—湖南道州何紹基。何紹基在其《東洲草堂詩鈔》卷十七到卷二十一中，與崇恩唱和的詩就達38首，這些詩既是二人日常交往的見證，也是他們深情厚誼的真實流露。崇恩的書法風格也受到了何紹基的影響。而齊白石40歲前所寫書法風格也是一番酣暢淋漓的“何體”行書。《白石老人自述》中談到齊白石“起初寫字，學的館閣體，到了韶塘胡家讀書以後，看到了沁園、少藩兩位老師，寫的都是道光間我們湖南道州何紹基一體的字，我也跟着他們學了”。時隔十年，當齊白石入住法源寺時，每日看到羯磨寮柱上掛着何紹基體書風的對聯，又會是怎樣的心境。

入住法源寺的齊白石，除每日作畫寫字刻印外，多是到琉璃廠南紙鋪賣畫刻印，並掛了潤格，開始鬻畫生涯。他說：“到了北京，仍住法源寺廟內，賣畫刻印，生涯並不太好，那時物價低廉，勉強還可以維持生計。”其實剛來京城的齊白石，一是爲了躲避湖南湘潭家鄉的戰亂和兵匪的騷擾;二是考察北京的藝術市場，以及與在京的湖南同鄉建立起新的聯繫，以便爲以後長居北京做長遠打算。齊白石選住法源寺，應是出於地理位置的考慮。

法源寺位於宣南區的中心。宣南文化區形成是在清初期，清政府實行漢旗分城而居的制度。八旗子弟居內城，漢人居外城。在宣武門以南，外城逐漸形成了一個以漢族朝官、京官和士子爲主要居民的“宣南”地區。文人會館也多產生在宣武門外一帶，也是同鄉會聚場所，形成了龐大的“宣南會館區”。法源寺距爛縵胡同的湖南會館僅500米，離湘潭會館1.2公里，離湖廣會館1.5公里，步行到琉璃廠也在半小時以內。

早年在京的湖南會館主要服務於進京趕考的同籍士子和同籍官員。以湖南當地先賢爲榜樣，給參加考試的湖南士子提供精神支持和物質保障，助其爭取金榜題名。民國後，在社會鉅變的影響下，在政府明文政策的規定下，北京湖南會館逐步演變成了同鄉會組織，凡是同鄉人士均可以在會館居住。民國時期，隨着國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變動，北京的湖南會館參與到“辛亥革命”“驅張運動”和“維護水口山礦權”等政治和經濟運動中。孫中山曾五次到湖廣會館，國民黨的成立大會就是在湖廣會館進行的。

但是在這樣一個歷史的變革時期，齊白石好似並未受到政局的影響，反而在亂世中找到了自己的處世之道。他與門人張伯任在羯磨寮閒聊，發現地上磚紋有磨石印之石漿，其色白，像一隻小鳥，便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元書紙畫了這隻小鳥，留存其草稿，並在小鳥翅膀處寫上“真有天然之趣”六個字。也只有如孩童般真摯的眼睛才能發現自然中的美。齊白石正是這樣，在追求藝術的道路上保持了天然未加修飾、毫無矯揉造作的心態。在仕途的選擇上，齊白石也一再表示決不做官。他入住法源寺後所記的第一篇《己未日記》，還以兒童式簡筆法畫了四幅居法源寺的圖稿。一幅畫一城樓，後面是兩股滾滾濃煙，觀之不知何故，日記上寫：“己未七月初八日遊城南遊藝園，遠觀晚景，其門樓黃瓦紅壁，乃前清故物也。二濃墨畫之煙乃電燈廠炭煙，如濃雲斜騰而出，煙外衡染乃晚霞也。”讀之才恍然大悟，齊白石真實地再現了民國初期的工業污染(圖10、圖11)。

