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小说的新

即便如此，我们上述的金庸仍是在风格上与新武侠小说的各路掌门人有所区别。其实，金庸与他们在对武侠小说的整体理解上也有着质的不同，这应该是我们探索金庸之所以写出《鹿鼎记》和成为文学大家的关键。

其他的新武侠小说家的“新”在于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人物作了当代翻译，有自己的理解；但总让人感到有些穿着古装、按着古戏的作派却唱着现代人的流行歌曲之感。为了让我们的这种感觉具体化一些，我们不妨转述《三剑楼随笔》中的百剑堂主对《诗经》现代白话文翻译的举例。百剑堂主举的是现代文人陈子展、余冠英、李长之对《诗经》中“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一诗的白话文翻译。陈子展译文是：“参差不齐的荇菜，随手去打捞它。幽闲贞静的好女子，梦魂里也追求她。追求她不得，梦魂里相思更切。想她呀，想她呀！翻来覆去如何睡得？”余冠英译文是：“水荇菜长短不齐，采荇菜左右东西。好姑娘苗苗条条，追求她直到梦里。追求她成了空想，睁眼想闭眼也想。夜长长相思不断，尽翻身直到天光。”李长之译文是：“水里荇菜像飘带，左边摇来右边摆，苗条善良小姑娘，睡里梦里叫人爱。寻来寻去没有寻着，起来躺下睡不着，黑夜怎么这么长？翻来覆去到天亮。”看得出来，三位作者都费尽心思，曲尽其意。百剑堂主比较下来，“觉得李译的形象较多，感情也较缠绵热烈”。也许有道理。我们读这三段译文，也像读武侠小说一样，很轻松很有趣，有普及性，不似读原诗那么费琢磨。但是，总觉得不是滋味，不是原诗的那种“滋味”。古龙更聪明些，他的翻译可能更像准创作；不过，尽管活趣多了些，但也不过是在清汤面上多加了肉丝、咸菜之类的“浇头”而已。古龙面对《诗经》中的“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可能就像现代诗人朱湘给妻子的书信中的“翻译”：“自从我夫君去东方，我头发乱得同稻草一样。难道我没有洗发膏药搽头发，没有水洗吗？不是的——只是一样：我夫君出门了，我何必打扮，我打扮给哪个看呢？作为新武侠小说盟主的金庸，当然开始也在翻译，但不像其他人只停留于翻译（或创作式的翻译）。他要实现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金庸评传》（桂冠工作室版）很有见地认为是司马迁首次对先秦的游侠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先秦，侠意识一般指“不务正业，为强权效力，无法无天，好勇斗狠”，司马迁则将这些游侠归入《刺客列传》。而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对侠的理解是：“第一，生活在民间，是市井闾巷中人；第二，这种人说话诚实，做事坚决彻底，一诺千金，舍生忘死；第三，不结帮拉伙，欺凌孤弱，恃技骄人；第四，功成不就，不图名利。”

金庸的武侠小说从早期到中期，他是在雄心勃勃地继承和升华司马迁的侠义传统，并终于在萧峰（《天龙八部》）尤其郭靖（《射雕英雄传》）身上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也即“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萧峰和郭靖都是布衣之侠，应该是处于社会和历史的边缘；但也像明代的袁崇焕一样，他们从在江湖上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到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抵御契丹和驻守襄阳抗元，他们从边缘走到中心，从江湖走向国家，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应当承认，《射雕英雄传》是新武侠小说的创作顶峰和代表作，但不足以代表金庸的创作成就。

金庸由继承和升华司马迁的“侠”扩展至了《史记》的全部。关于《史记》，后世几乎人人都觉得它有魅力，其中原因永远也说不完。在这儿，我们只提一点，《史记》是二十四史中惟一一部不“正统”的史书。其他的史书在刻画中国历史的世态人情方面也道地，但没有一本不是从皇家（或朝廷）的眼光来注视历史的。只有《史记》，司马迁是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来上下求索中华民族的传统丰富性和多样性的，他不拘泥甚至无视正统的概念和框框。这种品性、格调、气度是令金庸暗暗折服的。我曾说过金庸没读过西方的小说，就创作不出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情节；同样，若他没受《史记》传统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尽管金庸最喜欢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但这可能对他的政论更有帮助），也难以有所作为。于是，金庸除了塑造郭靖和萧峰（当然他最后被正统所害）等正史人物，还为我们贡献了许许多多亦正亦邪性情中人。他们不是完全与“郭样板”对立的恶棍；而是有弱点有“污点”的强人或准英雄。他们的出现，起先可能是为了使新武侠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更为丰富多彩，可渐渐他们成为金庸小说中的一条副线一条暗流。我们不知道金庸当初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即他将司马迁的侠的认识立体化和升华之后，他也将后世的正统化塞进了这些大侠形象中。对新武侠小说而言，也许丰富了；但在整体呈现中国人传统和当代生活的情感情况方面，恰恰是片面的“正统”。至少金庸笔下的“不正统”人物越来越可爱越来越“高大”起来，起先还是众星拱月，到最后出现了转折性的人物——令狐冲。他厌烦于争权夺利无非是为了一个“正统”的社会和江湖。但不进入正统，就没了权利和资源，为国为民只是想想而已，实现不了啊。令狐冲索性独自逍遥，不管这些闲事了。但虽然令狐冲是个转折性的人物，他仍带有过渡性。因为他既不理正统，也不反正统，眼不见心不烦，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他也确实靠着本领和机警躲过去了。所以他还被正统意识兼容。

在这里，我对“正统”稍作些解释。它不限于朝廷与江湖对立时的称谓，因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侠客都是反“正统的朝廷”的。而我指的“正统”是一种中心一种权威一种权力，一种对其他人生活的干预，而“反正统”是宽容和无为（但它不带有无为而无不为或无为而治的涵义），或者按金庸晚年“金盆洗手”后说的一句话是：“减少影响别人的意志！”《倚天屠龙记》虽然比《笑傲江湖》早出现于坊间，但我认为这部书很值得注意。主要是书中的人物张无忌已回归到“正常人”了。金庸非常注重人物性格对小说的决定性作用。他曾从小说的写作方式谈到这点，“小说主要是要写人物，写感情，故事与环境只是表现人物与感情的手段”。而且与人物性格相比，“感情较有共同性，欢乐、悲哀、愤怒、惆怅、爱恋、憎恨等等，虽然强度、深度、层次转换千变万化，但中外古今，大致上是差不多的”。“人的性格却每个人都不同，这就是所谓个性。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贾宝玉与林黛玉，他们深挚与热烈的爱情区别并不大，然而罗密欧、梁山伯、贾宝玉三个人之间，朱丽叶、祝英台、林黛玉三个人之间，性格上的差异真是千言万语也说不完。西洋戏剧的研究者分析，戏剧与小说的情节，基本上只有三十六种。也可以说，人生的戏剧很难越得出这三十六种变型。然而过去已有千千万万种戏剧和小说写了出来，今后仍会有千千万万的戏剧上演，有千千万万种小说发表。人们并不会因情节的重复而感到厌倦。”——因为“戏剧和小说中人物的个性并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