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隈重信：最後的勝利者（下）

　　（早稻田大學內的大隈重信塑像）

　　【東瀛視角】

　　——日本歷史人物系列之二

　　國家道路之爭

　　“文明開化”、“脫亞入歐”是明治維新的導向，但這只是一個大致的方向和綱領，真正開始實行起來，明治政府領導人才感到問題重重，一時茫然不知所措。他們意識到，必須要探討日本究竟走什麼道路和“脫亞入歐”的具體路徑了。

　　1871年11月，巖倉具視率領一衆高官訪問歐美，主要目的就是探討日本究竟應走什麼道路。在美國，他們震驚於其繁榮發達。但真正使他們受到強烈震撼的，還是當時最爲發達的英國。以蒸汽機爲動力的紡織廠、造船廠、鍊鐵廠、機器製造廠、鐵路、機車製造廠，還有現代的銷售系統、商業網絡、制度……這一切使他們頓時經歷了休克般的猛擊。大久保利通幾乎崩潰，他認識到英國這種令人生畏的發達是建立在政治、經濟、實業和文化的綜合性基礎上的，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日本根本無望實現英國這種現代化。大久保利通本就言語不多，此時更加沉默寡言，以後幾乎一言不發，似乎一直陷入沉思之中。

　　1873年3月初，他們來到德國，見到了俾斯麥。統一不久的德國給了他們一個意外的驚喜，他們突然發現、找到了日本的現代化發展之路。因爲不久前德國還是許多分裂的小邦國，普魯士崛起後，在首相俾斯麥的領導下，經過1864年的對丹麥戰爭、1866年的對奧地利戰爭和1870-1871年的對法國戰爭，最後統一。在俾斯麥的領導下，迅速統一了軍隊、政府機構、法律、制度、貨幣、度量衡、鐵路等等。德國統一比日本的“廢藩”僅早7個月，日本國情與德國國情確實非常類似，德國正在解決的問題就是日本正在面臨的問題，德國成功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方法、措施，對日本有直接的借鑑意義。而且，德國發展落後於英國法國，正在實行中央高度集權、舉國一致的“追趕”戰略，卓有成效。

　　德國見聞特別是與俾斯麥的會談，使大久保利通深受啓發，大爲振奮，從“英國衝擊”中恢復過來。他認爲德國道路、德國模式就是日本應走的道路和學習模式。此時，日本國內一些政府留守人員希望大久保利通回國處理積壓政事，他也認爲在德國已經找到了日本現代化道路的答案，考察目的已經達到，不必再到其他國家，於是在5月下旬辭別巖倉使團，提前回國。

　　日本國情與德國相似、與英國差別太大，因此只能學習德國道路、德國模式，已然成爲明治政府的共識。但日本究竟應當走什麼道路，確實事關重大，並非完全沒有爭議，在幾年後仍然引起政壇軒然大波。1868年明治天皇在京都發布著名的“五條誓文”是明治維新的綱領，第一條就是“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所以從1870年代起，逐漸興起自由民權運動，民衆開始批評政府，並且越來越激烈、規模越來越大。面對自由民權運動力量的大發展，決定走德國模式的明治政府從1875年起，態度開始強硬，以法律關閉批評政府的雜誌、報紙，並限制政治性集會。

　　就在決定日本今後走向的關鍵時刻，明治維新“三傑”在一年內先後去世。主張開放言論、儘早召開國會、制定憲法的木戶孝允於1877年5月26日病逝，原定召開國會、制定憲法的計劃也被拖延。他的逝世，對大隈重信的損失特別大。因爲明治政府成立不久，他就賞識大隈重信，一直對其青睞有加，大隈重信在不到十年時間能迅速升遷，與木戶孝允對他的提攜大有關係。木戶孝允的辭世，使大隈重信喪失了最重要的政治靠山。

　　西鄉隆盛辭職回鄉後建立私學，對學生進行軍事訓練，還存有大量槍支彈藥，3年後達3萬人，最終與政府決裂，於1877年2月末造反，發動西南戰爭。西鄉隆盛成爲西南軍統帥，於9月24日戰敗身亡。

　　大久保利通主張強硬鎮壓自由民權運動，是鎮壓士族造反的主要領導者，同時策動侵略中國臺灣以轉移國內不滿情緒。他主導的明治政府因爲鎮壓了自由民權運動和士族造反，一時躊躇滿志，卻沒想到在1878年5月中旬被幾名主張士族者暗殺身亡。

　　明治三傑的陸續離世，使伊藤博文、井上馨、大隈重信三人成爲最高層領袖。在三人政治中，伊藤博文、井上馨都來自長州藩，關係密切，而且長州藩與薩摩藩本來就是倒幕的主力，因此在明治政府中佔據要職的人多。如果與他們產生分歧，大隈重信自然居劣勢。