圖10 《己未日記》第一頁 齊白石 1919年 北京畫院藏

圖11 《己未日記》第二頁 齊白石 1919年 北京畫院藏

其二畫遠山如黛，鳥兒歸林，前排蘆葦一叢，白石寫道：“北京將晚時遠觀晚景。”(圖12)其三畫小屋一間，屋門口一小人向外張望，地上濃黑墨點縱列排布。上題：“此地貧居老萍願家，爲己未七月初八日有京城外歸畫此。此大墨點秋來之紅勝於春花，問污土人知爲鐵掃帚。”彷彿畫的是自己在羯磨寮居住時思家的心情(圖13)。其四畫於湖南胡、姚石倩去社稷壇(中山公園)遊玩看到黃昏時的公園情境，題有“時值黃昏，餘霞未減，樹影朦朧。餘刪去閒人遊女，以之境畫止成圖，恐觀此者必謂大非公園。因作是記。己未七月九日，白石老人居法源寺，時槐花正開”(圖14、圖15)。

圖12 《己未日記》第三頁 齊白石 1919年 北京畫院藏

圖13 《己未日記》第四頁 齊白石?1919年 北京畫院藏

圖14 《己未日記》第五頁 齊白石 1919年 北京畫院藏

圖15 《己未日記》第六頁 齊白石?1919年 北京畫院藏

此外，《己未日記》還記錄齊白石發生在法源寺的其他趣事，如他得到了一串法源寺僧人送友人，又轉贈他的六道木珠串，齊白石無比珍惜，“物雖賤，來路遠，可不棄也”。

三、交遊廣記

法源寺的地理位置當然也決定了齊白石的交遊範圍。《白石老人自述》中稱，1917年齊白石在法源寺，除易實甫、陳師曾二人以外，又認識了江蘇泰州凌植支，廣東順德羅癭公、復勘兄弟，江蘇丹徒汪藹士，江西豐城王夢白，四川三臺蕭龍友，浙江紹興陳半丁，貴州息烽姚茫父、張滄海，還認識了兩位和尚，一是法源寺的道階，一是阜成門外衍法寺的瑞光，後來拜齊白石爲師。舊友在京的，有郭葆生、夏午貽、樊樊山、楊潛庵、張仲颺等。新知舊雨，常在一起聚談，客中並不寂寞。

這裏需要重點提到兩個人，一是楊潛庵，一是道階。

齊白石入住法源寺跟楊潛庵有着莫大的關係。楊昭儁，字潛庵，室名淨樂宦、環碧草堂，湖南湘潭人。其父楊芷生，爲何紹基的高足，同治、光緒年間以書名稱湖南。楊潛庵受父親影響，擅長篆刻，精鑑別，富收藏，善篆隸，楷書學六朝造像。大約1913年開始久居北京，民國初曾任總統府祕書。同爲湘潭人的易宗夔著《新世說》，這樣誇讚楊潛庵：“日者偶過法源寺僧寮，遇一能書者曰楊潛庵，詢其淵源，則幼承庭訓，學書從鐘鼎篆隸入門，而尤得力於鄭道昭，復與李梅庵、曾季子相往還，商確碑拓，其論書每有獨到處。”楊潛庵與齊白石同爲王闓運的弟子。楊潛庵去江南任職，王闓運還作《送楊潛庵從事江南》一詩，並告誡其“才易財難世所知，幾人橐筆共干時，通家那用詩爲姕，去國難憑字療飢。豈有熱心求立憲，祇愁冷眼更嗟卑。江南正謁騷壇主，拂試塵埃定賞奇”。

都是老鄉，又爲同門師兄弟，齊白石和楊潛庵，二人同住，必定是心有慼慼焉。齊白石曾爲楊潛庵刻了一大批印章，僅榮寶齋出版的《齊白石印影》中就收錄23枚之多，如名字印“楊昭儁”(圖17)、“叔子”、“楊叔子”、“潛庵”，收藏印“阿潛眼福”(圖16)、“楊昭儁觀”、“淨樂宦藏”、“阿潛欣欲”、“楊潛庵藏”、“昭儁奉貽”，閒章“淨樂無恙”“歌事遂情”“枕善而居”“視道如華”等。齊白石還刻了很多“阿潛”“阿潛書畫”，如此稱呼可見二人關係親密。再如其刻的“楊昭儁印”，邊款題：“餘刊印每刊朱文，以古篆法作粗文，欲不雷同，時流品中多昧。潛庵弟雖不能刊，能深知矣。”可知齊白石以楊潛庵爲知己。

