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早期历史中，共产国际是一个绕不开的组织，当时共产国际作为“老大哥”，在组织经费、人员培训 、政策指导等方面给予我党大量的帮助，并派出代表到我国指导党的工作，例如在一大建党会议上，指导建 党工作的马林，成为我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大革命时期，指导国共合作的鲍罗廷，促成了黄埔军校的建立和 北伐战争的开启。

然而“成也国际，败也国际”，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国产国际派出的代表因不了解中国国情，照搬苏 联革命经验，给我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其中最让人熟知的就是洋顾问李德，在总负责人博古的支持下，他 一度实际行驶红军最高指挥权，造成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惨重伤亡。幸运的是，1935 年1月的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取消了博李二人的军事指挥权，使红军指挥权重新 回到主席手中。

那么遵义会议后，失去军事指挥权的李德又担任什么职务呢？后来他的结局怎么样了呢？事情还要从李德的 真名说起。

李德，真名奥托·布劳恩，生于1900年9月，德国慕尼黑人，他的发迹起于一场“越狱”。

当时他由于参加德国革命活动被捕入狱，然而不甘命运安排的他奇迹般地越狱成功，并一路逃往当时共产主 义运动的“大本营”苏联。

这次越狱也成为成为李德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逃往苏联后，他进入苏联“军事人才摇篮”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此期间，他认识了王明和博古。

毕业后按照上级组织安排，李德被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从事情报工作，如果没有意外，他将在苏联红军中度过军旅生涯。然而这时共产国际发生一件大事：共产国际联络部下属的上海秘密交通站负责人牛兰夫妇被捕，由于两人掌握大量情报，国产国际经过商定派出两人负责运送一批“重金”前往中国，以贿赂负责审判牛兰夫妇的官员。

而负责运送“重金”的其中一人就是李德，李德到达上海后出色的完成了任务，并碰到了老熟人博古。当时博古被王明指定为临时中央总负责，由于他缺乏军事斗争经验，他就把李德当作军事上的“依靠者”。

上海斗争形势恶化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李德在博古的支持下完成了从“”苏联情报人员”到“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身份的转变。

需要指出的是，共产国际当时只是赋予李德军事建议权，也就是说李德没有指示权和决定权，然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打响之后，由于李德具有共产国际身份的“光环”，再加上博古对李德的盲目信任，李德就实际行驶了红军最高指挥权。

这位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虽然在苏军中当过骑兵师参谋长，具有一定的作战经验，但是他不了解中国国情，看不起红军实用的游击战术，而是照搬教科书打仗，奉行“硬碰硬”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导致红军伤亡惨重被迫进行长征，在长征途中，李德、博古等又未能制定机动灵活的战术，血战湘江后，部队已经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面对惨重的教训，1935年1月，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在会上经过讨论决议，决定撤销博李二人的军事指挥权，选举主席为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指挥，这成为红军长征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李德，一下子被集中批判并取消了军事指挥权，这放到一般人身上肯定会非常沮丧，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李德却并没有死不认错，而是知错能改。

在随后的军事行动中，红军在主席的领导下，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抢渡金沙江，这一系列胜利让李德由衷的钦佩。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懋功后，李德坚决支持中央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路线。后来李德曾坦荡地说：“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同志比我更了解他们在本国进行革命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我没有根据中国的地理形势、中国人特有的作战传统进行指挥。”

红军到达陕北后，李德逐渐淡出中央，先后从事骑兵训练、延安军事学院教学工作，一直到1939年才被调回莫斯科。后来，他又从苏联返回东德，从事翻译和写作工作，还当选了东德文联主席和作协书记等职务，1974年8月15日病逝，享年74岁。