　　制定一部什麼樣的憲法，對日本未來發展至關重要，決定日本最後走什麼道路。伊藤博文堅持應走德國立憲道路；大隈重信看到了普魯士道路的問題，主張走英國式立憲道路。德國憲法與英國憲法之爭成爲焦點。著名啓蒙思想家福澤諭吉也主張採取英國式憲法，堅定地站在大隈重信一邊。

　　1881年3月，大隈重信讓福澤諭吉的學生爲自己起草了憲法草案。主要觀點是要求依照民意選舉，按選舉結果完成政權的更迭。官員分爲政務官和事務官，政務官是“政黨官”，事務官是“永久官”，由選舉獲勝的政黨組織政府推行施政，與伊藤博文的“天皇聖裁來定天下”的方針相反。具有權威的巖倉具視認爲，憲法應適用日本的國情國體，日本國情就是樹立區別他國的萬世一系的皇權體制的國體。

　　大隈重信知道此事重大，必須保密，他的憲法草案在提交天皇之前應該是不給任何人看的。但不想仍然泄密，被人密報巖倉具視和伊藤博文。他們閱後認爲太過激，如民衆有選舉權等侵犯了貴族的利益、天皇權力受限等等。伊藤博文尤其憤怒，因爲此前他把自己準備的憲法草案給大隈重信看過，沒想到大隈重信悄悄起草了憲法卻不給自己看，認爲大隈重信與福澤諭吉結盟，於是公開羞辱大隈重信：“你身居參議要職居然成爲福澤之流的傀儡，實在是可笑。”伊藤博文還挑起皇宮內人員也反對大隈重信。本來主張走與日本國情相近的德國道路的人就佔大多數，現在許多人又有現實利益，因此支持伊藤博文的力量空前強大，大隈重信陷入孤立。精於權謀的伊藤博文認爲最後攤牌的時機已經成熟，在1881年6月27日向朝中重臣巖倉具視表示自己與大隈重信勢不兩立，並於7月2日正式提出辭呈。

　　二人誰去誰留，不僅是他們個人的榮辱去留，而是關於未來日本國家道路、發展方向的選擇。10月11日，天皇罷免大隈重信一切職務，餘黨全部被肅清，史稱“明治十四年政變”。其實，在二人的鬥爭中，選擇伊藤博文即選擇德國模式，不說是“理所當然”也是“勢所必至”。因爲當時日本的國情與德國的國情確實最爲相近，幾年前巖倉使團訪問歐洲後其實就確定了學習德國的方針，大隈重信要改變既定方針談何容易。在國情相似的情況上，絕大多數人都認爲應當走德國道路，只有大隈重信、福澤諭吉等少數人才會不顧國情堅持要走英國道路。他的失敗，難以避免。

　　大隈重信被清除，掃除了日本走德國道路的最後障礙。確定了走德國道路，做事認真的伊藤博文不顧自己已居高位，工作繁重，竟然於1882年3月專門到德國學習憲法、行政法，直到1883年8月才離開德國，學習時間長達一年五個月之久。雖然在德國認真學習憲法、行政法如此之久，伊藤博文仍認爲自己知識不足、水平不夠，請了兩位著名的德國憲法專家擔任憲法起草顧問。1889年終於公佈了憲法，日本正式進入世界立憲國家之列。

　　但這部明治憲法賦予天皇極大權力，憲法是欽定而不是國會制定，國會是第二年才成立。憲法修改也不許議會提出，而是根據天皇敕命進行。立憲的核心是限制皇權，但明治憲法中有關皇室的重要事項卻都置於議會權限之外。雖然這部憲法規定立法權原則上需要議會通過，但又有許多例外條款，給天皇專行留下廣泛餘地。統帥、外交、任命、授予榮典等大權全歸天皇，完全不容議會置喙。憲法規定，軍隊完全由天皇控制，規定“天皇統帥陸海軍”,“天皇定陸海軍之編制及常備兵額”,“天皇宣戰,講和及締結各種條約”。而作爲憲法補充的《憲法義解》又進一步明確規定議會不得過問軍隊的編制、配備、給養、人事和訓練事宜。軍隊不歸議會而直接由天皇領導指揮，給日後軍部的崛起提供了機會。後來軍部正是在“清君側”的口號下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民主政治,又在效忠天皇的名義下對外發動“聖戰”,這些都是按照德國模式立憲所帶來的後果。