圖16 《阿潛眼福》 齊白石 1917年

圖17 《楊昭儁》 齊白石 1917年

“枕善而居”印章(圖18)邊款雲：“餘嘗遊四方，所遇能畫者陳師曾、李筠庵，能書者曾農髯、楊潛庵先生而已。......潛庵贈餘書亦多，刻石以報，未足與書法同工也。丁巳七月中，齊璜並記，時二十日，由西河沿上移炭兒衚衕。”又可見齊白石對楊氏書法藝術的肯定，二人互贈書印，切磋技藝。此外，齊白石還爲楊潛庵作畫多幅，如《花鳥草蟲冊》八開，以及爲其三十七歲祝壽時畫的《墨梅》。

圖18 《枕善而居》 齊白石 1917年

另有齊白石與陳師曾、姚華等一同畫《秋館論詩圖》(圖19、圖20)贈送楊潛庵。楊潛庵的自刻印集有《淨樂宧印存》。從齊白石爲其刻的“淨樂無恙”(圖21)邊款可知楊潛庵在法源寺的居所稱爲淨樂宧。邊款雲：“餘居京師法源寺，李道士曾言：餘居曰淨樂宧。丁巳五月南遊滬，瀕適都門，倉促戰起，以爲所蓄碑拓印後糜有孑遺矣。及返而寺齋無恙，亟制此幸。齊璜刊，潛庵自記。”楊潛庵還曾於1932年爲陳師曾、姚華刊印《姚陳印存》。在陳師曾手稿中還有寫給楊潛庵的信，探討拓印的經驗。楊、陳、齊經常在一起交流印藝。陳師曾也爲楊潛庵刻過很多印章，其中不少有齊白石邊跋。關於齊白石與陳師曾的交遊可能從楊潛庵處開始，在衆多文章中有提到，此不贅述。

圖19 《秋館論詩圖》 齊白石 冊頁 紙本 墨筆 1917年

圖20 《秋館論詩圖》 姚華 冊頁 紙本 設色 1917年

圖21 《淨樂無恙》 齊白石 1917年

另一位決定齊白石能否入住法源寺的重要人物爲道階法師。他在齊白石入住期間爲法源寺住持，是齊白石日記中經常提到的人物。如《己未日記》提到1919年農曆五月五日，道階請齊白石喫素齋過端午節。還有道階曾借過齊白石大約一百元大洋，並如數歸還。可見齊白石與道階關係並不尋常。

道階法師在民國有着重要的影響力。其爲湖南衡山人，生於清同治九年(1870年)。光緒十五年(1889年)在衡陽智勝寺出家。早年曾受到寄禪法師(八指頭陀)開示。1909年受清一法師的勸請，在北京弘慈廣濟寺，接志果法座。1911年發起成立中華佛教總會、佛教僧林會。這年冬日，法源寺住持志果退位，由僧錄司呈內務府，奏請欽定道階爲法源寺住持。時任住持的道階法師爲法源寺乃至中國佛教事業做出過極大貢獻，他在法源寺所做傳戒、紀念佛誕等佛事活動，在當時產生很大社會影響。他還主持完成了《法源寺志》稿本、《北平法源寺沿革考》、《新續高僧傳四集》的撰寫工作，這些著述成爲研究法源寺的重要歷史文獻。

民國時期的法源寺通過道階的努力，逐漸成爲北京乃至全國的佛教中心，也成爲湖湘文化圈北京集會之所。

1912年，武昌起義，全國響應，民國肇建時“提拔寺產，興辦學校”的口號在社會上醞釀，全國寺廟受到威脅。爲了安定佛教，德高望重的寄禪法師聯合十七省僧侶，在上海設立“中華佛教總會”，在北京法源寺設機關部，由道階任機關部部長，在法源寺設立“法師養成所”，教育僧徒，培養人才。後來湖南寶慶發生了地方人士搶奪寺產，銷燬佛像的事件，當地僧侶聯名奏請北京內務府，請求覆文，內府置之不理。寄禪遂來京交涉，由弟子道階陪同赴內務府，爭辯良久，無果而散。道階又不顧戒期未滿，去拜訪總統袁世凱與總理趙秉均。結果第二日寄禪便示寂了。消息傳來，舉國譁然。佛教領袖與政府交涉後憤然離世，使法源寺一時成爲全國佛教界的焦點。悼念寄禪法師當日，有千人到場，各界名流紛紛前來弔唁，也使得法源寺日漸凸顯其佛教中心的地位。

道階曾於1913年夏天，發起了紀念釋迦牟尼佛誕辰2940年的紀念大會，法會莊嚴隆重，當時社會名流爭相參與，嚴復、梁啓超、王式通、孫毓筠、羅癭公等諸公皆參與其中。

1914年，齊白石的老師王闓運在81歲高齡時被招入京擔任國史館長。這年春，道階做留春大會，邀請王闓運爲壇坫主，與會者百人之多，先朝耆老，一時名士，共賞丁香。王闓運首唱五律二章，並繪有《留春圖》。這一年正值袁世凱復闢前期，王闓運《法源寺留春宴詩集》序言中亦有一番感慨之詞：“東南漸定號爲中興，餘則息影山阿，不聞治亂。中間雖兩至輦下，率無久留。垂暮之年，忽有遊興，奧以甲寅三月，重謁金臺，京國同人，既皆失職。其有事者，又易昔時。懷刺不知所投，認啓不知所同。乃仿舊跡，猶識寺門。遂請導師代通鄙志，約以春盡之日會與寺。”與會者或詩或詞，共留詩詞27篇，序文1篇。《法源寺志》稿本中錄入當時丁香會詩文25篇，其中包括陳師曾、姚茫父、夏敬觀、高步瀛、羅惇曧等明賢詩文。

法源寺丁香一直是北京最負盛名的賞花勝景，被稱爲“四大花事”，並被附庸風雅地命名爲“香雪海”。明清時期，宣南地區爲士人集中居住區，他們往往就近到法源寺遊覽。再加上法源寺原名“憫忠寺”，其歷史記錄裏充滿了中國傳統文化“忠孝節義”的道德觀。每年春季的法源寺，成爲文人士子必去的賞花吟詩之聖地(圖22)。其中包括著名學者顧炎武、洪亮吉以及書法家何紹基等。紀曉嵐、黃景仁、林則徐和名噪一時的宣南詩社成員，也曾在這裏留下足跡和詩篇。龔自珍還在法源寺留下“詞流百輩花間近，此是宣南掌故花”的佳句。

圖22 民國法源寺丁香詩會照片

齊白石曾於1919年參加由道階發起的法源寺丁香會。此次丁香會由王式通、樊增祥、易順鼎、董康、羅惇曧、高步瀛、章華七人唱首，約客數十人。陳師曾賦詩《法源寺餞春，會雨中看丁香》，先說寺中丁香盛景：“看花每與東風載，路轉幽房出前殿。千百丁香初解結，一一莊嚴佛面。宣南古寺此爲佳，時惹遊人集如霰。”又爲國家政權更迭，繁華一瞬而感慨：“王霸繁華過眼非，舊巢屢換新巢燕。莫嗟韻事漸消歇，未可臨文焚筆硯。釅茶聊爲洗愁腸，惡詩且復追羣彥。”姚華賦詩如《己未三月二十日法源寺餞春，師曾詩先成，遂依韻作書與道階和尚》，詩云：“連年看花要筆戰，碾塵千足來入殿。日下看花不當春，三月風多沙注面。愁中悔放桃李過，猶喜丁香開似霰。忽逢佳會意相逐，好雨轉作催詩宴。”後又有樊增祥賦詩《三月二十二日約客過法源寺看白丁香適是日齋飯於僧寮賦示同遊諸公》，宗子威賦詩《甲子三月法源寺道階上人同樊山沅叔書衡癭公邀赴丁香宴集》，方守益作《謝義寧陳師曾寄扇畫竹、書新詩，用其法源寺餞春十七韻》一詩。但是齊白石在此次丁香詩會後，未留下隻言片語，不知何故。