　　政黨政治與辦學興教

　　大隈重信不是造反者、革命者，被趕下臺後他未像西鄉隆盛那樣造反，也未像一些自由民權運動領導人那樣轉入地下從事反對活動，而是在體制允許的框架內從事政黨政治，成立了“立憲改進黨”，將政黨政治付諸實行。

　　1885年日本第一屆內閣成立，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總理大臣，井上馨任外務大臣。廢除自幕末“開國”以來與英美等國關於廢除治外法權、確立關稅自主的修改不平等條約是日本社會朝野關注的焦點，但井上馨能力有限，廢約談判一直不力，伊藤博文於是只能邀請具有豐富外交談判經驗的大隈重信入閣擔任外務大臣，負責談判。大隈重信於1888年入閣，致力於廢除治外法權、確立關稅自主等不平等條約談判。他的方案被國內激進派指責爲賣國，在1889年10月遭到激進浪人襲擊雙足受重傷，此後便不良於行。12月，他被迫辭職。但以後歷任外務大臣的修約談判也進展緩慢，日本最終在1899年廢除外國人居留地治外法權，比大隈方案晚了5年；1911年實現關稅自主，比大隈方案晚了10年。

　　1898年6月，政壇變化，大隈重信出面組織內閣，是日本的第一個政黨內閣。他以爲實行政黨政治的時機到來，曾充滿信心地說：“此次內閣更迭與歷次內閣更迭有着不同的意義。過去的內閣不允許內閣成員加入政黨，此次則正好相反，是純粹的政黨內閣。時事進步促使我國出現了政黨內閣，只要我們上下一致專心國務，本屆內閣前途是充滿希望的。”但反對者力量強大，這屆內閣只維持了短短四個多月，就在11月垮臺。

　　大隈重信第二次組閣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夜的1914年4月16日，第一次世界大戰7月28日爆發了，大隈決定日本參戰，於8月23日對德宣戰。他的戰略目標以日本在華利益最大化，對袁世凱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在政治風雲中，大隈內閣於1916年10月總辭職。

　　1881年“明治十四年政變”他被解除官職後，除了繼續從事政黨政治外，還積極投身教育，創辦了大名鼎鼎的早稻田大學。

　　1882年，他被解職後第二年就創辦私立“東京專門學校”。由於有西鄉隆盛當年辭官後所辦私學成爲造反重要力量的教訓，所以明治政府對此也非常警惕。政治經驗豐富的大隈重信非常清楚這一點，雖然住在早稻田附近，但在學校創辦後的15年中，他從未進過校園以避嫌疑。1902年10月，學校創辦20年，明治政府正式批准爲大學，定名爲“早稻田大學”。1907年學校創辦25週年，他認爲不必忌憚任何人而出任早大學校總長。

　　他的辦校方針是強調學術獨立，作爲私立學校不能不接受私人捐贈維持辦學經費，但他規定捐贈者不得干預、甚至過問學術。他認爲，政治也不應當干涉學術。1905年，日俄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日軍傷亡重大，1901年成立的早稻田大學棒球隊仍然準備如期到美國參加比賽，受到各方激烈批評、指責，甚至政府都準備出面干預、制止。大隈重信卻公開表示，自己舉雙手支持大學棒球隊去美國參賽，校方將全力支持。他說戰爭是政治家和軍人的事，學生只要盡到學生的本分就行。在學校成立40年慶典上，他發表演說，闡述了自己辦學的三大理念：一是學問獨立，二是學問的實踐應用，三是造就模範國民。

　　大正十一年，1922年1月10日，85歲的大隈重信病逝。

　　在決定日本道路的關鍵時刻，大隈重信與伊藤博文發生嚴重分歧，以他被解職、日本按照伊藤路線發展告終。以國情而論，走德國道路確實最適合日本國情，因此伊藤路線確實代表了當時大多數人的想法和觀點。而大隈重信的遠見在於看到了這條國情相近道路的危險性，主張不顧國情地走英國道路。當時他是少數派，是失敗者，但歷史卻讓他成爲勝利者：日本按照伊藤博文的德國模式發展，最後走向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給日本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經過深創鉅痛後，在外力作用下最後還是走上了大隈重信主張的英國式道路。伊藤博文的日本佔據了中國臺灣、吞併了朝鮮，但二戰的結果卻是日本帝國的崩潰，臺灣迴歸中國，朝鮮獨立，伊藤博文的“赫赫功勳”蕩然無存。而大隈重信失敗後創辦的早稻田大學依然存在，已經130餘年，成爲世界名校。

　　大隈重信與伊藤博文關於日本道路之爭的歷史表明，一個國家在關鍵時刻關於方向和道路的選擇至關重要，一旦選錯，必將付出慘痛而巨大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