道階法師宿愛文人翰墨，和湖湘文人多有交遊，其禪室更是文人書畫點綴其間。曾有《朱氏姊妹合璧牡丹卷》題跋記錄，李德羣帶女眷來京，楊潛庵特邀湖南畫家尹和伯的弟子朱氏姊妹畫牡丹，裝贈道階法師。可見道階法師更喜歡湖湘一脈的繪畫藝術風格，因而對齊白石這樣一個詩書畫印皆擅的湖南老鄉，不僅提供了遮風擋雨的生活保障，而且應在其他地方多有提攜，只是未能從文獻上一一考證。

四、道階頌碑考

民國文人墨客對道階法師弘揚佛教文化和對文化界的無量功德多有讚譽。如楊潛庵1916年曾寫《道階頌》：“勝蹟既微，綿綿若縷。不有開士，疇紹厥緒。惟師之生，般若夙成。生融之學，觀肇之名。水月澄心，雲霞寄思。道葉之什，辨逾巖議。思弘大法，言反衡湘。”周肇祥《道階法師像贊》雲：“惟大師之挺生，當末法之方撓。非性相能貫通，安所資以匡導。立四願與四誓，遂周遊而奔趠。播舍利之威光，照昏衢若朝杲。”

除歷史資料所留下的墨跡可以反映道階在民國文人中的重要地位外，筆者還發現了實物性的證明。在法源寺天王殿東側鐘鼓樓前有兩排清代到民國時期的石碑。前排居左者爲《道階法師弘法頌碑》(圖23)，立石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此碑爲法源寺裏唯一的篆字碑，是當時寄居在法源寺的楊潛庵於民國四年(1915年)撰書的一篇頌揚法源寺住持道階法師的頌文。後於道階法師圓寂三年，即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重新以篆字書寫，並篆額立碑，以補法源寺尚無篆文碑之缺，並作了跋文，說明原委，刻於碑陰。

圖23 道階法師弘法頌碑

碑身通高240釐米，座寬94釐米，座高50釐米，座厚30釐米。正面有浮雕枝卷團花，背面浮雕織抱蕊，圖案精美。碑額陽面爲淺浮雕環雲抱篆書題“道階老法師弘法之誦”。陰面淺浮雕環雲抱篆書題“碑陰題名之記”。

碑陽共19行碑文，每行32個字，記錄道階法師的生平以及頌揚其功德(圖24)。

圖24 道階法師弘法頌碑 碑陽拓片

碑陰爲隸書，記述了立碑來龍去脈(圖25)：

圖25 道階法師弘法頌碑 碑陰

道階法師弘法頌，爲餘乙卯九月寄居法源寺時所制。是時，道公方由京師歸衡山，謀勒石山阿，未果。文用北朝書體，錄成長卷。多好見之者，輒題名卷尾，得數十人多。一時，知名士藏法源寺中，久不省記矣。

甲戌二月，道公示寂南洋。適其法孫梵月和尚繼席法源寺住持。承積疲憊之後，百廢俱興。佛門龍象，非過譽也。梵師孝思不匱，既遣其親，由南洋迎回靈骨，建塔寺中。又豈義寧陳三立爲銘，用彰玄德。憶及拙制弘法頌。瑣爲重書，並封塔右。餘嘉其不忘道公昔年維護正法之勤，欣然命筆，又以燕都碑碣林立，獨缺篆書。即作篆應之。並仿石淙詩序例，將各人題名勾刻於陰，以存手跡。囈!二十年來，不啻一彈指頃。而滄桑迭經，人命脆薄。當時題名之士，十九化爲異物，存者亦率散之四方。餘以衆者久旅於茲，乃爲故人注石。獨立蒼茫，感可知矣!爰復題記聊志歲月雲。

由此可知，跋文上端所書39人，均在法源寺曾觀楊潛庵所撰寫的《道階法師弘法頌》，後題名於卷尾。這39名民國耆老的題名中，赫然寫着“湘潭齊璜頻生”。另有京劇作家羅癭公、書畫家羅復堪兩兄弟，長沙著名詩人章曼仙，北洋軍閥執政期間任總統府祕書的陳任中，外交部祕書兼參事陳慶龢，學者江瀚，文學家夏孫桐，交通部參事蔣尊褘，郵傳部參議李稷勳，國務院祕書長王式通，總統府祕書鄭沅，招商局董事會會長楊士琦，北京政府平政院第一庭書記官汪曾武，印鑄局局長易順鼎，印鑄局主任楊毓瓚，國史館編纂陳嘉言，平政院評事賀俞，齊白石好友、詩壇領袖樊樊山，國史館左紹佐，北京中央法政學校校長張則川，平政院任記錄科主任壽鵬飛，黎元洪副總統祕書宗彝，教育家熊崇煦，畫家姚華，近代藏書家邵章，國史編纂處張朝墉，書畫家郭尺巖，史學家瞿兌之，文學甲寅派代表梁家義，北京大學國史館編纂處陳相忠。筆者按照題名從右至左的順序，附錄名單如下(編注：表1略)。

其中湖南籍13人、湖北籍6人，來自湖廣地區的佔了一半的人數。參與者、題名者多爲清末貢生，只有陳師曾、熊崇煦、陳毓華、邵章曾留學日本。這些人中有懷着強烈遺民情結又兼仕民國者，例如易順鼎、鄭沅、王式通、瞿宣穎等人，又有站在時代的前沿，充滿了革故鼎新的精神者，如陳任中、蔣尊褘和留日歸來的陳師曾、熊崇煦、陳毓華、邵章。

從第一、第二排的生卒時間來看，題跋時間較早。根據1914年出版的《寒山社詩鐘選甲集》、1925年出版的《(稊園)江亭修禊詩》、1936年出版的《清溪詩社詩鈔第一輯》、1955年出版的《稊園吟集甲稿》可知，題名的前兩排民國人士皆爲稊園詩羣成員。稊園詩羣組織很複雜，包括寒山詩社、稊園詩社、青溪詩社、咫社、稊園吟社等，都是由關賡麟創辦。關賡麟在民國禊集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曾歷任鐵路總局提調、路政司主事、京漢鐵路局局長、北洋政府交通部路政司司長、北京交通大學校長、交通部粵川鐵路督辦、平漢鐵路局局長。詩羣的活動地點就設在關賡麟位於北京南池子官豆腐房衚衕的別墅“稊園”之中。整體來看，其成員的創作明顯帶有清遺民的繁華故國之思。

北京法源寺內“齊白石寓居處”揭牌， 2019年11月

可見在民國政府任職的楊潛庵，通過自身實力，籠絡了一批能詩善畫的清遺民和民國政要，而其中大部分以湖湘士人文化圈爲主。這批民國耆老名士又皆與道階法師交好，因此爲高僧大德在佛教和文化界的影響力而留下題名。這樣在無形中，二人建構起了民國時期的文化生態圈。深究其中複雜關係以及各種紐帶牽連，可以想見齊白石身處法源寺，在楊潛庵和道階的影響下，他的生活狀態和藝術風格必然會深受影響。在如此錯綜的人脈關係和政局動盪的環境下，齊白石在法源寺裏當然不會獨善其身、悶頭創作。他既能與民國遺老一起詩文唱和，又能爲革故鼎新派題詩刊印，並使得京師的各界人物越來越認可其藝術與人品。不能不讚嘆白石老人的智慧。

朱悟園這樣評價：“以白石之智巧，不必其出里閈而名固可行遠而傳後。白石其果何心邪?然吾知其絕不爲祿利也。”

也正是在法源寺，齊白石擴展了更多的人脈關係，見識了多樣的書畫風格，增長了閱歷，纔有了“衰年變法”的想法，併發出“從此決定大變，不欲人知，即餓死京華，公等勿憐”的呼聲。入住法源寺可謂非常正確之選。白石老人對法源寺的一草一木，都充滿了情感，再來這裏不禁感慨：“破笠青衫老庶民，法源寺裏舊逡巡。重來幸有桃花在，認得衰翁是故人。”

(本文原題爲《法源寺裏舊逡巡：齊白石與法源寺關係考》，作者供職於北京畫院理論研究部。感謝中國佛學院教務處可潛法師、中國佛教圖書館無心法師對本文提供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